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恋 我对这个社会没有多少留恋

　　底层人生：口吃是我创作的原动力 　　南都周刊：看你的画，让人立刻联想到德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阿尔巴赫。同样以黑色白色为主，在狂野的笔触之间表达愤怒和悲哀。阿尔巴赫出生于1931年，在反犹情绪日益猖獗的德国长大，从小对冒犯主流文化可能招致的灾难性后果心怀恐惧。1939年他被送到英国寄宿学校，从此再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后来在集中营中遇难。了解他的背景和身世，再看他的作品，似乎能在某种意义上得到解答，那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严培明：我觉得我从小是在一个简单、贫穷却幸福的家庭里长大的。我父亲从无锡躲抓壮丁来到上海，去屠宰场工作，母亲在里弄里的小加工厂做工。闸北那时是贫穷的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让我产生对艺术的景仰的第一个人是我父母的一个朋友，他是码头工人，画画得非常好。有人要推荐他去上大学学习美术，但是因为他的工资第二年就要涨到36元了，家里人帮他拒绝了，于是这个叔叔从此做了一辈子的搬运工人。
　　南都周刊：你的第一次自觉的脱离的努力――报考艺术学院――被拒绝了，你后来说，“口吃是我创作的最根本的动力”。
　　严培明：是的，自幼口吃，让我从小不要说话。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在被嘲弄和挖苦中度过的。我就像生活在聋哑世界里，生怕开口让别人知道我结巴。我把自己彻底锁起来，画画是我拼命寻找另一种不用开口就可以说出自己的表达方式的结果。出国前的那个夏天，我参加了虹口区唐山地段医院一个姓张的医生开办的口吃校正班。张医生说了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口吃，但口吃的人意识到自己口吃。我从小内向敏感，由此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答案，人生豁然开朗。
　　
　　精神家园：在法国时我没考虑前途
　　
　　南都周刊：你觉得是法国收留了你，在28年之后，你觉得进入了法国的主流社会，法国是你的精神家园。但是，1980年，当你到达法国的第二天，你就开始打工⋯⋯
　　严培明：是的。第一天在巴黎，阳光灿烂，第二天，美梦结束了，我被送去打工，从此开始将近十年的边打工边画画的生活。第一份工是做男士皮包，他们给我一块皮料，我要把好的那面放到前面，同时琢磨出如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块料。后来，朋友介绍我去第戎打工，在一家叫做青龙饭店的中国餐馆，从最累最脏的洗碗打杂开始，做到跑堂。我现在还记得那餐馆的布局，左四排，右三排⋯⋯客满的话可以坐100个人呢。八年半的时间里我白天上学、画画，晚上6点到12点在这里打工。
　　南都周刊：出国前你基本没有参加过什么体力劳动，在餐厅打工觉得压抑吗？
　　严培明：那是一家台湾人开的店，那家的孩子特别瞧不上大陆去的人，经常教训我⋯⋯但是，让我养成了不少好的习惯，比如从不迟到。
　　南都周刊：一直到1991年在蓬皮杜展出画作之后你才开始有能力不再靠打工谋生，这十年中间，有没有过对前途的焦虑？
　　严培明：完全没有过。为什么要考虑到前途呢？有人为了所谓的前途放弃或牺牲自己最喜爱的事情，比如那个码头工人为了36元钱的前途放弃了一生，有什么意义？现在社会用金钱去衡量一切，其实很可悲。我一直都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画画是我的一切，我活着就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我喜欢孤独，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做。同时我忍耐性很强。有时明知别人在欺负我，明知我错过了某种机遇，我也会“咽”下去。因为对我来说，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我的作品才是我存在的意义。
　　
　　宣纸是垃圾：我没有中国情结
　　
　　南都周刊：刚才看见你将三层宣纸垫在下面，上面铺一层一般用来做旗帜的尼龙绸材料，然后将黑墨水倒进清水里，用大毛刷作画。你处处否认自己受到中国传统书画的影响，但你明明了解宣纸的吸水性能，同时你的方式也很有泼墨的风格⋯⋯
　　严培明：我从来不在宣纸上作画，这些垫在下面的宣纸用过之后就会当垃圾扔掉。（旁边的助手补充：收垃圾的人其实都还不愿意收，我们反过来给他200元他才把废纸扛下去。）我用的颜料也不是墨，而是染料。刚才那种把清水混色，然后泼到画布上的做法，我认为是平涂而非泼墨，我宁愿把这张画叫做水彩而非水墨。
　　南都周刊：其实，承认中国传统书画跟你的作品的关联是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的作品主要采取黑白两色，你为什么在各种媒体上都坚决拒绝呢？
　　严培明：我做的是艺术，不能因为我是中国人，就一定要跟水墨有关系。
　　南都周刊：你曾经跟随闸北六中的美术老师徐家晔学画。那时你学习了什么？
　　严培明：我们那时主要是临摹各种宣传画。拿回学校，就到处贴，给学校省了一笔买画的钱。
　　南都周刊：你后来作画，对大尺寸的偏爱是否跟这段经历有关？
　　严培明：大概是吧。大字报都很大嘛。大尺寸的作品给人的视觉冲击是巨大的。
　　南都周刊：你最喜欢的视觉作品是？
　　严培明：我那时很喜欢各种连环画，最喜欢的是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东西。
　　南都周刊：后来你在蓬皮杜第一次参加展出的作品就叫做“好汉”。
　　严培明：是的。我画的是四个人头。那是1991年伊拉克战争时期。有四个美国飞行员被伊拉克士兵抓住了。这四人，对伊拉克政府来讲，是入侵者，对“自由世界”来讲，是英雄。这很像水浒里面的豪杰。对政府来说，他们是土匪、劫贼，对草根百姓来说，他们是好汉。因此，我给这组画起的题目是Brigand，这个词在英语和法语里面既有好汉也有强盗的意思。
　　南都周刊：1987年，你展出了第一张毛泽东肖像，给这次展览，你起的题目是《通过他的历史我的故事刚开始》。
　　严培明：毛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跟国内九十年代的政治波普不是一回事。我不是用戏讽的漫画的方式来表达毛的。我1980年离开中国，过后对“文革”的反思之类的运动对我没有影响。我对毛的印象固定在了那个时刻。我刻画的毛总是正面的，展现其巨大力量的。这也跟我直截了当的个性有关。我做不了那种巧妙的讽刺的作品。
　　
　　力量之源：悲剧给人以最大的想象
　　
　　南都周刊：你曾经谈到对你的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是毕加索和德库宁。德库宁的画跟你的笔触很相似，但他的色彩十分丰富，其中也不乏乐观活泼的作品，而你的作品，几乎都十分压抑阴暗。
　　严培明：我自己对悲惨世界比较感兴趣。你看所有艺术中，无论电影、小说，都是其中悲剧性的东西最吸引人打动人。幸福总是转瞬即逝的。你看西方的媒体报道，头条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
　　南都周刊：对，欧洲的媒体，比如BBC，都是有报道阴暗悲惨的事件的嗜好的。
　　严培明：这跟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也有关系。我个人是宽厚老实的，对人生充满同情，我不喜欢表达好人好事。我喜欢关注那些被大家遗忘或忽视的人物。
　　南都周刊：这可能跟你草根出身的经历有关。
　　严培明：我对这个社会是没有多少留恋的。我不是歌功颂德型的画家。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悲剧结尾。而悲剧可以留给人最大的想象空间。现在我在为北京的这个展览做34幅儿童的画像，如果我画一个漂亮的微笑的孩子，与画一个被害的孩子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后者，人们会立刻开始思考，会产生去探究人物背后的故事和遭遇的愿望。欢乐的故事大家一笑而过，悲惨的故事人们都会记住。我的作品的力量在于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更在于其中对于人生悲惨实质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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