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坐南不望北】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我呼吸惯了这里的空气,听惯了这里的声音。我的亲情、友情都在这里。如果还热爱小说,不一定非要往大都市里挤 　　 　　上学是为了给父母记工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作家,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上海,有的在纽约,有的在广西。有的为了获奖,有的为了发泄,有的装神弄鬼,还有的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是为了让朋友们更喜欢自己”。广西作家东西说,他写作是为了“内心的秘密”。看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时,他少见多怪地想,老纳怎么会提前50多年写出“我的秘密”来了?
　　远在没有来到省城之前,1966年,东西生于广西谷里,一个贫困的山村。
　　他的个子不是太高,1米61,体重却有70多公斤。按照通行的公式计算,属于肥胖症里最轻的那种,虽然他看起来并不十分肥。十几年前,他是一副尖嘴猴腮、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他是有些“委屈”的,但也不时常说起。当年人们做着发财梦的时候,他做的是发胖的梦。结果,他如愿了。
　　谷里地处中国行政神经末梢。“文革”结束,斗争的余温还在。小的时候,东西的“前身”田代琳会趴在猪栏上,眼巴巴地看着两头一点也不“特立独行的猪”。在他眼里,两头猪“一样地可爱”。父母说,“到底拿哪一头去上交呢?”如果没开批斗会,东西会指向稍小的一头;如果恰逢批斗会,他会识趣地指向比较大的一头。害得两头猪心惊胆战了好长一段时间。最终,其中一头在肥头大耳之际,像出嫁一般,由东西自豪的姐夫和堂兄们抬着,经过弯弯曲曲的山路,运往10里以外的公社食品站。
　　和猪告别的时刻的确令人伤感,“噙着泪水”。谁说养畜生没感情呢?在那个不是评工分就是开批斗会的年代,养猪是重要的业余生活,是社员显示才华的机会。“每个人都用修建房屋的才华来修建猪圈,用准备酒席的天赋来煮猪潲(一种猪饲料,用泔水、米糠、野菜、剩饭等煮成),把不想和别人说的话拿来和猪说。”猪不但是梦想,也是生活的底气。东西惭愧地想,除了抬猪和交公粮,自己贫瘠的小家确实也没什么别的可以奉献给国家。所以直到现在,他不是一个爱提要求的人,不是一个爱高声说话的人。
　　那个村子坐落在半山,只有十几户人家。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公路。日后东西终于成了“城里人”,刚工作不久就去县里“反映”,结果有了水;接着,东西又“反映”了一下,结果有了路。他又“反映”了一下,结果有了电。生活有时会有创世纪般的奇迹,却不能够沾沾自喜。
　　东西上学,是为了给父母“记工分”。他的父母是文盲,生产队一起劳动,经常是5天10天才评一次工分。而5天前、10天前谁干过什么活,大家早已忘记了。一到评工分的时候,村里吵得翻天覆地,说我哪天在哪里干活,还跟你打过架、讲过话,你都忘了?闹出一些“冤假错案”:没有出工的人给他记满工分,出工的人反而说他旷工了。东西发现父母在自我陈述时非常吃力,于是他6岁就开始帮父母记工分,“某天,某人在哪里拔草,在哪里收玉米。”村里人一听就说,“对了对了,是这样的。”
　　乡村有事传得快。“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故事。张三来自哪里,要去何方,有多少故事,什么缺点、优点。”婆媳吵架、家长里短,竖起耳朵就能听到。乡村里有爱情,也有偷情、意外的夭折,等等。他很早就看到了这些本该“遮蔽”的部分。
　　云贵高原南麓的山村终年云雾缭绕,树木遮天蔽日,热浪逼人,树叶易于腐烂,它所能够拥有的诗意,并不是江南才子式的。小的时候东西的文字教科书是写在石头上的:有人丢了马,写道――谁见了我的马/告诉我一声。
　　他9岁开始在小学里独立生活,自己码石头做灶头,挑水煮饭。14岁到了离家几十公里的县中上学。1982年,东西16岁,考上了河池师专。“我很庆幸是在80年代初期读的大学,当时思想开放、标新立异。90年代后的大学生反而没有那时候活跃了。”当时有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因为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唱那首歌时,“是真的那样想的”。
　　事隔多年,东西说,“我幻想的未来不是现在,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未来。”
　　
　　荒诞的世界,黑色的幽默
　　
　　东西是一个“怯懦的人”,因为从小知道自己家庭成分不大好。“那时我家是富农。1976年我母亲作为坏分子被拉去乡里批斗,批斗会现场我没有去。当时我10岁,在喇叭里听到他们点了她两个错误:第一、我家带头捡‘橡木籽’。其实我们家一颗都没捡;第二条罪状是我父亲没有去参加修公路,而当时我父亲正在修公路。”现实比小说更为荒诞,几乎是这一代作家的共识。
　　东西还记得,“毛主席去世时,我们村里挂了遗像,村公所还开了追悼会,每个人要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作告别。我也在里面,看到我母亲泪流满面。她是被批斗的人,跟我们发过很多牢骚,为什么毛主席过世的时候,却哭得那么伤心?母亲说,她哭是因为想到了死去的亲人。”
　　日后,他写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也是以1976年毛泽东去世开篇。而那一天,小说里的“父亲”也失踪了。政治的压抑、贫穷的压抑,都影响了东西的写作,日后他对记者说,他对世界的诉求,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公平一些、更合理一点”。
　　他对异性的最初想象来自《红灯记》里的大辫子姑娘。上学时他战战兢兢,不敢和女同学说话,擦肩而过时都害怕得“双脚要漂起来”。19岁师专毕业,他回到天峨县中学教书。当时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最可怜、最需要安慰的人。他读到郁达夫的日记,为那些描写面红耳赤;看到卡夫卡的《地洞》,引为知己,他认为他们一样怯懦。
　　他日后的小说里,也充满了这样的“小人物”、“黑色幽默”。他引用马克•吐温:“人人都生活在可笑的状态中,可是人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事实。”他的小说虽然总有些男欢女爱,却往往病态,缺乏浪漫气息。《后悔录》写一个倾述者曾广贤,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花钱请按摩女听他讲自己的“后悔”。2005年,东西因为这部小说获“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称号,后来又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
　　“刚到南宁那两年,东西显得特别低调,掉片树叶都怕砸了头。一起进出报社时,他见了谁都点头打招呼,脖子上像装了转轴似的。”朋友胡红一这样说。什么叫体制内?东西不是太明白,他当过老师、县委宣传部干事、记者,“广西作协怎么了?挂在文联下的小单位,没实际权力,只是坐那里开开会。我都是下了班才写作。”从编辑、排版、校对,到开稿费、寄样报,事事亲为。在那里他见到了早年张艺谋带着的还没有国际化的章子怡。孙红雷现在是红了,可当年在合影里站最后一排末边,只露了个小脸。东西可是梳了个分头,坐在第一排呢。
　　他在小说和影视剧间跳来跳去,一会儿写小说,一会儿写剧本,就差没练书法了。《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成电影《天上的恋人》,曾获得第1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去年还获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他的小说《耳光响亮》、《我们的父亲》都被改编为20集的电视连续剧。今年春节前,他完成了25集电视连续剧《后悔录》的剧本,这部片子不久就要开机。
　　
　　用最低的生活成本换时间和心态
　　
　　人物周刊:演员“北漂”,一些外省作家也“北漂”,你一直生活在广西。广西从来不是话语中心,不可能放大你的声音,你怎么看写作和地域的关系?
　　东西:“娜拉”可以出走,问题是出走以后怎么办。我曾经有一两次离开广西的机会,但仔细地打过算盘,发觉“北漂”、“东游”都不一定适合我。我呼吸惯了这里的空气,听惯了这里的声音。我的亲情、友情都在这里。如果还热爱小说,不一定非要往大都市里挤。
　　人物周刊:你不认为文学和艺术相对集中在中心城市?
　　东西:在这个时代,小说能赚多少钱?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写作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中心城市尤其如此。所以我愿意待在外省,用最低的生活成本来换写作的时间和心态。
　　假如我们以北京为中心,葡萄牙比广西更遥远,但我们还会读若泽•萨拉马戈的《失眠症漫记》。另外,在信息高度畅通的今天,作家扎成一堆很容易同质化,而边缘地区的作家,反而能提供陌生化的写作。海明威说得多好啊,他说一个在众人簇拥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固然可以摆脱孤寂之感,但他的作品往往就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孤寂中独自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超群出众,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面对缺少永恒的状况。
　　人物周刊:你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时,你写过一篇创作谈,承认自己是边缘的和封闭的,现在你会更正这种看法吗?
　　东西:不会。也许真正的写作者都有这种封闭感,你再畅销,也没有J.K.罗琳畅销。你在中国有名,可能还渴望在世界上有名。只要有了这些理想,作家就会有被封闭的感觉,就会觉得委曲。像我这种出生于村庄的人,封闭感会更强一些。而我的写作,就是尽力去突破这种封闭。也许《没有语言的生活》就是一个比喻,假如不是大山阻断我的视线,不是因为交流不便、信息不畅,也许我写不出这部小说,也写不出《目光愈拉愈长》。前者,我写瞎子、聋子和哑巴的无法沟通;后者,我写目光穿越高山森林能看到城市。这都是我的现状和渴望,是地域对我写作的影响。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写影视剧本,据说有些小说家挺轻视影视创作,你怎么看?
　　东西:写剧本的作家很多。刘恒写《集结号》,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云水谣》;刘震云写《手机》。王朔写得更早,比如《爱你没商量》、《一声叹息》。朱苏进写了电视连续剧的剧本《雍正王朝》。由于作家进入影视领域,影视剧的水平明显提高。有时候,我看一部影视剧获得的心灵撞击,甚至超过小说。并非小说就高贵,影视剧就低微。
　　人物周刊:请谈谈作家的担当。
　　东西:小说的影响力日渐减弱。当担当无效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担当?纳博科夫说过:文学创作的目的只是自娱和娱人,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而并非是为了自以为是地改造社会。
　　人物周刊:你眼里的边缘写作什么样?
　　东西:福克纳只写美国地图上邮票大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沈从文只写他的湘西,但他们的作品都能漂洋过海。他们不只是展示风俗。
　　作家不愿意和别人没有区别。这需要独立的思考、新鲜感和想象力。边缘性也许让我没有扎堆,没有被某种写作同化。这让我对沉默的乡村、对曾经的生活困境产生感激之心。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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