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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前，郭小明3人还是东莞一家台资大厂的同事。随着工厂倒闭，他们的命运也随即发生变化 　　 　　“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郭小明扶着自行车站在东莞天华家具厂门口，腋下有一圈汗渍。这里是虎门，烈日下，绿色的厂房显得空旷、孤独。许多次，他在薄暮中经过这里，都会发现门口的美人蕉已经枯萎，蛛网在角落里结成了肮脏的绒花。
　　
　　“我在这里工作了11年，”他对看门的老人说，然后安静地抽上一支烟，像在费劲地等待天明。
　　如今，37岁的郭小明在兴义玻璃厂做检验员，薪水还不到从前的一半。1997年，他进入天华家具厂。工厂倒闭之前他是包装部的组长，每月能拿到3000多块钱。
　　郭小明记得，去年10月份，当周围的鞋厂、电子厂纷纷倒闭时，做美国生意的天华工人还一度感到庆幸。尽管这家发展近20年的台资大厂也已经捉襟见肘，但没人相信它会突然倾圮。
　　一个毫无征兆的星期天下午，老板“跑路”的消息在600多名工人间不胫而走。当郭小明赶到厂里，他看到愤怒的供应商正要抬走机器抵债。“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们都不相信它是真的，”郭小明说。
　　最终，虎门镇路东村委会接管了天华厂，并且垫付了工人的工资。那天下午，厂子的操场上摆了长长一排桌子，工人按部门排队领最后一笔工资。大广播不停地播放着通告，告诉那些按完手印的工人，不要在厂区逗留。
　　年轻工人拿到钱就走了，可郭小明心里不是滋味。在工厂外的小饭馆，十几个工作十多年的老职工坐在一起低头不语，仿佛惶惑的未成年人，看不清未来的路。
　　“毕竟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郭小明说，“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与郭小明一样，周荣钦也是90年代就进入天华厂。他曾想留在东莞，但找得到的工作都只几百块钱一个月，无法支撑一家花销。他最担心的还是上初三的儿子。
　　“要让他一直读下去，将来不要像我一样，”周荣钦说，“可这也需要一大笔钱。”
　　周荣钦只得回到了广西钦州老家。平时靠打零工来赚点钱，补贴家用。他的妻子也曾是天华厂的工人，现在只能操持家务，完全没有经济收入。
　　“我做了那么多年，按法律规定，一年赔一个月工资，本来能拿七八万补偿金，”已回广西的周荣钦在电话中说，“我们把天华告到法院了。但村委会已垫付了一百多万工资，拍卖来的钱能分到多少，谁知道？”
　　另一位工人――在天华厂工作了18年的肖平良，则感到了和生活失去联系的惶恐。从前他所习惯的日常生活，现在对他来说，已变成了遥远的往事。
　　“我在家具厂做了十几二十年，几乎没有离开过东莞，”肖平良说，“现在我快40岁了，突然要离开这里，我觉得自己没有竞争力，一点都没有。”
　　
　　无业的日子
　　
　　无业的日子，郭小明会买份报纸，坐在社区广场上。翻完了就在厂周围转转，看着贴着法院封条的工厂大门发呆。
　　一天，郭小明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国际新闻，那房间里的家具，和天华厂生产的一模一样。他跳着叫妻子来看，可心里倏然哆嗦了一下――天华厂已经不在了。
　　对郭小明来说，十多年的打工像是一场梦，醒过来依然感到生存的重压。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回忆年轻的时候。
　　那时他和朋友在桂林做了三四年方便筷生意。筷子从大兴安岭一铁皮一铁皮拉过来，他们自己加工，卖给大小餐馆。
　　每天清晨，他骑着三轮车，穿梭在桂林的大街小巷。有时候头一天睡晚了，第二天天蒙蒙亮就会被催筷子的电话吵醒。虽然辛苦，可他从未感到生存的艰辛。
　　他喜欢滑冰，在溜冰场上认识了一个在冰激淋厂工作的女孩。此后，他们手拉手地在沉闷的生活中飞驰而过――这个女孩成了他的妻子。
　　1997年，郭小明因为没有暂住证，在深圳东躲西藏。检查的人总是半夜才来，听见狗叫和喧嚣，他就得爬起来跳窗溜走。有一次躲到河边的树丛里，因为犯瞌睡，掉到了河里，险些丧命。
　　妻子心疼地说：“我们不要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了，好不好？”
　　如今，那些情绪仿佛黄昏的日影，渐渐淡去。失业后郭小明更多地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当一个同样失业的老乡找到他，邀他一起去顺德做赌场生意时，郭小明决定铤而走险。
　　他偷偷拿出多年积攒的两万块钱入了股。在顺德一家高档酒店，他们包下一间客房。凡是来赌的人，他们包吃包住，然后从赌资里抽取利润。郭小明说，最多一次，他们一夜收了12万，但需要从中抽出一大部分打点黑白两道。
　　两个月的时间比两年都要长。郭小明学会了赌博、放高利贷。他白天昏昏入睡，却总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恐惧中惊醒。在为数不多的通话里，他对着妻子大发脾气，可一挂上电话，又陷在自责中不能自拔。
　　郭小明最终拿着本钱退了出来。春节过后，走在飘着雪花的湖南老家，他还是决定回到东莞。“我想找一份正当工作，只要它能维持生活，”郭小明说，“11年了，这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漂泊，漂泊
　　
　　对那些常年在外打工而如今失业的工人来说，家乡已经显得不够亲切。当城镇化的车轮碾过他们的故土，很多人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也是肖平良决心漂泊在外的原因之一。
　　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天华厂，每个月只休息一天，平时甚至很少离开虎门镇的路东社区。肖平良已十分习惯这里的世界，但一夜之间，他发现这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没了他的位置。遥远的金融风暴呼啸而来，他们被骤然甩出运转了十多年的轨道。四处找工的生活并不轻松，仿佛鞋肚里有一颗石子，每走一步都是痛楚。
　　“我不敢进小厂，怕过几天又会倒闭，”肖平良说。“小厂没有保障，说倒就倒了，没有人管你。”
　　而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世界工厂”受挫甚深，许多大厂一夜猝死，硕果仅存的企业也在尽量压缩人员，削减成本，努力维持。根据3月3日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的统计，节后入粤的农民工有946万人，其中的46万人未实现就业。
　　“东莞的人才市场我们也去过，”肖平良说，“但那里都是进公司的，像白领一样的工作。”
　　 “其实我还是想进家具厂。做了10年家具，只有这方面能得心应手。”可是家具行业在东莞正值举步维艰。在被称为“东方家具之都”的东莞厚街镇，当地劳动部门的调查显示，家具行业的开工率不到60%。理想的工作找不到了，他们都务实地降低了自己的标准。在东莞找工无望，肖平良去了广州花都，投奔弟弟。
　　郭小明还留在虎门。他看到了兴义玻璃厂的招工启事。要招15人，赶过去一看，来应聘的就有100多人，满满地站了一操场。先是查证件，之后考文化知识（其中一题是要写出四大名著的作者），面试后还要做俯卧撑――玻璃厂干的是体力活。
　　俯卧撑做到26个，他喘着粗气趴在在地。管事的人说：“看你年纪大，有家有口的不容易，多算4个算是见面礼吧。”
　　郭小明说，他一直想去谢谢这个人，可感激更像是种苦涩。比起那些至今失业的同事，他觉得自己幸运得多。
　　“这是没办法的事，美国那么大的银行都倒了，大河里的水没了，小河也要干，”郭小明说，“一次看电视，看到美国人过圣诞节，很多东西原来可以买，现在也算了。看看外国人，再看看自己，觉得是安慰，又好像不是。”
　　如今，郭小明在尽力缩减开支。原来租240元/月的房子，现在搬到了180元/月的地方。原来买过一双安踏，现在再也不敢买了。他天一黑就到社区广场上，看老年人唱歌跳舞，打发时光。
　　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忍不住怀念已经不复存在的天华厂：“老板对我们不错。十多年了，工资一次都没拖过。平时大家相处得也融洽，工作压力也不大，有了这些，还图什么？我本来想在这里一直做下去的。”
　　十多年来，郭小明们固守同样的位置，忙碌同样的工作，聚沙成塔般营建起稳定不变的生活。如今，天华厂这个微型世界轰然倾圮，他们忽然发觉自己的身份十分尴尬，甚至不能再被称为“打工仔”了――他们已经与这个称谓里隐含的年轻无畏相距甚远。他们被生活推动着，抬腿出发，但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是下一个落脚点。
　　在花都的广州火车北站，四下都是喧闹的人声。肖平良畏缩地站在街角，等着弟弟来接他。他的脸色疲惫紧张，在阳光下泛着蜡一般的光色。直到看到骑着助力车的弟弟，他才如释重负地露出笑容。他挤出人群，小心翼翼地坐到弟弟的后座上。在汽车的喇叭声中，在城市的喧嚣声中，他们摇摇晃晃地，越骑越远。
　　（实习生林勋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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