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胡舒立的第三条道路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并不过时,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胡舒立视野开阔,她一直比别人看得远,看得透;要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进步,财大了,气粗了,大国就要崛起了,但经济背后的方法论,却还是当年的老一套,甚至比当年还不济。
　　
　　胡舒立的姿态
　　
　　感谢胡舒立!这些年她写得热火,我看得激动。不过遗憾总是有的,常识都摆在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简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豪迈架势;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闹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2004年,胡舒立写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几乎离开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连温州当年那一批游走市场的生意人,如今也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门下走狗;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那么,这些年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
　　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在2009年,她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见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由此可见一斑!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
　　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她就是一个写字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难道堂堂如胡舒立也仓惶如丧家之犬吗?我所看到的现实是,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
　　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要么选择做权力的走狗,要么选择做资本的走狗。
　　这正是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
　　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言说权利的历史。清末,伴随着民智渐开,《新民报》就提出醒目的办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现代媒体产权与言论权的双向独立立场。中国的新闻先辈们很早就意识到,真正独立的媒体,不仅是新闻理念的独立,也是财产权的独立。张季鸾显然更加认同这样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先声夺人,直接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方针。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令人沮丧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储安平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储安平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 《各国政府与政治》,可谓真正学院型新闻人才。但他没有在产权与分工的层面理解新闻,虽然有胡乔木推荐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但仍然没有摆脱悲凉的命运。还有著名的陶菊隐,北洋军阀时代无孔不入的新闻人,后来只能以写旧闻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旧闻,陶先生也枷锁缠身。
　　我相信聪明如胡舒立,对这样的历史图景烂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为,既要继承前辈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辈的新闻困境。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沉寂数年的老崔健最近新推出的歌曲《蓝色骨头》,技术上完全向R&B和RAP靠拢,但歌词却写得分外具有中国语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写字的,
　　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
　　这就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兴趣,
　　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兴趣呢。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这个浮躁的时代,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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