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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级剧院到民营剧团，贺岁话剧仿佛艺术市场的一块“肥肉”，引得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话剧创作几乎进入了个体户的时代，很多人完全被市场左右，只知一味地迎合。 　　岁末年初，上海的话剧市场实在太火了！和往年一两个贺岁话剧“打擂台”的局面相比，今年的贺岁话剧突然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仅在今年1－2月间，大大小小的贺岁演出就有近10台。而且这些大小演出，几乎无一不卖座，都能靠票房赚个盆满钵满。
　　有人说得好，上海的白领都有对自己身份的想象，而把看话剧作为娱乐“功课”就是一种他们对小资这个身份的想象。
　　
　　市场探索
　　
　　面对贺岁话剧出奇的热闹，当年的“领头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导演杨昕巍却并没有太多喜悦。今年是杨昕巍创作贺岁话剧的第五个年头，话剧《和谁去过情人节》再次把视角聚焦在白领的情感问题上。剧中男主角是一位典型的成功人士，但在情人节却遭遇了难题：大他十岁的前妻、小他十岁的现妻、崇拜她的刻板的女助理、同性恋的追求者、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同时要求和他过情人节，令他招架不住，应对不暇。该剧集中了各种喜剧元素，包括主人公懦弱的性格喜剧，成功与谎言交织的逻辑幽默以及“一人五伴”的荒诞剧情，属于典型的“王朔热批加星爷冷讽”的俏皮风格。
　　回想5年前的岁末年初，当杨昕巍推出自己的作品――《今夜请将我遗忘》时，“贺岁话剧”仅仅是一个尝试性的新名词。当时，冯小刚贺岁电影的空前火爆给了票房冷淡的话剧市场一丝希望，制作人兼导演的杨昕巍尝试能借“贺岁”的名义，带动话剧市场“火一把”。果然，他成功了，改编自慕容雪村同名网络小说的话剧借着网上原有的热度，伴着“贺岁”档期的优势，一下子连演了32场。于是，在毫无赞助的情况下，80元一张的戏票让杨昕巍赚到了第一桶金。
　　原本在元旦根本不可能安排演出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开始了全新的市场探索，贺岁话剧的局面被渐渐打开了。“说实话，当初我也根本不知道观众想看什么，纯粹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做。对观众而言，其实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看怎样的话剧。剧院、观众，两边都很迷茫。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内心和作品来与观众对话。”杨昕巍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天生喜爱喜剧的他把轻喜剧作为自己的“贺岁剧”的基调，同时，又以探索当代都市年轻人心理状态为特点，保持着“真诚不虚假，复杂不单一，深刻不浅薄，幽默不胡扯”的“黑色幽默”风格，“杨氏贺岁话剧”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杨昕巍的贺岁话剧至今保留着一个特别有趣的“传统项目”――在演出结束后，每一位主演会抽取幸运观众，向他们赠送红酒、巧克力等各类礼品，几乎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大大小小的礼物，满意而归。而这些礼品，几乎都是由赞助商提供的。花80元钱看话剧，有乐子可笑，有礼品可拿，临走时还有东西可吃，这也是“杨氏贺岁话剧”颇为吸引观众的一种“特殊手段”吧！当然，为了这个有效的“特殊手段”，杨昕巍不得不在导演之余，兼顾赞助和品牌推广，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创作力，成了他的“一个瓶颈”。
　　
　　浮华背后
　　
　　任何一个经营体都要逐利，如今，贺岁剧俨然已成为一块香饽饽。在这两年间，除了上海话剧中心这样的国家剧团，各种民间制作也争相抢占这一市场。年末岁初本来就是消费旺季，加之圣诞节、元旦、春节和情人节接踵而至，观众不仅看戏的热情大增，消费力在这一期间集中释放，贺岁话剧的票房前景显得极为乐观。
　　贺岁话剧成了继贺岁电影之后的又一市场热点。对此，有部分业内人士肯定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表明上海的话剧观众群正日益扩大，过年看话剧也已渐渐成为不少城市人的生活选择。但是，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到了繁荣背后的泡沫，认为目前贺岁剧的剧目依然停留在小制作轻喜剧的层面，题材也依然局限在都市人情感话题和男女关系上，尤其是大大小小的贺岁剧名字，几乎没有一部不和“情色”相关，不少作品肤浅粗糙，滥竽充数。由于跟风心态严重，很多剧作从排练到上演的时间往往很短，运用的戏剧样式很容易雷同，相比现在的电影贺岁大片，贺岁话剧一元化倾向严重。这种一元化还体现在各个贺岁话剧的观众定位，几乎都集中在年轻人群上，而对于儿童、家庭市场的考虑则相对很少。因为小资喜欢话剧，小资形象需要看话剧这个生活方式来包装，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话剧与白领的双赢，不如说是话剧与白领的共谋。
　　同时，由于一味以市场为标准，贺岁话剧“娱乐化”色彩甚浓，被一些人士斥为“低俗”。有人统计，光今年上海本地上演的5部贺岁话剧中，“不约而同”有3部以讽刺、夸张表现同性恋关系来作为搞笑手段，其中还不乏国家级艺术剧院的创作。此外，以残疾人、模拟疯人院等涉嫌人身攻击性质的题材来取悦话剧观众，令人担忧。若说几年前面对专家、媒体对于话剧舞台呈现“浅阅读”现象的批评，话剧人可以用“培育市场”作为堂而皇之的解释理由。那么，到了今天，话剧市场似乎已从“奄奄一息”到“生机勃勃”，难道还要以
　　“娱乐化、庸俗化”的面目继续出现么？在演出市场一窝蜂的当下，话剧创作几乎进入了“个体户时代”，很多人完全被市场左右，只知一味地迎合。
　　面对这一现象，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目前的戏剧创作最缺乏的，或许并不是自由精神，而是不可或缺的严肃的艺术精神。“我的每一部贺岁作品都坚持不复排、不速朽的原则。虽然表现的是喜剧题材，但喜剧并不等同于搞笑，我总希望使观众们能在欢笑之余有所启示。”走着典型的“学院派”路线的杨昕巍尽管排演的几乎都是都市白领们喜爱的轻喜剧，但他不同意“看话剧是一种时尚”的说法。在杨昕巍看来，“贺岁话剧是岁末年初寒夜里一盏温暖的台灯”。因此，贺岁话剧不应该是随时应景，可有可无的“节令产品”，而应当像灯下阅读一般，可以让观众在品赏之余，体会到更多阅读的温情，思考的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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