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舒骏　从歌手到评委】黄舒骏的歌曲

　　属于我们的精彩，早已经不复存在 　　 　　2001年，台湾歌手黄舒骏发行《改变1995》之后，再也没有出版过新专辑。 　　 　　而今他42岁，正值壮年，却有点像老人：年轻的80后没有听过他的歌，只在一个又一个选秀节目上，看到他与包小柏、柯以敏等人一起坐在评委席上，卖弄着“毒舌”；曾深受其影响的60-70年代人仍旧记得他，偶尔在KTV点唱他的歌。
　　他才华横溢，人文气颇浓，因《未央歌》而与作家鹿桥的一段交往更成轶事。“我一直是个不安于室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尝试很多的，甚至可以说是过多的工作类型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么多的追求到后来常常会觉得茫然。而鹿桥先生的一生则是简单而丰富，他一直对生命有很大的热情，对我对未来的看法有很大的启发，虽然我一直学不好，但是我依然想要像鹿桥先生一样，可以对生活保持热情。”
　　他年少得志，据说曾在罗大佑的演唱会上跑到后台，冲罗大佑说：“有一天，我一定会超过你！”那时他计划35岁就要退休，离群索居，到一个地方躲起来每天钓鱼。“我没有想过我到现在还必须工作。”他说。
　　现在他“跟所有人一样，工作，休息，工作，休息”。采访的第二天他要到马来西亚去，一个选秀的总决赛，他出任评委；此前他在南京，出任某选秀节目评委；8月28日，他又抵南京，依然选秀，依然评委。他很忙：“这一年中飞来飞去的时间非常多，飞了30多次。”
　　整个采访，他的声音温和优雅，语气缓和庄重，言语滴水不漏。他曾经与张培仁一同接受采访，对台湾音乐界大肆批驳，他们看不起那些媚俗的商业习性，看不起那些平庸的产品。可现在，张培仁不复在音乐上谋求理想，而黄则做起了选秀评委。岁月荏苒，江山已老。
　　那个22岁甫从学校毕业便发行《马不停蹄的忧伤》的年轻人的光环随岁月逐渐黯淡，这本是时代的辗转腾挪，但若干年前似乎歌里就有谶语：在长达804字的《改变1995》中，黄舒骏如此写道：“ 天才就怕不够天才， 坏又不够坏， 天天都想离开， 却不知到哪里才能换骨脱胎， 属于我们的精彩，早已经不复存在。”
　　
　　“我到今天还没发疯是一个奇迹”
　　
　　人物周刊：你在大学时候读的是大气科学系，是什么契机使你在大学毕业后投入唱片行业的？
　　黄舒骏：如果一个大人足够负责任，他应该会跟年轻人坦白地说，有太多的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因缘际会，而你只是从中做一个选择。我没有计划过要念大气科学系，也没有计划过去唱片公司，但是我却因为大学联考，去了台大大气科学系；又因为喜欢唱歌，后来也写歌，碰到了唱片公司；而那个唱片公司也是非常可爱的，它竟然让一个完全没有做过唱片的新人自己去做自己的专辑。更离谱的是，这专辑还大卖，逼得我必须做第二张。
　　人物周刊：2001年你发行《改变1995》之后投身做主持，最近则比较多地做选秀节目的评委，为什么没有继续发行唱片？
　　黄舒骏：其实我一直没有停止创作。做主持是刚好那段时间有这样一个机会，觉得可以，就做了。现在做选秀节目的评委也是这样。我觉得一个创作的人会有很多不同的创作形式。做音乐是一种，当评委是另一种，甚至我现在接受你的采访，也是一种创作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做点什么，说点什么尖锐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是“毒舌”啊什么的。我的音乐作品里面也出现过许多尖锐的东西，这对我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
　　人物周刊：音乐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舒骏：在我做音乐之前，音乐就像我每天喝的水、吃的饭，毫无目的而非常喜欢。中学时代，我住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城市里，不夸张地说，那里所有能买得到的音乐都被我买光了。就像做学问一样，歌手、乐队、畅销曲、音乐类型，从A排到Z，全部都听过。我常常一个人房门反锁，拿一个手电筒当麦克风，跟着磁带唱，还把当时最喜欢唱的歌录进磁带，拷贝了送给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说，《马不停蹄的忧伤》根本不是我第一张专辑，而是第6张，因为我在中学时代，自己已经发行过5张专辑了。
　　人物周刊：说起流行音乐，很多人会把你和罗大佑并提，曾经的唱片宣传中也提到你试图挑战罗大佑，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流行音乐史上的位置，以及你与罗大佑两人的位置？
　　黄舒骏：在流行音乐里面，如果有人认为我可以跟罗大佑并提，我认为这是我的荣幸。但是客观地来讲，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跟他并提的。但我这么说也许缺乏公信力，因为我后来发现，自己认为的一点都不准。我以为我有多重要的一些地方，后来发现不重要；而我以为不重要的地方，后来发现还蛮多人看重的。所以自己永远不会明白自己在历史上客观的地位是什么样的，永远是留给别人去说。
　　人物周刊：很多人对你文字的印象是“黑色幽默”，但你这个人又被称为“歌坛顽童”，还有人说你是“毒舌”评委，你在生活中是怎样的？
　　黄舒骏：我应该算是一个闷骚型的人。我的叛逆和激情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静态的。比如偶尔心情不好，我的解决方法就是睡觉。我呆在家里的时间非常长。我对事情有很多看法，但是不太有动作，所以我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找到了一个自我表达的方式，就是创作。
　　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内向型的躁郁症，内心里面发作数百次，但是表面看不出来。也有很要好的朋友跟我说，他们一直觉得我到今天还没有发疯是一个奇迹，因为他们的确看到我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在创作和事业经营之间，做了很多很难以理解的融合，他们觉得我这种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看起来还是一个蛮安静的人。
　　
　　《未央歌》和鹿桥先生
　　
　　人物周刊 ：据说你非常喜欢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你的《未央歌》也因此而作，这本书的什么如此吸引你？
　　
　　黄舒骏：《未央歌》描写的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虽然背景非常艰苦和残酷，但这本书所描写的却是一种相当超离于现实环境的美好。这种美好事实上反映出很多人内心的渴望，有点像是学生生活的乌托邦，它使台湾的学生以它作为对大学的想象和憧憬。这个憧憬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它的吸引力来自于，我们受到的教育使我们认定大陆是我们的故乡，只是它是一个暂时没有办法回去的故乡。大家都对大陆充满了想象。
　　《未央歌》在台湾大概1958年就开始发行。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1981年，那时刚好是考上高中的暑假，花了3天时间把600多页的书给看完了。高中第一堂课，国文老师就提到了《未央歌》，说如果我们有空应该去看这本书；事实上我们整个高中三年同学之间一直在讨论这本书。《未央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本书，而是所有的中学生活，那些年少的回忆。它成为我个人生命里很重要的印记。
　　人物周刊：能跟我们讲讲你跟鹿桥先生的故事吗？
　　黄舒骏：1988年我出第一张专辑后就想能不能借此跟鹿桥先生有所联系，但实际上，当时鹿桥先生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一直到1997年，鹿桥的侄女写信给我说，鹿桥知道了台湾有个小孩，写了一首《未央歌》，让我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只管联系他。这是一个惊人的震撼和喜悦。我收到这封信的两个礼拜内就飞到美国去找鹿桥先生了。
　　鹿桥先生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他一讲话，开头就是哈哈大笑。我人还没进到他家门，他就说，哎呀我以为你会抱着一把吉他唱着《未央歌》来给我听。在他的家，我告诉他《未央歌》对我的影响，他也告诉我很多关于《未央歌》的故事，还带我看了他很多很多的照片……当时鹿桥先生已经79岁了，他和夫人对我就像爷爷奶奶一样，而我觉得，哇，我因为写了《未央歌》就有这么特殊的机会，可以直接到鹿桥的家跟鹿桥讲大话，蛮骄傲的。
　　
　　应该用健康的态度来看待商业
　　
　　人物周刊：你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商业化以及媒体的所作所为导致了音乐行业大量的设计和虚假。现在呢，你对台湾音乐界现状有什么看法？
　　黄舒骏：如果没有商业之手的推动，我们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任由我们选择的音乐，所以对商业这只手，我们需要给它一些Respect（尊敬）。也有人说，商业把我们的音乐扭曲，但这其实是很难证明的事情。我们应该用健康的态度来看待商业的手。没有商业之手，所有的人都只能在家里弹给自己少数几个朋友听，弹完大家拍拍手就回家了。我觉得商业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它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必要。
　　人物周刊：台湾音乐人林文炫曾经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很多有自己想法的歌手在商业化运作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会想，“我到底要不要红，要不要更红？”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黄舒骏：我告诉你，我认为这个困惑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我明明可以更红，我故意不要红”，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你怎么知道你会更红？没有人知道的。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五月天”，当年他们跟一群被称为另类的团体一起，出了一张合辑叫《爱国歌曲》，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谁是谁，最后就红了一个“五月天”。你觉得只红了“五月天”是因为其他几个团体故意不想红吗？
　　人物周刊：近年来很多港台的音乐人纷纷来京，营造工作室或者定居，你对北京有什么印象？是否也有在北京定居的打算？
　　黄舒骏：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97年。我还记得我那次去，认识了郑钧，还跟他一块去了长城。这十几年间内地主要的都市变化都很大。我觉得北京在10年间飞速发展，举办奥运会使得整个北京在现代化的这条路上走得非常快速。
　　我们台湾中南部的小孩都会往台北走，同样的，将来整个大中华的市场往北京或上海、广州这些重要的都市走。至于我会不会在北京有个住所或者工作室，现在还不是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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