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多重世界】 2018杨振宁还活着吗?

　　 　　我们总是认定科学家必然是质朴、爱国、富有牺牲精神的，所以我们总说塑造什么样的科学家 　　把办公室的门一关，外面的所有喧嚣都远去了。在这里，他与我们平等，我们都直接面对科学，没有高低。他是很平等的人
　　
　　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庭院东南角，安放着杨振宁先生的塑像。雕像面东，黑幕布景，身旁种着高高的凤尾竹，点缀彩灯，受人瞻仰。塑像身穿西装，表情肃穆。天气晴朗的正午时分，阳光穿透玻璃天花板，斜斜投射在塑像上。
　　现实中的他，被认为与雕像有距离。除了极正式的场合，他从不穿西装；他爱笑，经常给学生讲故事；他的博士生，几乎从不必预约，就可以敲开办公室的门找到他；星期一给学生上课，下午答疑，学生们常问他各种学术以外的问题；博士生中有个Physics Club，他照例参加；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他主持“通俗演讲会”，讲座终了，他邀大家闲聊，三两桌子上摆满咖啡茶点，众人谈笑风生，地点就在雕像的旁边。
　　
　　生活中的杨振宁，和大家理解中的杨振宁，也有类似的差距。
　　长期以来，这位远隔重洋的科学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诺贝尔奖得主，是爱国的伟大的华人科学家，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是道德完美主义者，他有很多光环，甚至于，是一个寄托了种种美好愿望的符号。
　　2003年12月，他正式定居国内，当了清华大学全职教授，住在2层小楼“归根居”。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本科教育、博导制度和科研状况发出言论，引发争议，他还恋爱，并结了婚。这一切，让杨振宁再度进入舆论中心。
　　或许，这是一个契机，让我们看到一个科学家之外的杨振宁。
　　
　　细节杨振宁
　　
　　杨振宁的办公室不大，座位面西，南墙上挂一块绿色黑板，上面写满公式，大约他经常在办公室思考问题。背后书架上主要有三类书：杨振宁文集和传记；《三松堂全集》一类的人文书籍；另外，还有十几本李政道传记，看得出，先生对这位多年好友、多年宿敌的关注。
　　
　　学术报告厅和办公室紧挨着，每个周一下午他在那里答疑。有时，学生或者其他学者做报告，他总坐在前排听着，随时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者给一些提示。
　　他每周给大一学生上两次理论物理课，听课学生必须有听课证才准进教室。“先生的课非常受欢迎，他很有煽动性，”清华大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徐湛说，“平时先生也很健谈，新生入学典礼，他总会参加，给同学们讲他的老师，讲科学家的趣闻轶事，一旦兴起就停不了，作为主持人，我只好给他一些暗示。”
　　出了课堂，更多时候，在宽阔的清华校园，先生并不过多引人瞩目。
　　2004年暮春时分，徐湛有时看到杨振宁一个人走在校园的湖心岛，慢慢踱着步，手里拎着个相机。偶尔有人过来拉拉家常，更多人认不出他来。在徐湛印象中，“普普通通的，他不喜欢别人过于严肃和毕恭毕敬。也从来没有摆架子。他的快乐和悲伤总是写在脸上。”
　　“他从来不把学校以外的身份带到学校来，在学校时，他的角色是单重的。把办公室的门一关，外面的所有喧嚣都远去了。在这里，他与我们平等，我们都直接面对科学，没有高低。他是很平等的人。”徐湛说。
　　杨振宁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翟荟告诉记者，他从没有因为是杨振宁的学生而得到任何特殊待遇。
　　按照翟荟的描述，在1997年前后，杨先生还发表了学术论文。此后在第一线的研究就很少了。杨先生目前工作主要是：确定学科方向、人才引进和资金筹集。2000年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就是在先生的劝说下来到清华，现在是先生的邻居。
　　
　　每天早晨，司机会把奥迪房车停在大门十米处等杨先生，他从大门出来，走20秒种，上了车，九点前到达位于学校西北角的高等研究中心。下班，他回到家中，吃四川保姆准备好的食物――面条。晚上，工作，经常十一点左右才熄灯休息。风吹动庭院里的竹子，沙沙响，保姆和司机各自回家，先生独自一人守着300平米的二层楼房。
　　在一位身边的工作人员看来，杨振宁每天的生活大致如此。“深居简出，早晨不起来活动，和周边的人很少接触，前来探访的也不多，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但工作之余呢，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孤独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而且，没有亲人在旁边。有时担心，他要是万一生病，恐怕都无人照料。”
　　
　　男人杨振宁
　　
　　12月24日，杨振宁和28岁的女硕士翁帆在汕头市民政局登记结婚。当他在众人拥簇下走出民政局时，显然心情不错，不断向围观的人群挥手致意，脸上的喜悦神色，和任何一个新婚的丈夫相仿。
　　根据徐湛教授回忆，12月9日早晨十点左右，他和几位同事都收到了杨振宁的Email，告知即将结婚的事。“震惊”，徐这样形容他看到Email的感受。在此之前，同在一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未见过翁帆，甚至，杨振宁的秘书许晨，也是后来才回忆起曾与翁帆会面。
　　很快，这种震惊在更大的范围传播。“杨翁恋”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新闻，被无限放大。他们的所有行踪：参观美术馆，汕头登记结婚，海南蜜月……都被追随，拍摄的照片粘贴在互联网上。
　　
　　他的住所、办公室和课堂之外，白天到晚上，挤满记者，即使保安报警也无法把他们驱走。他们知道，采访并不可能，他们只想寻找蛛丝马迹。
　　一个清华学生在北京现代商城看到杨振宁和翁帆，在这位学生眼里，他们和平常人没有分别。“杨先生两手提着好多的包包，看样子是刚刚买东西出来，东看西看地找座位，翁帆买咖啡去了。几个孩子从窗户边的沙发挪到小凳上，给他让座了。先生气色很好，我过去打了个招呼，他很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杨振宁一生两段情，都爱得义无反顾。亡妻杜致礼，因父亲国民党名将杜聿明在国共内战时沦为战犯，一度怕连累杨振宁而提出分手。
　　55年前的一个黄昏，窗外小雨淅淅沥沥，杨振宁手里拿着杜致礼提出分手的信笺，冒雨赶往杜致礼居住的城市，夜间11点钟，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她面前。“爱情是两个人的事，除非我们自己拆散自己，任何外界的力量都是拆不散的。”这是杨振宁的爱情表白。此后，二人于纽约闪电结婚。杨振宁称，这是“一生中最大收获”。
　　亡妻杜致礼曾笑谈杨振宁的情书：“像写科学文章，简单明了，不善用词：第一点，我爱你；第二点，我爱你；第三点，还是我爱你。”半个多世纪后，82岁的杨先生还是一位爱情诗人，他写给翁帆的情诗，在网上流传甚广：“没有心机而又体贴人意，勇敢好奇而又轻盈灵巧，生气勃勃而又可爱俏皮，是的，永远的青春”。
　　徐湛说，“很多人说，杨先生的形象倒掉了。其实倒掉的只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杨振宁，一个被符号化，被抽象化的杨振宁，只有这个杨振宁倒掉，我们才会看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杨振宁。这是件好事。”
　　
　　符号杨振宁
　　
　　徐湛认为，“我们在观念上把他推上神坛，现在又把他拉下来，但这一切与先生无关，先生还是先生，健谈，平易，自自然然。 ”
　　杨振宁对于身上的光环是清醒的。2000年，当记者问他一生最大贡献的时候，他回答：“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1957年，他和李政道因为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父亲杨武之，前清华大学算学系系主任，这样说，“不要小看中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深远意义，这件事至少使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打掉了自卑感，从心理上敢于同西方人一争短长了。”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漫长时间，杨振宁一直无法回中国与家人团聚。1971年，“乒乓外交”终于为中美关系打开缺口。当年7月，杨振宁在离开中国26年之后踏上返乡之旅。此一行，不只在科学领域，就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
　　第一次回国，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招待他。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杨振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华裔科学家。
　　在很多人看来，从这时开始，杨振宁就不仅是学者，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成为中美交流的重要桥梁。1977年，他担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
　　2003年的6月份，多家媒体共同举办的“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活动中，7万多人参加投票，杨振宁得票10111张，排名第十。
　　“杨振宁的成就在诺贝尔奖得主中也居前列，他的成就不能简单用诺贝尔奖概括，他在获奖之后，仍有不少重大的学术成就。”徐湛分析，“问题是，我们在他的学术成就之外，加上了太多的光环，超出了学术领域，把他整个人神话了。这样我们反而不能正确评价他的科学成就。”
　　关于神化杨振宁的原因，徐湛说，“学术成就，声名显赫的父亲，出身名门的太太，多重因素在杨振宁身上结合。学术、历史、政治、东方和西方、科学和文化、学术和政治等，在他身上紧密结合。他不是一个狭义的科学家。”“对于杨振宁来说，这个过程，是非自觉的。”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萧功秦教授认为，杨振宁身上的光环和我们的自卑心理有关。“我们总是有诺贝尔奖情结，希望以此获得别人肯定。”
　　2003年，杨振宁回归清华之际，《中国评论家》撰文，直接把他概括为完美的形象。“以杨振宁先生在世界物理学界的地位之尊，和在中国人心目中综合了学术、修养和爱国之心的完美形象，他的回归，确实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我们认定科学家必然是质朴，爱国，富有牺牲精神的，所以我们总说‘塑造科学家’，不说‘反映科学家’。”上海交大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说。
　　杨先生回清华的所有待遇都国家直接财政拨款，不必清华大学负担。
　　
　　消解杨振宁
　　
　　2004年是他回国定居的第一年。这一年，82岁的杨振宁注定要成为舆论的焦点。
　　除了媒体热炒的“杨翁恋”。9月3日至5日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发言指出，源自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语一出，一片哗然，继而引发争论，反驳，赞许，批评，辱骂，兼而有之。
　　1999年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以来，杨振宁在公开场合发表了许多见解，有一些言论引起关注。
　　2003年10月10日，面对近千名北大学子，他说“20年内，祖国大陆肯定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11月9日，第六届“21世纪的计算”国际学术会议，他说，“我认为，清华的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的。清华本科生的平均程度比哈佛高”。11月20日，中国科协2004年学术年会特邀报告会上，他批评了中国大学的博导制度。
　　这样的言论并不总是得到认同。此外，对他与李政道之间的争辩和对应，同样议论纷纷。
　　“以前他远隔重洋，每次回国，总是贵宾的身份，接触的都是高层的科学家和官员，而且主要在专业领域发表意见，公众往往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没有人怀疑他的权威。现在他离我们近了，他讨论的话题已经跨过了专业领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的说法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只是一家之言。他的光环也就逐渐消失。”徐湛分析。
　　徐湛回忆，“杨先生对易经的评述，引起很多意见，这些意见杨先生是知道的，但他并不太在意。对他来说，我想，重要的是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维护这个符号的权威。”
　　其实，杨振宁对神化和符号化还是保持了清醒。他曾多次拒绝作家为他作传，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杨先生太“西化”了，很多人这样评价，这和中国的传统道德有出入。
　　他的秘书许晨也向记者告知，杨先生因为西方文化的习惯，融入中国的生活方式有些问题。
　　“杨翁恋情，造成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张力――我们已经把杨振宁投射成为准圣人的位置。你这个准圣人怎么可以违背了中国人的传统伦理呢。”萧功秦教授说，很多人因此认为杨振宁不符合我们的道德期待，深感失落。
　　学者朱大可认为，“过去，他是伟大的华人科学家，代表中国人冲刺诺贝尔奖，他是民族统一的拥护者，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是道德偶像，我们对他有道德期待，苛求他尽善尽美。当偶像的光环逐渐破碎，我们把他还原为一个老人――一位可敬而且可爱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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