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人　观众以为我是婚姻专家 观众们以为我会

　　《我们俩的婚姻》播出后，我接到一个毕业后再没联系过的同学的电话，他看完电视剧，在电话里把我当成婚姻专家向我倾诉 　　 　　李自人不像是个导演，没留大胡子，没扎小辫子，穿着也很老实。只有当他开口说话时，你才能感受到他的不一样。
　　
　　有人说他离经叛道。“有一个我特别尊敬的编剧老师，1996年，看完我写的第一个剧本《校园先锋》后说：真的很心疼你，兄弟，写了这么多。可这不是戏啊，这剧本没有戏核儿呀。”
　　李自人丢下了这个影视剧中几乎必须存在的要素。
　　“不适合我，我想在剧里部分表达一下自己对某个群体、某个题材、某种社会现状的思考。一旦变成故事，沿着个戏核儿走下去，我就觉得没意思了。”
　　他自产自销，自己做导演拍了这部“没有戏核儿”的电视剧。没想到播出之后，剧中的高三文科班、班主任南方成了很多中学生心里的偶像，甚至有观众打电话问剧中这个学校在哪儿，能否转学到那个班就读。
　　《我们俩的婚姻》是他编导的第二部作品，照旧是一个没有“戏核儿”的剧本。这回，他“特别尊敬的编剧老师”看完第一集剧本就不看了，说：我的经验对你已经没有作用了，一个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以为能在同一个地方逮到两只兔子。
　　结果他真的在同一个地方逮到了“第二只兔子”。《我们俩的婚姻》热播，有影迷专门建了“贴吧”，以便和同道中人讨论这部剧集。
　　他们连演员私生活都想通过我来了解
　　“通常”这词在李自人那儿没有市场，他不愿被模式和规矩限定，喜欢尝试新鲜东西，这种尝试通常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他觉得自己一直很清醒，“我知道我的剧本哪些东西是别人没有的”。
　　最初他拍过广告。拍第一个MTV他没找专业摄影师，觉得“技术是10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想象力”。于是，在美术学院找了两个学静态摄影的学生――他们连摄像机都没摸过，不过，“他们有美术基础，会很快理解我要在画面里表达的东西。那些专业摄影师，经验是很多，但你要对他们解释半天为什么我想要这个而不是那个”。
　　第一天拍摄，两个学生就出了状况，“正拍着呢，灯光师一下就把电闸给关了，气急败坏地喊道：这是哪找的摄影？带子都出仓了，还拍呢！”晚上李自人把他们叫到面前：“你们俩仔细看看这个机器，哪儿不会用，哪个英文单词不认识，拿着去查一下，睡觉前会用了，明天摄影还是你们；睡觉前还是不会，告诉我一下。”一个小时后两个人就很熟练了。现在两个学生“一个成了纪录片导演，另一个读了电影学院研究生后，一直在我的团队里”。“两个人都很棒，说明我当时没看错人。”李自人不免有些小得意。
　　有些事情，李自人看不惯也搞不明白，“《我们俩的婚姻》播出后，拥上来的全部是娱乐媒体，你根本不知道他们问的什么问题，听完后没一个是你想回答的。他们连演员的私生活都想通过我来了解。”
　　“人有人的命运，电视剧也有电视剧的命运，播出以后，我就左右不了它了。”他很有些无奈。“播出后，我很意外地接到一个毕业后再没联系过的同学的电话，他看完电视剧，想方设法找到我，在电话里把我当成婚姻专家向我倾诉，这是我没想到的。”
　　告别画家生涯
　　1950年代末出生的李自人在内蒙古度过了童年，13岁时他随父母回到母亲的老家河南开封。他的整个学生时代都在“文革”中度过，电影是他生活的主题 ：“小时候一部片子会在电影院连着放一两个月，票价也便宜，又能找机会溜进去，我们就十几二十遍地看，直到把所有台词背下来。我们那一代很多人有这能力。”
　　
　　上高中时，为了能看到“仅供”处级以上干部“参考”的内部片，李自人和同学从暖气道钻进电影院。没有座位，他们只能躺在舞台上面看，银幕就在眼前，“那是我第一次看宽银幕，是战争片，当飞机从眼前飞过的时候，我们都晕了，太近了。”那部电影，让他晕吐了两次。
　　他一直想找机会把这个情节拍进电影。
　　1978年，李自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大学美术系。4年后，学油画的他“非常偶然地”被分到了河南电影制片厂做美术设计。“没进入电影这个圈子，在外面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认为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而且你对电影的热爱是超过电影厂的人的。”但在电影厂的4年让他厌倦，“我不喜欢那种人际关系，生产处于停滞状态。”
　　4年后珠海一家画院把他调了过去。他在画院待了8年。
　　“我离开时已经很成功了，一张画卖4000美金。”但那次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展厅里只有作品入选的画家和一些完全不了解美术的人。这和我们当初排队看展览的状况完全不一样，社会已经不关注这个了。艺术家越走越前卫，我们的表达，大家已经不能解读了，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也无法沟通，到了自言自语的状态。忽然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呢？
　　原来很多人在关注你
　　“1999年底，宣传部、中央电视台、河南省要做一个重读黄河的纪录片，接触后互相觉得很适合，我又重新开始拍片子。
　　“当时我们关注的很多东西都挺可笑的。比如说五小企业（指小炼铁、小炼焦、小化肥、小造纸、小煤窑，设备落后，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对生态的破坏。你到了某个县，他们半年都没有发工资了，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把钱都腐败了；或者当你在某一片森林里见到一个科学家，这个人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了几十篇论文，这一片森林就是在他手里复活的，他的两个孩子却都是傻子。和事前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摄制组扛个机器，以为自己是北京来的，就敢问些可笑的问题。然后才发现自己的局限，真正开始阅读人与黄河的关系。”
　　拍《黄河》的过程中李自人才知道《校园先锋》对一些人产生过影响。
　　“这个剧拍完之后，我和美术界那些朋友见面时大家都不提，就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让我很难受。可我没想到《校园先锋》在西北很有影响，他们可以整段地给你叙述出来。拍《黄河》时接触过一些教师，有些人就是看了《校园先锋》后决定去当老师；有些人看完后开始反思自己跟学生沟通的方式。这些东西是你写剧本的时候、拍摄的时候根本不敢奢望的。”
　　“包括《黄河》，播出后才知道，原来很多人关注你，你的作品在跟很多人说话，只不过这些人没走到你面前。”
　　刚过完50岁生日的李自人感叹时间的流逝，“有时候填合同时间都填错，你以为你还在某一年，别人告诉你其实已经进入下一年了。一个演员，他演两三个月就结束了。可一个编剧，一个导演，你从思考到落笔，9个月写完，再沉淀两个月，组建班子开拍、剪辑、送审、播出，太漫长了。你们还在看《我们俩的婚姻》，可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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