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铺街\卢家老宅:白沙洲的繁华见证】白沙洲

　　白沙洲，和汉口一样，是“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上楼”。倚靠长江的繁华，民间有俗语说，“金沙洲，白沙洲，鲇鱼套里金银窝，竹木行帮排成阵，巡司河上客船多。” 　　白沙洲和金沙洲都是古时武昌南郊中淤积的沙洲，两洲间水深港阔，逐渐形成了港口和商市。根据《江夏县志》、《武昌要览》的记载，金沙洲在城外额公桥西南，头枕江口，与白沙洲相对，明清两代都是商贾客船云集之地。清嘉庆之后，金沙洲逐渐与武昌城相连，白沙洲则成了竹木贸易市场，成为“南帮”（放排为生的江西人、湖南人）的聚居地，直到湖广总督张之洞时期，为防水患，修筑了从武昌至金口的武金堤，将白沙洲和金沙洲隔在了堤外。
　　古时的八铺街就属于金沙洲的范围，卢家老宅则在白沙洲的乌家巷，它们见证着白沙洲曾经的繁华，也随着时代走向寥落。
　　八铺街：难民区里的“法租界”
　　
　　古时的八铺街北与武昌城巡司河相望，西距江边码头仅数十米，处于水路交通要道，“南帮”顺江放排，沿途需靠岸补给，缰绳就系在附近的码头上，放排汉们顺带上岸消遣一番。八铺街一带，正是“五府十八帮”沿长江顺流而下的放排目的地，每天来做竹木贸易和消费的人群络绎不绝，繁华程度不输于今天的司门口。
　　八铺街的名字，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民间文史学者所认为的，古时管治安的“派出所”被称为“铺”，八铺街就是“第八派出所”所在地，因此而得名。另一种，是因为街上有八家历史较长名声较大的铺子，取八铺之街的意思。在我们的走访中，街上的原住民们似乎更认可后一种说法，许多老人从小听着八家铺子的故事长大。
　　85岁的陈爹爹是八铺街原住民，土生土长五代人，对铺子还有模糊的印相，“源利、源盛两家米铺，李大友、九泰两家酒铺，公泰和源泰两家杂货铺，还有少峰（音译）和靠堤旁的一家，也是以卖杂货为主。”这其中，源利和源盛两家规模最大，“前面是店，后面住人，加起来差不多两三百个平方。”陈爹爹曾跟随父亲去源利买米，进过它的后院，佣工们在做豆瓣酱，有十多人，里头放酱的园子也不小，能住上好几口人。
　　这八铺街里的第一富豪，还不是源利米铺，而是卖酒的李大友。这李大友不是武汉人，来历成谜，专卖山西汾酒，八铺街一带流传着“要喝酒找李大友”的说法，生意兴隆。八家掌柜中，数李大友对街坊邻居们最豪气，碰上有街坊帮他挑水，一定要招呼进来喝杯免费酒，在乡邻中颇有好评。
　　当然，八铺街的繁华可不止于此，是吃喝玩乐一条街，麻石路两边小馆子、药铺、金号、剃头铺、酱园、糟坊、伞店、棉花店、米店、日用杂货店一应俱全，街上还有个大关茶馆，里面演着楚剧、汉剧、湖南花鼓戏和湖北评书，略有闲钱的放排汉们，上了岸，就往茶馆里钻。
　　据说，放排汉们还摸索出利用竹子和锯竹木的钢锯演奏音乐的绝活来，每当夜幕降临，江上点着烛火的排上，放排汉们聚在一起，吹竹笛，拉钢锯，热闹得很。
　　放排汉们来自“五府十八帮”，街上遍布各地口音，还顺带衍生出区别武汉地区的习俗来，比如每年一到端午节，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就会穿上特制服装，化装成狗的造型，被八个壮汉抬着巡游，当巡游到自家门前时，居民们便纷纷往“狗”身上泼水，以祈求风调雨顺，这就是“迎狗老爷”的习俗。
　　这样的繁华离不开木材码头的繁盛，也离不开五湖四海的放排汉，但在武汉人心中，这一带是“难民区”，八铺街就是难民区的“法租界”。1932年，武金堤决口，武汉成为泽国，待大水退去，很多失去家园的武汉人，在八铺街附近用树皮、板皮和布瓦搭起简易房子，过起日子来。
　　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军利用巡司河之隔，将八铺街一带设置为“难民区”，在掠夺了武昌城内的诸多财产后，将大批居民赶往此地聚集，派了日本宪兵中队进驻在八铺街上，宪兵队长小田就驻扎在李大友酒铺对面，后面还设有水牢，陈爹爹说，那时，半夜时分，常能听到从宪兵队里传来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这一时期的八铺街，早已丧失了昔日的繁华劲，它的售卖对象，从放排汉变成了被称为“鸡杂鸭杂”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售卖内容局限在应急的日用品，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长居在此的居民以武汉人为主，靠做苦力和种菜为生，平日里买米、油就去八铺街，碰上家里有红白喜事，一家老小得揣上积蓄，到长街（今解放路一带）去置办家什，“我们说进城，其实就是去长街。”
　　八铺街的冷清一直到1949年，以李大友为首的掌柜们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铺子也只能勉强维持，后来，源利、源盛两家在别处置了产业，曾经的八大铺不复存在，空余一街。
　　
　　卢家老宅：白沙洲的“洲府”
　　
　　回到金沙洲和白沙洲的故事上。因金沙洲与武昌城相连，白沙洲逐渐成为竹木贸易的中心，“男帮”和放排汉多聚居在此。一直到民国初年，竹木贸易还相当繁盛，并建有祁阳公所、明山善堂和“旅鄂湖南学堂”等等，卢家老宅就是曾经的湖南学堂校舍。
　　老宅系卢明发所建。卢家祖上逃荒至白沙洲，到卢明发这一代，做起竹木生意，实力在洲上七大竹木商中数一数二。在幺儿子卢从序的周岁生日时，他拿出四千多两银子在乌家巷做房子。清光绪十八年，卢家老宅建成，有一千五百多平方米，轿厅、马房、堂屋、厢房、柴屋、厨房、茅厕都一应俱全，取名“毅安堂”。
　　到光绪三十年，“毅安堂”几经淹水，没了看相，加上卢家人丁兴旺，房子不够住，卢家人将“毅安堂”翻修一遍，同时在其左侧建了一模一样的新屋“景安堂”，这两栋新屋，一时间成为白沙洲首屈一指的名胜。
　　知名“武昌通”刘谦定说，当年的竹木富商们财大气粗，附庸风雅，他们的住宅不论设计手法还是施工用料，不亚于武昌城内的官宦名流之家，在建筑风格上也如出一辙，“粉墙黛瓦，三合院的江夏民居形式，洲上学武昌城，湖南、湖北、洞庭湖地区和江汉平原学这里，是当时的建筑时尚。”
　　发迹之后，卢家定下了打造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的家训，到光绪三十一年的时候，卢明发将旅鄂湖南人学堂引到自家办班，家中适龄儿童包括未出阁的女孩都要读书。打这以后，卢家老宅因学子众多被称为“百子堂”，出了不下百名学生，其中不乏可造之材。
　　因为卢家的名望，乡亲们把“毅安堂”和“景安堂”当作“洲府”，常来聚会议事，被视为公共祠堂，他们认为“毅”同“亿”，“景”跟“经”同音，卢家老宅定能百年安好，经久耐用。
　　卢明发的大儿子卢从康，忙生意之外，爱好在城里逛书市，收藏古玩字画，曾成套地买下《康熙字典》、《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经史子集，遇上心仪的古董玩意儿，像康熙年间的瓷瓶，郑板桥、刘墉的挂轴，还有乾隆十二年的“武阳夏三镇木雕图”等等，都被他运回卢家老宅。刘谦定介绍，“这也是当时竹木商人的时尚。”他曾经看到过一张，卢家后人向武昌区人民政府“文革”抄查古物书画清退办公室所列的清单，其中的稀奇物件能装下几十个皮箱，包括雍正年间的官窑大瓷瓶。
　　按照竹木商的惯例，凡婚丧嫁娶，要办得热闹非凡。卢家办过两场轰轰烈烈的喜事，一次是卢明发的白喜事，特地从汉阳请来了闹丧的武把子，抛钢叉、吞宝剑、耍三枚铁弹、头顶燃香烛，扮成和尚的汉子抛接铜钹，引得围观的人阵阵惊呼。另一次是卢明发的孙子卢兴裕成亲，娶的是汉阳富商之女胡淑芬，胡家的陪嫁足足装满了一整条船，前来道贺的亲友也多，从汉阳过来的船队排起了长队，这头的嫁妆已进门，那头的宾客才能下船。老宅里的婚宴摆了好几十桌，毅安堂和景安堂摆不下，花厅也坐满了宾客，场面轰动了洲上，好些年后，还有老人津津乐道那场婚礼。
　　抗日战争之后，卢兴裕带着家眷住到了法租界，日本人投降之后，四散的卢家人回到白沙洲的老宅里，与留守的卢从康团聚，好景不长，卢从康吃鱼时叫刺卡住了喉咙，一口气上不来断了气，他过世之后，卢家再没人做过生意，家业渐败。
　　解放后的卢家老宅成了白沙洲地区的著名梨园，每有堂会戏，引来不少乡邻来看热闹，后来还成为群众的宣传阵地，从1950年开始，为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群众在这里自编自导自演，好戏连台。上世纪五十年代，武汉发大水，白沙洲一带的房子都淹了，卢家人在武昌城里避难，退水后回来，老宅无恙，还关了一屋子的鱼，其中还有条二十斤的大白鳝，算是个“惊喜”。
　　这以后，卢家花厅办过粮店，大厅堂办过扫盲学校、公社食堂、手工绣花厂和卫生所，卢家人的日子稳定安逸。
　　卢家的灾难在“文革”后来临，白沙洲上最显赫的卢家，成为红卫兵造反的对象，老宅里的古玩字画、史籍典藏、家具器皿等被一扫而光，地板被撬，墙壁也被凿穿，屋里的卢家人被赶到同一街的茅棚里，住了十五年，老宅归公家所有。
　　这样的日子直到1980年，政府归还了老宅，戏台已经被拆，占用了四间房的白沙洲街卫生所保留下来，剩下的供卢家人居住。卢兴裕（此时已改名卢新华）还亲自上房捡瓦，在瓦条里见到了四条金叶子，令人忆及当年的繁盛，不免感慨良多。
　　1998年武汉发大水，卢兴裕在老宅预言，他的人生已经历过三次洪水，一般事不过三，所以他快不行了，卢家也快要完了。他的预言在2004年年底应验，卢家老宅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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