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　民间智库的先行者】 大参考民间智库

　　他一直在寻找知识分子的“第三种生存方式”――既不依附于权贵，也不向金钱谄媚，而凭借自己的智力投身市场经济获取报酬，赢得尊严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广州
　　
　　在今年六月的“金三角”，王志纲学会了“斗地主”，这位中国房地产界的“幕后大黑手”(朋友戏称)以前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土鳖房地产老板们玩这个。
　　“王老师”的牌风相当彪悍，凡是可以叫地主的机会绝不容错过，从来不把机会让给对手。
　　他的理论是“相信底牌总会有机会”。
　　从当年新华社的名记者，到全国知名房地产策划专家，到现在成为从事企业和区域发展战略咨询的民间智库的领军人物，不管身份如何变幻，他总是喜欢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知识分子”，喜欢别人叫他“王老师”。
　　从开始下海，他就一直在寻找知识分子的“第三种生存方式”――既不依附于权贵，也不向金钱谄媚，而凭借自己的智力投身市场经济获取报酬，赢得尊严。
　　前几天，刚从湄公河流域考察回来的王志纲在广州请老朋友们小聚。他笑问：“你们这些家伙现在也都是老总了，今天谁请客？”这些当年的小兄弟嘿嘿一乐：“老大在，还轮得到我们买单吗？”老王笑着摇头：“你们这些家伙！吃大户吃惯了。”
　　席间，有老板向老王请教当下房地产市场的大势，老王便滔滔不绝：“形势已经很清楚了，房地产的冬天已经来临，现在是一九二九，怀中插手，马上就是五九六九，冻死猪狗的时候，只有死一批，才能活一批，所以今年的房地产市场是活一批，死一批。要做好过冬的准备。”
　　接着，大家聊起房地产江湖世界，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从老王嘴里汩汩流出。他的口头禅是：“我给你说个故事啊，我和XXX当年……”
　　熟知他的人说，老王在哪里都一定是中心，他有一股气场让人们围绕在他身边。
　　
　　要吃粮，找老王
　　
　　在90年代初的广州记者圈中，流传一句话：“要吃粮，找老王。”
　　时任新华社经济记者的王志纲是广东记者圈中的“带头大哥”。广东媒体圈的骨干记者们喜欢跟着老王去采访，一来可以抱回猛料，二来，老王也不忘照顾这些小兄弟们。他经常跟老板们说的是，这是一个财智时代，知识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有当年的参与者戏称老王就像是新闻界的“穴头”。
　　王志纲并不认同这样的评论，在他看来，他的工作是让记者们的工作更好地和现实生活“对接”，同时也是让新闻策划的功用发挥到最大。“我是信息盟主，不是穴头。”
　　这种江湖地位源自当年他当记者时的积累。
　　王志纲1978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当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会去学政治经济学。
　　命运仿佛是一个轮回，到最后他还是干了记者，不当记者后，他又投身到了商界。
　　在大学时，他读了7遍《资本论》。在他眼中，方法论是最大的事情。不论是日常的闲谈，还是进行战略规划，他的开场白总会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方法论的普世性让他能够“纵横官、产、学，打通学、术、道。”(自评)
　　毕业之后的王志纲先在甘肃省社科院做了一年经济学研究，随后抛妻离子跑到了新华社内蒙分社当记者。这可能受他岳父的影响，他的岳父是新闻界一位老前辈。
　　随后经过新华社总社的“小分队”式全国采访后，他被抽调到广东分社当记者，负责宏观经济层面的调研与报道。
　　在当新华社记者期间，他先后写下了《广州人经历了三次冲击波》、《中国走势采访录》、《广东和浦东的对话》、《风帆起珠江》、《珠江三角洲启示录》等一大批有分量的作品。
　　如果以今时今日的观点来审读这些作品，其实并不算是上乘之作。这些作品里充斥着大量最高级别的形容词和感情化写法，更接近政论作品，而不是新闻报道。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一个对改革开放还存在很大争议的年代里，王志纲作为新华社的记者，选择了为改革鼓与呼。
　　作为一个记者，王志纲是成功的。他写的关于蛇口改革长篇通讯《放眼向洋看世界》被袁庚说是“写蛇口的第一篇可以算是进入门槛的文章”。
　　邓小平“92南巡”前后，国内政治环境相当紧张，他执笔，配合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写的通讯《风帆起珠江》被穆青称作是“关键时刻影响新华社命运的关键稿子”。
　　那个时代的新华社记者，除了采编任务以外，更多地被赋予了对社会宏观形势观察的任务。《中国走势采访录》就是这样一个作品。他和另外一名同事跑遍全中国五大区域，采访了十个省委书记，作品先是以内参的形式发表。
　　中央领导办公室来电，请两位记者同志到中南海向领导汇报。
　　在中南海，上面直接征询王志纲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来中办工作。在外人看来这是可直达天听的机会，被王志纲婉言谢绝。
　　他说自己大学毕业后就想好了不走仕途，因为他想追求最大自由，而官场是不允许你绝对自由的。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老板
　　
　　记者时代的王志纲还有一个身份引人注目――电视专题片策划人。
　　90年代初，他先后策划了《大潮涌珠江》、《北方的躁动》、《老板，你好?》、《南方的河》等一大批专题片。
　　有人说他是不务正业，在他看来，新华社的舞台已经不能让他尽情舒展自己的才华，电视是他宣泄才情的另一个舞台。
　　时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的朱小丹(现广州市委书记)在点将拍摄反映广州改革开放15年成就的《南方的河》时，说只有王志纲才能行。
　　这些专题片大都围绕着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区域发展的故事展开，而区域的定位也成为日后王志纲工作的重要部分。
　　1994年，王志纲下海，声称自己要做“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独立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和独立策划人”。
　　他还说自己要在50岁以后回到大学教书。他的理想并没有都实现，王志纲这个名字开始更多地和房地产、大盘、区域战略联系在一起，和那些房地产富豪们联系在一起。
　　在下海之前，他就担纲了号称中国最大烂尾项目――顺德碧桂园的总策划。那时的杨国强还远没有今天首富地位之尊，身为一个包工头，他垫资修盖了4000座别墅，却赶上了国内原材料价格飞涨，开发商让他用卖房子的钱来抵消建筑工程款。
　　杨国强找到了王志纲，他的初衷是，希望王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写一篇“大文章”。用现在新闻界的行话说就是重金聘请记者写“软文”来促销。
　　杨国强提出办一所贵族学校来吸引买家。王的答复是，办学不是权宜之计，必须要当作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去做。
　　杨老板当即拍板：“大策划要有大师傅，王老师，碧桂园请你当总策划。”
　　随后王志纲先后提出“房地产不等于钢筋加水泥”、“品牌的背后是文化”、“碧桂园生活方式”等地产新理念，同时还辅以新闻、广告等全方面的整合包装，他对媒体的把握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碧桂园的楼盘销售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杠杆和支点。
　　顺德一战，让“王老师”的名号在地产江湖上打响。尽管后来杨国强和王志纲分道扬镳，但是更多的房地产老板开始找上门。
　　在王志纲工作室的名单上布满了各个房地产开发商：星河湾、合生创展、珠江地产、奥林匹克花园、宋城集团、龙湖地产、紫薇地产……
　　他先后提出了泛地产发展、复合地产等各种中国本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有人拿着策划方案找到星河湾老板黄文仔，说我们的方案和王志纲的差不多，可为什么他的收费那么高还有人买？
　　黄文仔的答复是：“从王老师那里我们买的是方向和信心，不单是方案。”
　　这话让王志纲听着非常舒坦。一直以来，他就在追求知识分子的“第三种生存方式”――不向权力和金钱低头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在广东民营企业家商会的一次年会上，一位地产大鳄向作为商会首席顾问的王志纲敬酒说：“我们的项目都是王志纲工作室做的。”王志纲听了马上纠正道：“你们的项目都是你们自己做的，项目是鸡蛋，企业是鸡，鸡蛋都是你们孵化的，跟我无关。我们的产品就是老板的脑袋，我们是给老板换芯片的，当一个老板跟我们合作之后，他的脑袋就从386变成了486，变成了奔腾。”适逢在广东备受尊敬的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座，他当即说，这是一个知本家的时代，王志纲先生就是货真价实的知本家。
　　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他的结论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老板。
　　
　　现在的工作就是“找魂”
　　
　　王志纲闻名于世，更多的是与他成为这些房地产开发商的“幕后推手”有关。今天的他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房地产策划人。
　　“如果把王志纲还当作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策划人，那么只能说明他对王志纲并不了解。”
　　他的事业开始更多地向区域战略规划进军。王志纲工作室的客户开始包括了昆明世博会、丽江新城、天津滨海新区、河北廊坊、西安曲江新城、成都、广佛、重庆三峡、广西北海、乌昌……
　　他对目前工作的总结是“找魂”，为企业、为政府、为区域经济做战略性定位。
　　他把自己比作是“三栖动物”――以前当记者是在地上跑，创办工作室是下海去游，现在则是在天上当预警飞机看情况把方向。
　　对于工作室这种工作形态，王志纲说：“我们是不明飞行物，打常规的战争用不着我们，但如果要打现代化的立体战争，我们就能派上用场；我们是预警飞机，我们不能直接杀伤敌人，甚至还需要飞机和大炮来保护，但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敌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是变压器，我们可以把不同电压的电流变成同一个电压。很多人说我们不专业，但如果一定要说专业的话，我们是横向专业化：专业公司好比桌子腿，工作室就是搭建桌面的，没有桌面，再好的厨师也摆不成宴席。”
　　现在的他打交道的对象更多的是政府官员。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让他很清楚政府官员要的是什么，缺的是什么，哪些是市长该做的，哪些是需要配合市场做的。
　　王志纲工作室自微观而中观，自中观而宏观，甚至已经从区域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从牡丹江的中俄合作项目到乌(鲁木齐)昌(吉)一体化，从北海的北部湾战略到云南的大湄公河流域战略，甚至在中国走进非洲建立海外经济特区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为毛里求斯天利经济贸易合作区的总策划工作室，其对毛里求斯的定位是“中国企业进驻非洲的生产加工基地和区域总部基地、面向非洲的国际商贸枢纽、辐射全球的国际贸易黄金平台以及中国驻非洲企业后勤生活的最佳休闲平台”。
　　王志纲说工作室收费在国内咨询行业中应该是比较高的，为什么？他的理由是：“换芯片和换尿片如果都是同一价格的话，还枉谈什么知识的价值呢？”
　　他的语言充满了50岁中国人常见的话语体系：他可以大段大段引用毛泽东诗词，对问题的总结善于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他在工作室2002年的年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来讲述工作室的定位。而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也做了同名的报告。
　　王志纲说自己几乎从来不看西方所谓大师的管理典籍，对那些顾问咨询公司常常运用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也没有丝毫兴趣。但他鼓励他的员工们看，要海纳百川，取长补短。
　　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那些理论工具只有在一个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的社会环境中才有用武之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变动的大环境中，一旦拘泥于西方的分析工具就必将会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的错误，甚至是南辕北辙。因此，方法论远比掌握那些公式要重要得多，而方法论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说到底就是一种动态的、复合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但要想真正掌握这种思维方式并能做到运用自如，在任何书本中都找不到答案，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只能依靠在大量的策划实践中的渐悟。”
　　在咨询业务上，他更乐意用自己的原创理论。比如他的“四出理论”，是说通过自己的服务，让客户出成果、出机制、出人才、出品牌。
　　总结自己的人生，老王喜欢说：“我这三十年，坚持只唱《国际歌》，不唱《东方红》。”
　　――什么道理？
　　――《东方红》唱的是“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作为个体是没有希望的。《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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