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面前,维和到底]维和步兵营用什么能看

　　 “砰！”随着俄租界的一声枪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人埃德温?丁格尔（Edwin?J?Dingle，以下简称丁格尔）的耳朵竖起来了。他立刻进入新闻人的状态，脑中迅速回放着这些日子的所有重要事件。
　　 即使细细过滤不久前自己和黎元洪的那场对话，他也找不到任何与此有关的线索。丁格尔隐隐觉得，汉口要出大事了。第二天，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一切印证了他的预感。在中国停留27年后，带着传教士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丁格尔深入战场，也走进了各个派系的官邸。
　　
　　离开租界，深入战场
　　
　　 丁格尔所在的英租界，与华界只有一街之隔。他的邻居们纷纷议论着，“这是否是一场排外运动？”他们一起举起望远镜，看远处的江面上出现武昌过来的船上有没有熟悉的同胞。
　　 战火中的华界更吸引丁格尔的注意力。他无法满足于从黎元洪那儿得到的零星消息，开始寻觅深入战场的机会。为了得到战地一手资料，他站在汉口的河边大喊，“谁能把我送到战场附近，将得到重酬”。但所有的汽艇都不愿意冒险，最后接受他的是一艘木船。
　　 一路上，丁格尔看到兜售清军军火和空炮弹的独眼人。追着火药的味道，10月20日，他摸进革命军的刘家庙战场。
　　 面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外国人，革命军的指挥官神态自若的接受他的名片、允许他拍照，丁格尔认为这支军队“有礼、周到，对打败清军充满信心”。
　　 但他只是一个观望者。一听到清军提督张彪正在顺流而下的汽艇上，丁格尔马上赶过去。他看到，“张彪的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样，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穗带和纽扣，尽管军队很看重这些”。他没从张彪的口中听到对手黎元洪的只言片语，直到走前，张彪断言，革命军最终会后悔发动了战争。
　　 10月25日，驻扎在滠口的清军发起第一次进攻，激战到来。丁格尔没有耳塞或者战地记者的基础设备，枪林弹雨到来，他索性埋下头写稿。
　　 战场上各行其事的革命军让丁格尔担忧。“他们把枪高举在空中，或者拖在地上，或者指向同伴。”
　　 清军却有一套完整的策略。他们让河南和山东兵走在最前面，满洲军紧跟其后，用枪支制约前面投敌的可能。
　　 丁格尔目睹了刘家庙战役的全过程。他赞同后来外媒上外国军事专家对这次战役的评价，“面对革命军的顽强抵抗，清军运用合理的战术，在大炮的掩护下稳步前进。”
　　
　　租界与华界的民间互动
　　
　　 伦敦和纽约的每一份报纸都聚焦于这场战役。租界区的外国人没了心情喝咖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收听着战况。当然，丁格尔是最重要、也最便利的渠道之一。
　　 11月1日，清军占领刘家庙及通往北京的整个铁路线，大智门车站的道路随即打开。好奇于这支“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丁格尔走进车站的营房。
　　 他看到“士兵们互相聊自己的家乡，遇见会说家乡话的非常熟络。”但打向汉阳革命军的进攻弹无虚发，“他们三心二意，组织却接近完美。”
　　 丁格尔坐在枕木上，与士兵们打成一片。午餐时，当有人端着碗要求丁格尔用筷子尝一口饭菜时，他爽快的拿起他们的饼，大嚼起来。
　　 他问其中一个士兵，“中国人杀中国人多荒唐？”对方回答，“我们不能让国家落到任何坏人手中。”
　　 两天后，在租界区的屋顶上，丁格尔看到惨绝人寰的一幕，汉口大火。尽管写字是他的职责，但他的笔已经动不了了，他无法置身事外。
　　 他走到守卫的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身边，看到门那边试图逃进来的中国人。“对不起，我们接到的上级指令是，不许任何人进来。”
　　 英国租界当局没功夫同情这些求生的中国人，他们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怎么让那些在火灾中抢劫的强盗不溜进租界来。
　　 也有一小部分租界里的外国人，向华界伸出援手。他们派出一支救援队，将华界卫理宗医院里80个瞎眼的男孩和伤员运回安全区。
　　 属于租界的和平年代已经过去。江面上的外国战舰越来越多，日本人的一度有15艘。陆地上，租界的各国外国人开始修理工事。也许，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这场战争的准备。
　　
　　西方传媒与黎元洪的首次对话
　　
　　 丁格尔通过秘密渠道得到消息，袁世凯和黎元洪正在试图说服对方。前者许诺废除满清皇权，依据宪法建立一个新政府。后者的答复是，和谈的最好时机应该是革命军向北京进发时，他更希望袁世凯能加入革命，并以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做许诺。
　　 事实是，他们谁也没有成功。清军继续向汉阳进发，“北方的军队就像做战机器，他们是由一群受过训练，且有坚强军人意志的人组成”。为了求证自己的看法，丁格尔走进袁世凯的兵营。“他的头像挂满了军营，每个士兵都念着他的名字。”
　　 然而，丁格尔看到的北洋军士兵的内心是，“无论他们打了多少个胜仗，革命军总会胜利。”所以，开小差逃跑的北洋军不在少数。
　　 租界里的外国人开始面临真正的考验。租界的街道上经常有被打死的中国人。即使是夜晚，头顶炮弹的轰鸣也停不下来。他们从来不敢离开租界，甚至自己的房间。即使站在屋檐下面，也觉得不安全。
　　 清军的行为也在进一步加重租界区的恐慌心理。他们在棺材山（英租界后面的一座山）上架起三门大炮，打击对岸的革命军，革命军的技术不佳，还击的炮弹有不少打到租界。落到租界的炮弹和华界一样频繁。
　　 租界内部完全瘫痪，成为一片绝缘地。没有船，没有人，没有商铺开门。大家担心邮局停业，船沉底。清军在汉口及周围划定警戒线，所有人不允许出进，走出租界的外国人也开始受到刁难。
　　 在昔日一片宁静的罗马天主教堂医院，第13颗炮弹落进来，震出来的灰尘落在一名俄国海军军官的被单上。
　　 租界内部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在骂领事。法国人越过领事馆，直接给法国政府发电报请求派兵救援。
　　 11月12日，中国海军都统萨镇冰下令舰队降下龙旗，换上白旗。
　　 11月19日，两艘烟囱上标有“海容”号的停在江边的巡洋舰和鱼雷艇在午后两点挂出了革命军旗。
　　 “万一清军撤退，革命军追击，不可能不触及租界。”从日本租界到英国租界的20公里土地，比任何时候都危险。
　　 在港口停泊的外国战舰上，有500名士兵。这意味着在租界区，每4公里有100名士兵守护。但这个数量对生活在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说，太没有安全感。
　　 丁格尔很少参与到租界的抱怨声中。他穿梭于中国的革命各派系中，希望得到更多的政治内幕。
　　 毋需置疑，这其中最大的收获来自黎元洪。11月20日，丁格尔再次来到黎元洪的武昌官邸，成为革命爆发后首位来革命军采访的西方记者。
　　 “楼里的人很快乐，高楼顶端的十八星旗在飘扬，练兵场上传来有力的声音。”丁格尔眼中的黎元洪，极端冷静，具有深邃的观察力，用不十分准确的英文表达着他的意思。
　　 他向黎元洪追问革命的最终原因，对方回答，“满族人对汉人不公平的待遇。”他的传教士身份抛去另一个问题，中国人以后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所有的祭祀活动都将停止，中国人信仰的是儒教。”
　　 关于这座城市的未来，黎元洪的答案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至于黎元洪自己的未来，他的答案是，“将把三个孩子送去美国读书。”
　　游走各方，重建和平
　　
　　 事实上，丁格尔与黎元洪的交情绝非能用一场采访概括。他们的来往始于革命前，这段时间，更加频繁。
　　 11月25日，丁格尔走进汉阳的革命军军营。他体会到不安，因为那些湖南军队的不满。但这究竟会给革命军带来多大的灾难，丁格尔无法估计。
　　 两天后，汉阳被清军攻陷。丁格尔经历了武昌和汉口之间的那段地狱水路。原本用于救援的红十字的船只上挤进逃兵、或南或北的伤员，一次又一次超载。岸上飞来的密集子弹将江面上的所有船只打满窟窿，能爬上租界码头的伤员寥寥可数。
　　 历尽艰险，丁格尔刚回到自己的住所，就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受黎元洪之托，希望能通过丁格尔向全世界发一封声明，停战。
　　 其实在攻下汉阳一小时前，袁世凯就给北京驻英国办事处发电报，让他们通知黎元洪他很想知道黎元洪对达成和解所提出的条件。
　　 为了弄清楚袁世凯和谈中的诚意有多少，丁格尔去大智门车站下的官厅拜访袁世凯的幕僚翁凯文。一个能说流利英语的文雅的中国士绅表现出来的是，攻下汉阳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武昌，和谈只是一面之辞。
　　 位于武昌的革命军营地留给丁格尔的另一种印象，“全体人穿着欧洲式的衣服，没有留辫子，帽子是美洲毡制品，大都懂得西方礼仪，是一个半西化的衙门”。丁格尔从与他们的谈话中捕捉到的关键内容是，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而黎元洪，是丁格尔认为的“值得信赖的人”。和谈依旧悬而未决，一个15天的停战协定出台了。
　　 11月的最后一天，丁格尔作为《大陆报》驻上海的代表向全世界发表声明，集中体现了黎元洪的意愿，停战。
　　 他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努力倾听他们的声音，他愿意与伍廷芳、唐绍仪……讨论任何一种和平解决的方式。丁格尔最终的目的是，促成12月18日上海和谈的成功。
　　 几天后，他以随行记者的身份，与黎元洪的三个上海和谈代表一起坐船入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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