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在抗战中的作用 [抗战中的军统(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主管情报工作的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急令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并宣布特务处的工作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
　　
　　 再过几日,便是抗战胜利65周年纪念日了。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次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
　　八年抗战,古老的中国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国危如累卵之际,无数中华儿女“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在这些 “昂然含笑赴沙场”的抗战志士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或在战场直面敌寇,血染战服;或潜身敌营,与魔鬼共舞。其中,便有不少令敌寇胆战心寒的国民党军统人员。
　　
　　潜伏
　　
　　1937年7月7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次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急电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爆发。突发的事变极大震动了参加典礼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主管情报工作的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毕业典礼一结束,便匆匆赶回南京。戴笠急令特务处(军统前身为1932年4 月1 日成立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1938年4月,蒋介石将特务处升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兼任局长,以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军统局”由戴笠负责)各外勤区、站、组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其次,他宣布特务处的工作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
　　此后,戴笠更是严令抗战期间特工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
　　安排好全处的工作之后,戴笠又亲自赶到形势最紧张的上海布置潜伏工作。他亲自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主持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10余名骨干特工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三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七七”事变后,日军染指上海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上海人心浮动。此时在上海布置潜伏工作实际上已是勉力而为,因为潜伏组此时进入极易引起日方间谍的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特务处上海区长周伟龙先后提出两名组长人选,均被对方以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为由拒绝。最后不得已还是由周伟龙建议,戴笠钦点沈醉出任组长。
　　沈醉受命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潜伏组虽然在沈醉的亲自率领下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暗杀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仅潜伏了一个月,潜伏组便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出虹口区。而周伟龙则在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作,刺杀了唐绍仪等敌伪分子。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始终奔波于南京、上海两地。其间,他还专门跑了一趟香港,布置香港的潜伏工作,任命蒋经国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王新衡担任香港特别区少将区长。
　　而此时的特务处首脑机关基本已经是“空巢”了。戴笠整天在外忙得不可开交,工作时间甚至以分钟来记。副处长郑介民则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的兼职上。书记长梁干乔也早就被戴笠派到了华北。在淞沪抗战最紧张的时候,戴笠就预见到上海行将不保,他不得不未雨绸缪,早些经营华北,其手下干将梁干乔被任命为华北办事处主任主抓此事。
　　除了谋篇布局之外,在这一时期,戴笠还亲自指导部下与日寇谍报机关斗智斗勇。
　　1937年9月中旬,社会名流章乃器亲自向戴笠推荐了自己的两名学生程克祥、彭寿,并说二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贡献。
　　戴笠指令时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当面对二人进行考察。
　　文强此人经历不仅复杂而且令人瞠目结舌。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母亲。1925年8月,文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不仅与林彪同学,还是林彪的班长。在黄埔就读期间,文强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
　　北伐战争中,文强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到国民革命军第20军(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四一二”政变之后,文强赶赴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在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强偶遇黄埔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次年6月,文强在重庆被叛徒出卖入狱。后虽经营救脱险,但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仍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一气之下,跑到上海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此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的党籍。脱党之后的文强再次偶遇廖宗泽,但此时的廖宗泽已叛变投敌,加入了特务处。廖将文强引荐给戴笠,得到了戴笠的重用。淞沪抗战爆发后,文强被派赴上海,在此期间他遇见了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袁国平转告文强,周恩来已经为他平反,希望他重返共产党。但遭到文强的婉拒。
　　文强经过调查,得知程、彭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军事情报调查活动,其调查材料直接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派遣,在该书院任职,负责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
　　程克祥、彭寿本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愿意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但二人并非坚定的爱国者,他们想通过搭上特务处,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情报,提供给日方,意图两面讨好。
　　听取文强的汇报后,老谋深算的戴笠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决定将计就计,当即同意了二人成立一个名为“文友社”的组织作掩护的建议。他限令文强三日内将“文友社”这支反间谍网络建立起来。戴、文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工王树人充当文友社门卫兼收发,实际是派在该机关的特工总负责。后又安插两名女特务打入,同时找由头将日方安插的间谍排挤出去。在戴笠、文强的设计下,程、彭二人最终就范。文友社完全成了特务处的反间谍机关。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的日谍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通过该机关尽落戴笠眼中。
　　
　　培训
　　
　　戴笠一直非常重视对特务人才的培养,在抗战爆发前后,他先后主办了不同的特训班,为特务处和军统培训和积累了大量的人才。
　　现为南京市公安局所在地的洪公祠,本是张学良的公馆,后被张转送给他的拜弟――戴笠。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一个月以后,戴笠就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故人称“洪公祠特训班”。
　　 “洪公祠特训班” 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5月开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人退学,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这一期学生中比较著名的有日后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此人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张敬尧、王克敏等大汉奸。除陈恭澍之外,如上文提到的廖宗泽,《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徐远举,军统“四大杀手”(四大杀手分别为王天木、陈恭澍、沈醉、赵理君)中的另外一位赵理君也出身于洪公祠特训班。
　　学员们着重学习枪械、爆破、毒物、通讯、驾驶、摄影、行动术、侦察学、情报学、军事情报学、高等警察学、武装斗争、帮会等知识和技能。
　　1937年9 月底,军统历史上著名的“青训班”在青浦县西溪小学开班,10月4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戴笠做长达5个小时的长篇演讲。青训班的学员大都来自淞沪抗战爆发后踊跃要求参加“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青年学生。戴笠不忍让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年轻人直接上战场,便把他们抽出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即著名的“青训班”。此后因为学员太多,又成立了一个“松江特训班”。戴笠亲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余乐醒任“青训班”副主任、汪祖华任“松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是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他早年曾加入中共,任黄埔军校教官。余还曾被中共派到苏联“契卡”学习(契卡是克格勃的前身。中共历史上有此待遇的不多,中共特科的两名重要领导人陈赓和顾顺章也曾被派到“契卡”学习)。“四一二”政变后,余与党失去联系后加入军统。余乐醒除为军统培养了大批人才外,还为戴笠引进了一个得力助手――沈醉。余乐醒的太太、原黄埔军校军医沈景辉是沈醉的大姐,沈醉就是经余乐醒介绍进入特务处的。
　　继“青训班”和“松训班”之后,戴笠还陆续开办了临训班(临澧特训班)、汉训班(汉中特训班)等,日后军统的中坚骨干均出自上述特训班。特训班的毕业生在不同的战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军统七姐妹花”美誉的星子特训班的七名女学员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女译电员。在孙立人新38师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该部突遭日军伏击。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逼入绝境。在突围无望情况下,七名女战士宁死不屈,砸毁电台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坠崖后四肢骨折,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壮烈殉国。
　　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绍英亲致祭词,并在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别动队
　　
　　1937年8月4日晚,戴笠从南京匆匆赶到上海。在枫林桥寓所沐浴之后,旋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王兆槐陪同下前往华格臬路杜公馆拜见杜月笙。
　　甫见面,戴笠便言明,此番是奉蒋介石之命,请杜出面组织上海民众协助国军抵御日寇入侵。根据该计划,戴笠命王兆槐、沈醉带领40多名特务,将藏在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仓库里的日军大批枪支弹药偷出,用以装备杜月笙组建的别动队。别动队成立后,由中央颁发番号、军械和粮饷,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
　　 仅一个月时间,一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的番号,戴笠担任别动队委员会的书记长,总指挥则由杜月笙的老友刘志陆担任。别动队共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主要成员为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主要成员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主要成员为戴笠在京沪地区的部属和被招入特训班的年轻学生。特务大队队长由王兆槐出任,成员都是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原班人马。
　　 淞沪抗战期间,戴笠亲自坐镇指挥别动队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同时,戴笠还专设电话线与坚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的“八百壮士”联络,及时听取谢团的战斗情况,然后向蒋介石汇报,再直接传达蒋的命令。
　　10月下旬,日寇大量增兵。“苏浙别动队”第四支队奉命掩护正规部队由闸北撤往苏州河南岸。该队全体人员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后,伤亡惨重。
　　11月上旬,正规部队奉命大撤退。别动队第五支队及第二、三支队的部分队员,奉命配合55师某旅固守南市,掩护主力部队往浙皖边境撤退。戴笠命令该部5000名别动队成员效仿“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壮举固守南市,没有他的命令,决不许撤退。
　　固守南市的别动队与日军鏖战三天后,大部队于第四天?晨全部撤退。戴笠部署“苏浙别动队”第一、二支队转移到浦东去打游击,第三、五支队在戴笠与法方交涉后放下武器,化整为零退入法租界。戴笠命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率部分别动队员留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人则转往安徽祁门打游击,后改编为“忠义救国军”。还有小部分人化装潜往香港,转道奔赴武汉。
　　据文强统计,凇沪抗战期间,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后经收容统计:原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只收得2000人,除少数失踪人员,其余都在上海抗战中牺牲。
　　文强为别动队的抗敌壮举所感,专门赋诗一首,堪为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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