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为何排斥新移民|新来港移民

　　香港和内地最大的边界不是深圳河，是两地不同的法制。香港人的恐惧，不是恐惧内地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问题的，商业交往也没有问题，香港人恐惧的是不守法的管治和行事方法。
　　
　　对话嘉宾
　　戴竞：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学生，2006年从内地来港读书。
　　邹君逸：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学生，香港出生。
　　陈景辉：香港“本土行动”成员，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何秀兰：香港立法会议员。
　　耿春亚：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主席。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主持人。
　　
　　争夺资源
　　戴竞：讲到内地和香港本土的人才竞争问题，这点我挺有感受的。我有两个中学同学，本科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念的，念完之后他们都来香港找工作，一个去了巴黎银行的投资银行部，一个去了花旗银行，收入都非常好。香港同学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不难想象他们心里的感受，这些工作在香港的同学看来是最顶尖的，现在都被内地学生抢了，所以他们有一种恐慌、一种无奈。
　　闾丘露薇：邹君逸，刚才听了戴竞讲的，你觉得越来越多的内地生来港，是不是真的造成了本地生的恐慌？
　　邹君逸：与其说恐慌，不如说我们大多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香港同学知道我们的优势没有了。在中大有一个交流计划，每年有几百个同学可以回内地实习，这个计划非常受欢迎。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雇主都希望你有在内地工作或者实习的经验，所以有很多香港本地的同学愿意参加这样的计划。现在普通话的课程也越来越热门，我们都在尝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挑战和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我们接受这一点。
　　闾丘露薇：刚才我们讨论的都是发生在校园里的问题，其实在校园之外不同背景的族群也会有这样的冲突，互相很难去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陈景辉，你觉得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陈景辉：（香港）今天出现了“本土力量”（一个反对内地新移民获得香港人同等福利的网络小组）。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判断，但我觉得他们依然指出了香港社会的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是每一个香港人都切实感受到的。譬如你去到旺角、尖沙咀、铜锣湾，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几乎都在讲普通话。我们以前去西洋菜街，基本上就是开讨论会，或者发传单、征集签名这些，但现在你会发现那里几乎全部都是内地游客。还有内地孕妇来港生产的事，现在的情况很夸张，每年香港新出生的婴儿中有一半是内地孕妇生产的。
　　在香港的知识界，对“本土力量”有很多批评。他们认为这班“本土力量”的朋友是一些排外的人，过于强调香港人的身份，而忘记了香港其实也是一个移民社会。
　　刚才讲的这些是现象，现在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观点。第一，我不支持“本土力量”说新移民是“蝗虫”的说法。第二，我想说我们也要同情地去看“本土力量”的观点。他们的种种反应，无论是对香港的公共医疗系统，还是香港的财政资源的分配，都是因为作为香港公民，我们没有办法参与决策。于是当他不能参与城市进程的时候，那种不由自主的失落，就会促使他们去找替罪羔羊。
　　何秀兰：刚才陈景辉提到香港人的身份问题。其实谁才是香港人？有一类人叫原居民，他们大多是新界农民，如果以法律和历史来看，他们才是香港人。而我们现在的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是原居民。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以前的香港人对从内地偷渡来的人很友善，因为他们自己大多也是逃难过来的。
　　香港其实是有能力容纳新移民的，所以现在每年5万的单程证来港并不是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个人和个人之间可以共处，但当政府插手的时候就麻烦了―我们香港政府经常是“点金成石”，他们一插手事情就糟糕了。90年代末的居港权之争，当时的规划环境地政局局长萧炯柱，他是一个我很尊重的官员，他那时候都讲如果有167万人过来，香港的排污系统是受不了的，每个人冲一次厕所，我们的排污系统就会垮掉。“本土力量”将内地人比作“蝗虫”其实就是那时延续下来的恐惧。
　　到了今天，对新移民的歧视主要集中在香港社会的底层。为什么？因为新移民不会影响到有钱人和城市中产，他们巴不得多一些内地人过来，买多几个LV。但是对底层的民众来说这种影响是很实际的。比如他排了很多年等公屋，就快轮到他的时候，突然说，有一个新移民是单亲妈妈，她的情况很凄惨，因此她要插队，这种时候他会怎样想？所以说新移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资源分配的问题，只是本地底层用新移民来做替罪羔羊。当政府告诉他们新移民过来就是占用你们现在的资源，他们的抗拒当然会很强烈。
　　
　　“感染”社会
　　闾丘露薇：耿春亚，你作为一个从内地来香港很多年的新移民，你怎么看待香港人的身份问题？
　　耿春亚：我来香港已经8年多了，但还没有申请永久居民，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要申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领综援，也不可能去申请公屋，所以我不觉得香港身份对我来说是一件必要的事，相反我倒是担心如果申请了香港永久居民，那就意味着失去中国（内地）公民的身份，这是我不愿意的。
　　我们再来看派钱的事。我到香港8年了，但我不会领这6000块，说实话，我觉得受之有愧，这6000块和我没什么关系。
　　接着说生孩子的问题。这也没什么可争的，这个事情很简单，政府多投资办些医院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引进内地的资金和人才，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还有教育的问题也是一样，政府增大投入就可以了。内地人来得越多越好，对香港社会而言，这不会造成什么负担。这些人都是纳税人，他们能给香港创造价值。
　　闾丘露薇：针对耿春亚讲的，我想提两点。第一，每个内地来的新移民，当你在香港住满7年考虑是不是要拿永久居民身份的时候，有一个因素是不该被忽视的，就是你可以有选票，你有了选举权。另外，这6000块钱的重点不是说你个人需不需要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项公共政策，既然是公共政策我们就要去讨论它背后的理念和思路。
　　《苹果日报》前阵子有篇文章，说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是“内地恶质社会”影响香港的又一个例子。所谓的恶质社会，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贪污、行贿、不排队、不守秩序等等，他担心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来到香港之后，会把这些也都带来香港。其实我想这也是很多香港人的担忧。我自己来香港十几年了，坦白讲我是觉得香港现在的公共卫生、公共秩序的确没有过去好。我自己也见到过一些事，比如有的从内地来的同学会给老师送礼希望能给他一个好成绩，这样的事情可能对香港本地的同学来说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但另一方面，香港和内地的融合是无法避免的。人总是要来，这些不好的习惯也一定会被带来香港，所以我想问一下何秀兰，你觉得香港政府在面对这些必然要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何秀兰：文化的融合，其实由政府去做是不够的，也不会做得很有效，最大的能量是在传媒。无论是推动融合还是撕裂社群，传媒的力量都是最大的。这就需要社会上一批有影响力的，拿着笔或者拿着麦克风的人，大家一起打开自己的视野，平等地看待不同地方的中国人，甚至不只是中国人。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但除了资源调配，在文化方面政府能做的很有限。这点可能和内地不同。在香港，政府的管制方式是通过法律，而法律只是管普通人不要谋财害命，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做坏事，但是法律是不会要求大家做好事的，不会说你今天没有日行一善就要罚款。这可能是香港和内地的一个差异。我以前回内地听大家讲“五讲四美”，要这个美那个美，到处都在宣传，政府机关也挂这些口号出来。要是香港政府说这些，大家一定会笑。
　　其实香港和内地最大的边界不是深圳河，是两地不同的法制。香港人的恐惧，不是恐惧内地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问题的，商业交往也没有问题，香港人恐惧的是不守法的管治和行事方法。
　　（此文根据每月在香港举办的“我在中国”论坛“出?走”系列第三场对话编辑整理。整理者：浪子、黄海、黄庭坚、Stephen、田悠、冯自强、黄隽咏、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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