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妓女的罪与罚]罪与罚粥小九

　　1997年9月，为抗议陈水扁废娼，台北市数十名公娼，花帽蒙面上街，争取工作权，要求除罪罚，使台湾社会首次认真面对性产业复杂且牵连甚广的公共政策问题。 　　她们的抗争，持续了12年。2009年6月15日，台湾决议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红灯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但由于民意纷争，“红灯区”很快再次被叫停。
　　
　　在台北万华区龙山寺附近小巷内，几家“茶室”里，坐着不分年龄，浓妆艳抹的小姐，细肩带、小短裙、卷发，在红艳艳的灯光下，显出几分妖艳姿色，明里她们是坐台小姐，暗里全套服务。至于附近广州街昏暗的的走廊上，站街流莺随意拉客，她们与男客很有默契地比划，谈妥价钱之后就走。
　　自从1997年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废娼之后，她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接客，躲避一般人异样的眼光，更躲避乔装寻芳客的警察或线民。与这些地下性工作者不同，台北市数十名前公娼，于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时，便挺身而出，要求回复性工作者工作权。
　　6月 15日，台湾“行政院”门口，由14个民间社团组成的“反性剥削联盟”，正公开反对台湾“内政部”规划性交易专区的政策提案。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两名女子，突然“扑通”一声，向正在抗议的台湾女人联线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蔡宛芬赶忙捏紧手提包，当场拂袖而去。
　　此时，台湾媒体的“黑炮筒”架满周边。两名女子，随即相拥痛哭，并高喊：“这叫什么妇女团体？”“争取了12年回到了原点。”
　　花布蒙面，抗议女子，在台湾早已是一个符号。这代表着她们曾是台湾公娼，来自台湾的性工作者权益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会、大同区公娼自治会。
　　2009年6月12日，台湾“内政部”在委托台湾学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后，在 “行政院”人权小组会前会，决议未来将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性交易专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区内娼、嫖与经营者都不罚，但区外皆罚。
　　“除罪化”、“设置红灯区”，政策风向的转换间，让这些抗争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她们要工作权。
　　
　　公娼的抗争
　　
　　台湾性产业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直到陈水扁上台才真正取消“公娼”。
　　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了以“强力扫黄”为诉求，浩浩荡荡扫荡所谓的色情产业，迫使数百家台北市酒店暂时关门。接着，依照挑软柿子原则，陈水扁想废除日薄西山、没人关注的台北市公娼。
　　1956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台湾省娼妓管理办法”，实施公娼检验制度，同时并取缔私娼，在划定的特定区域内，对性交易“业主”及“娼妓”发放限量执照，及以划定“落日条款”，规定营业牌照不得继承、转移，所有人死亡后，营业牌照自然消失。在1997年时，兴盛时期的上千名公娼只剩128名。
　　陈水扁的“废娼”政策，让这个原本属于禁忌的议题，原本属于社会底层从来没有过发言权的一群人，瞬间打破沉默，一下子从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过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告诉大众，她们是台北市政府核准发牌的“公娼”，应有工作的权力。
　　当时，主张反色情救雏妓，以及政治立场倾陈水扁的新兴妇女团体支持废公娼政策。但同时，有劳工权益意识的人士则以“性工作权”为立场，力挺公娼抗争，争取到台北市议会再给予公娼两年的“缓冲”时间，不必马上面临失业危机。
　　时任工伤协会秘书长的顾玉玲说，站出来支持性工作者之前，也曾犹豫甚至害怕过，因为过去大家大抵认同身体是不能贩卖的，也认同救援被迫的雏妓及妇女。但大部分的人从未想过有人自愿从娼，至于性工作者的人格尊严，更是受到漠视。
　　因为政党斗争，陈水扁杠上由国民党主导的台北市议会，拒绝给予公娼缓冲两年。
　　此种政客行为，引发了公娼展开了1年7个月的惨烈抗争。
　　1997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会，会长官秀琴、副会长丽君，与公娼姊妹发动200多场抗议，一路“娼影随行”追着阿扁，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依法行政复娼缓冲两年。
　　废娼抗争，开启了台湾妓权运动。支持公娼运动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污名”运动。她们发动了近500场以上街头抗议活动，每逢大选、台北市长选举前，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要求先废除“社维法”罚娼条款。
　　原来在角落不被看见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包括在对政客的抗议行动中出现。她们召开五次娼妓国际会议，把全球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将公娼馆“文萌楼”成功转化为文化古迹……
　　当性工作者现身于主流媒体，通过上千条新闻，和数万名社会各界人士面对面沟通后，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更了解性工作的真实样貌，并把层次复杂的问题厘清。
　　
　　禁娼背后的数百亿性产业
　　
　　根据台湾警政署统计，目前全台仅51名合法公娼，但日日春协会粗估至少有10万名地下性工作者，年产值数百亿元，可见其需求度。在台湾“内政部”宣布各县市得以设立性交易专区之后，全台25县市首长，却只有云林县、屏东县、宜兰县这三个穷县的县长赞成。
　　反观一般民众，乐见其成者居多数，经过各方媒体的问卷调查，大抵半数以上都赞成此议，毕竟有效管理的性交易专区，总比台北市废娼之后，弱势的流莺乱窜、警察乱抓，但有钱有势的酒店、按摩店、理容院、应召站等色情业者随意高挂艳帜，甚至流入住宅区来得好，民众唯一在乎的是：“红灯区千万不要设在我家后院。”
　　“红灯区”再次放行消息，让过去台北市华西街及归绥街红灯区周边的店家，在经济寒冬里感到点温暖。废娼后，他们生意瞬间清淡，如果未来成立专区，他们乐见性产业回到这些没落的红灯区。反正这些小吃店、美容院、服饰店的老板已经习惯与性工作者、老鸨、寻芳客相处，彼此相互捧场，各做各的生意。就像一位在归绥街摆小吃摊的业者说：“性交易，不过就是讨生活嘛，以前这里的妓女被客人欺负，老鸨都叫警察来赶人，附近的兄弟有时候也会过来帮忙一下，我们大家都相处很好啦。”
　　虽说台湾的法律明文禁止性交易，但实际上，广义的性产业在台湾早已行之有年，到现在已经形成相当多元且分工细致的非正式产业。依照“特种营业”法规，在台湾经营酒家、酒店、KTV、三温暖、茶室等是合法的，前提是在这些场所内没有被抓到直接从事性交易。但是性交易极有可能隐藏其中。不管是在商业区的饭店、宾馆、还是巷弄间的住宅，台湾的性交易更集中地以应召站、经纪公司、娼馆、按摩店、护肤店等型态，早已低调地存在着。
　　依台湾法令，即使是成年人双方协议自愿进行性交易，还是会依法判有罪或可以被行政处罚的。其中，性工作者如果被警方查获，会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处罚新台币3万元（约人民币6000元）以下，或拘留三天以下。但是台湾的法律不处罚性消费者，这俗称“罚娼不罚嫖”。而性交易的其他关系人，如业者、中介等，若被抓到处罚更重，依“刑法”可判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罚金新台币10万元（约人民币2万元）以下。
　　在表面上，不论是民进党或国民党执政，台湾各级政府都一贯地宣示禁娼。但是实际上，政府不敢也不想全力打黄，而只挑软柿子吃：自1991年“社会秩序维护法”实施以来，共有7、8万人次的性工作者被抓受罚，而被处罚的平均每年约4000名的“小姐”，大多数是性产业中最底层的，如站街流莺，没后台的小娼馆。
　　就这样，性产业和禁娼政策荒谬地共存了半个多世纪。
　　
　　性工作是不是工作？
　　
　　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罚娼条款的规范下，弱势的性工作者常面对警方的取缔与压迫，甚至爆发过警员向私娼索贿、白嫖的丑闻，让她们的生存更加陷入困难。多年来一直站在妓权运动第一线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于三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议废娼政策或废娼之后生计无着而自杀的公娼，更是无法一一道尽。
　　凡此种种，让妓权运动者与性工作者更加强力主张“性工作除罪罚化”，同时也引发台湾社运团体的对立。
　　一派是以日日春协会、性别人权协会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认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费者，及周边从业人员都不应处罚，但可在营业形态、劳动体制、地点场所进行务实有效的配套管理。
　　另一派由早年推动反色情、救雏妓的励馨基金会、妇女救援基金会等组成，认为性交易不能是一种职业，更反对性产业（目前已经结合其它团体组成“反性剥削联盟”）。这些团体原本主张废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话后，她们改变说法，同意可以不罚娼，但法律应改为罚嫖，及继续将业主、媒介等罪罚化。
　　但是，“反性剥削联盟”现阶段诉求的后果仍旧让性工作者活在污名歧视中。日日春协会负责人说，罚嫖等于罚娼，性消费者不敢上门，就是要让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并不好挂的红灯
　　
　　6月15日上午， “反性剥削联盟”在台湾“行政院”前召开记者会，反对设立“性专区”。他们指控性交易的实质内涵是一种性剥削，倘若全面合法化，将导致性剥削更为严重。他们甚至将“成人性交易”与人口贩运相联系，却始终拒绝与“性工作者”对谈，让两者之间形成强大的壁垒。
　　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就认为，政府设立专区无济于解决性交易的问题，只会让人口贩子更加猖獗，还有性病传播、帮派、毒品等社会问题亦将无限延伸。
　　与之看法两极，以“日日春协会”为主导的“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则对“反性剥削联盟”的发言颇不以为然，他们在6月12日率众到“内政部”抗议，批评台湾“内政部”非但没有执行此计划的时程以及相关配套，对专区外娼嫖都罚的政策规划也为德不卒。
　　联盟发言人、日日春协会秘书长王芳萍说：“要不是有权有势有背景，怎么可能进得了红灯区，这个专区很可能流于政商勾结，那些弱势的性工作根本不可能在专区中卡位，终究要流于非法，对于现况毫无改善的可能，专区外的性交易地下化情形恐怕会更严重，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性交易合法化。”
　　两方嘴战，也引来了专家的加入。
　　由于纪惠容多次提及瑞典在1999年后转向“罚嫖不罚娼”，不但减少性交易市场规模，更减少人口贩运犯罪。对此，台湾著名性学专家、中央大学何春蕤教授提出反驳，她说，瑞典此举不但让性工作者更加“地下化”，也使不法卖淫集团得以两边榨取娼嫖，使出国买春、人口贩卖因禁嫖而有更高的“需求”，而这正是“性剥削”和“人口贩运”的温床。
　　陈水扁和马英九在任内，分别进行了各新台币300万元的性产业政策研究，结果都显示：性交易除罪化并合法管理是相对地下化更好的方式。但是执政者一直以没有所谓的“社会共识“为由，拒绝修改目前原则性禁止性交易的政策。
　　今年，台湾“内政部”又再度召开专家会议，与会各团体都认同“性工作除罪化”刻不容缓，但官方仍然持续拖延战术。一直到此时此刻，台湾大举观光牌之际，才提出此议，不禁让人有题外联想：“性交易专区难道是为迎接大陆客做准备？”
　　两方民间团体对立的强大压力，再加上各县市政府也以反对意见居多， 6月24日，台湾“内政部”急踩煞车，决定先打造一部“成人性交易处理法”后再行研议配套。
　　“红灯区”再次游离、摆荡。
　　在昔日热闹的风化一条街――归绥街上，如今的文萌楼已经不再是公娼馆，而是“身心灵幸／性福杂货店”，是日日春协会的大本营。
　　这家“杂货店”不卖杂货，卖的是“幸/性福”。这座见证了台湾半个世纪娼妓历史的小楼，与它昔日的主人一样，面临着转型，要替这些过去的性工作者寻找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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