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敢说真话 [白岩松: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

　　白岩松,央视新闻评论员,致力于以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的言论推动社会进步。 　　说真话,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这是白岩松对自己言论的要求。他说,等到真正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
　　
　　直播两会,白岩松已经算是“老人”。
　　12年前,央视第一次大规模直播两会,十几场直播都由他主持。从那时起,他已经直播或评论了12年的两会节目。他总结这12年的最大改变:两会终于由过去每年一次的“政治生活”,变成了“把生活当政治”的季节。
　　“民生生活成为第一要务,这就是两会回归到它的本源了。”他解释说。
　　这两年,他也从一位节目主持人转型为时事评论员,尖锐又不乏理性的言论经常被放于网站首页。同时,他挨骂也更多了。
　　好在业界再次褒奖了他的付出。3月份,新周刊举办的“中国电视榜”,白岩松和他的《新闻1+1》成为最大赢家,将“年度电视节目奖”、“最佳时评节目”、“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收入囊中。
　　颁奖的时候,他又说了一番得罪电视大佬的“真话”。他称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当他作为改革者推动的时候,一腔热血,一转身他成了既得利益者了,有权了有名了有钱了,开始保护自己的利益了。我非常看不惯有的昨天还是一个改革者,今天一转身就在阻拦着改革。”他也警惕着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他也深知,国内做时事评论的电视栏目太少了,为什么太少?太难了。两年来,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几乎真正的尖锐一点的时事评论,依然只有《新闻1+1》。他不喜欢这种局面,他甚至希望明年能不获奖,《新闻1+1》被其他栏目“干掉”。
　　“我从来没有像这两年这么孤独过。”他说。
　　
　　“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
　　
　　南都周刊:这个月底,你主持的新闻评论节目《新闻1+1》2周年了,在这个平台上,你自己的说话自由度能达到百分之多少?你能自己掌控话题吗?
　　白岩松:等到充分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我经常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因为抱怨没用,能不能改变才很有用。我相信中国的媒体人,干新闻的,多有沮丧之时,但是抱怨没价值。
　　《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跟我说过一句话:“老白,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最好的群众。”有道理。听了他那句话之后我很多方式方法都在改变,我力图去改变和建设,抱怨只会让自己一时觉得蛮过瘾的,其实伤别人也伤自己。但有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提供改变的选择项的话,往往世界会接受你的建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两个酒吧,一个倒闭了,另一个生意很好。仔细一探讨原因,第一个酒吧是任何客人进来,然后服务员都问,请问您啤酒里面加鸡蛋吗?百分之八十的人说不加,它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意。第二个酒吧,服务员问的是,您是加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择加一个鸡蛋,还有百分之二十的选择两个。我觉得很有趣,生活中每天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总在想:你为决策提供进步的选择了吗?
　　
　　“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
　　
　　南都周刊:不久前两会刚刚结束。之前大家会觉得两会是政府的一件事情,现在公众对这个事情议论明显多了很多。
　　白岩松:我觉得大家希望不“被代表”。大家希望自己的声音真的有人代表自己,去发出来,包括自己也有渠道去发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显然在增长。
　　南都周刊:这个“增长”是个什么程度?
　　白岩松:在中国任何事情你也别指望一夜之间就怎么样了,那太可怕了。从我的这种角度看,我害怕中国任何一夜之间发生的改变,哪怕是大家期待的好的,因为引起的危险都太大。它应该是一种渐进式的,但是方向必须非常明确,是向前的,而且保持一定的速度,我觉得这会比较合适。
　　南都周刊:有人说,不管是民意对提案的狠批,还是对“炮手”的热赞,都呈现了民权意识的普遍高涨。你觉得“高涨”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
　　白岩松: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仅鼓励有正确的声音出现,也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我们不能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而打压那些错的,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以同样的热情把对的也打掉,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比如几年前就有人说过,这些委员代表怎么只代表自己那个行业的利益?废话!如果不代表他的行业他应该代表谁呢?如果每个人都不代表他自己,每人都认为我代表国家,我代表所有的民众,我认为这是太荒唐的一件事情。可是媒体为什么不清楚这一点呢?
　　南都周刊:有一些很刺耳的,比如某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称“医改如果成功,是全国人民的悲剧”。如此为自己的群体代言,是否太过分?
　　白岩松: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媒体和公众慢慢学会刺耳(的话)也要听,他有说刺耳话的权利,不是吗?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话,难道不该从此做起吗?如果他没违法的话,如果他没有触碰太强烈的核心道德的话,他有权说刺耳的话。你要知道,有权说刺耳的话跟有权说真话是一样的重要,如果大家只是下意识地认为说真话是该得到维护,说刺耳的话是要痛打落水狗,有一天连人说真话的可能都没有。
　　南都周刊: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媒体和大众对两会热点中近似于娱乐化的解释和解读,比如李小琳的拉丁舞、总理记者会上的美女翻译、张晓梅的系列提案等,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一份宽容?
　　白岩松:非常正常,如果你回头去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进程的话,我们居然可以娱乐一下两会,难道不是进步吗?在过去很荒唐的岁月里头你敢娱乐两会吗?没有。现在可以娱乐了,进步了,但是仅到此为止,进步不大,我期待下一步的进步。
　　我今年两会的第二天就做了一期节目《少追明星多追问题》,因为当时看到刘翔他们被追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注意力有点偏了。首先我认为它是进步,大家可以娱乐它,但另一方面还是要追问题,两会是要追问题,是要追解决的答案。要说我对今年两会有什么不太满意的话,就是听着蛮过瘾的话挺多的,但是听着让我眼前一亮的方案很少。
　　
　　“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南都周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但中新社采访了近20位人大代表,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并不难。在你看来,讲真话越来越难,还是越来越容易?讲真话的委员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
　　白岩松:从这几十年来看,说真话当然是越来越容易。想一想说真话曾经丢命,现在会吗?遇罗克,丢命了吧,张志新,丢命了吧,现在不会吧?所以毫无疑问就是进步了,但是我觉得离大家期待的还远。这里有一个概念,讲真话的对立面是不是“假话”呢?我认为,讲真话的对立面更大比例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
　　大家不满意的是目前“空话”、“套话”成比例地在增长。你说多少人说了假话了?你在两会上都找到几个真正说假话的?没有。我觉得这一波“讲真话”的呼吁针对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以及为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阿谀奉承的话。我觉得这是关键。
　　南都周刊:你认为说套话是阶段性的问题,还是整个官场几千年没法改变的问题?
　　白岩松: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不太能容忍这些东西了,周洋说感谢父母,你不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喜欢周洋的说法,而反感我们官员的那种说法?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那个体育官员甚至也起到了“好”作用。我觉得将来先“感谢国家”容易出现笑场的效果,成笑场语。你不信试试,你得了什么《南都周刊》内部奖你上去说我先“感谢国家”,底下肯定哈哈大笑鼓掌,它被解构了。
　　南都周刊:政协委员朱振中针砭党政部门搞形式、唱高调的发言,8分钟赢得9次热烈掌声。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讲真话?
　　白岩松:当你真正不畏惧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就这么简单。有很多人仅仅是因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就开始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空话套话。我就经常会觉得人怎么想不明白呢,你有什么可畏惧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个时代早已改变了过去的“此处不留爷,就是葬身处”,所以我觉得社会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还有一个,讲真话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还取决于要有一个约束性的东西。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就从法律的层面决定了你要讲真话,政府你要率先去讲。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刚才还说得特好呢,话筒一到嘴边,比领导还空。但是你要理解,这是环境造成的,所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来。
　　南都周刊:有个问题,不知你方便不方便回答。倪萍在两会期间向媒体称,“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好像也是真话、实话,你对此有何评价?
　　白岩松:我相信中国的人大代表里头,绝大多数跟倪萍一样,对吗?倪萍说出来了,挨了一通臭骂,然后没说的啥事没有,我们是不是在鼓励大家沉默是金?我觉得公众在骂倪萍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她说的是假话吗?她是不是点出了一个事实?
　　南都周刊:跟倪萍的话题有关,有委员发起联名提案,建议给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加个盖,以免会场上的摄像机扫射过来增加压力。这种提议有必要吗?
　　白岩松:当然有。这不仅仅是一个表决器加个盖的问题,还是需要秘密投票的问题。如果谁都不知道你是投了反对票还是赞成票,那么才能真正地反映民意。
　　
　　“民主的速度与模式是大问题”
　　
　　南都周刊:从网络征集民意到两会微博,民众连通两会的手段也与时俱进,BBC的报道用了“e两会”这个词。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媒体技术手段的进步,才进一步燃起民众对议政的热情?
　　白岩松:只不过是参与的技术手段更便捷丰富,但是起实质作用的可不是它,起实质作用的还是时代究竟进步到怎样的地步。有了电视已经那么多年,不是很久也没有直播吗?所以技术不是最重要的。但我觉得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先天具有更加民主的特质,很好,正好嵌在中国的民主进程当中,会在中国发挥可能比其他国家更重要的作用。
　　南都周刊:相对技术手段的进步,有些民主化的进程是不是显得太慢了一些?
　　白岩松:我觉得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已经开始,而且我对未来的判断不是那么悲观。它不是说谁赐予的,而是社会发展到这一个地步,矛盾积累到这一个地步,问题积累到这一个地步,必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层面。
　　大家说(民主)这个话题还是觉得蛮敏感的,其实我一点都不认为敏感,十七大闭幕式之前直播一个小时,我谈的全是民主,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我说你惊讶什么呀?你是不是没仔细看过十七大报告?关于民主进程,在十七大报告里写得非常多,而且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十七大是两个民,一个“民生”,那时候被媒体关注了;还有一个是民主,大家没太关注,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可敏感的。
　　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但是速度和模式是当下的大问题。中国该实施一个什么模式的民主?我不是说官方的语言,我自己都在觉得直接照搬西方的肯定没戏。五年之内我们看看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同样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三个人要竞争一个县委书记。会不会是这样从党内的票决和竞争开始?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速度,这个不用说了,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在中国很多改革都是渐进式,但是它必须拥有一定的速度,因为太慢的话,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这里要有一个很和谐的速度相对应。这个我不太悲观,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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