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不患寡而患不均

　　我们很好地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共同富裕却没有如愿随行。 　　 　　今年“两会”前后,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各界,对收入差距(包括财富差距)的认识空前一致:过大!
　　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标识收入分配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就跨过了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达到0.496,2007年是0.48。有部分专家认为,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九三学社向中央提交的报告说,全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到了两极分化的边缘。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GDP,2009年中国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三,如果人民币再升值,或者等待一两年,即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还造就了若干堪比欧洲的富裕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以及一个富裕得令世界瞠目的人群,他们是谁,我们不确切知道,但眼见其在全世界旅行,挥金如土。2009年全球奢华产品市场萎缩,而中国奢华产品销售却达到50亿美元,增幅居全球第一。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25%,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在同一片天空下,还有令人唏嘘的情景。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刚刚解决温饱,在城市,数以千万的人,为子女上学发愁,为看病着急,为蜗居哀叹。在一个存在几千万文盲的国家,居然有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即面临失业。
　　本来,中国改革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共同富裕”。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将来如果我们发展起来了,但是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改革就失败了,就走上邪路了。他老人家的担心,似乎正在应验。
　　邓小平还说,共同富裕的保证,是在改革中,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说,虽然国有经济经过数次的调整,但是,依然占据主体地位,我们很好地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共同富裕却没有如愿随行。
　　
　　收入差距是怎样一步步扩大的
　　
　　改革前,中国收入分配处于极端平均状态,这必然妨害效率:如果不管怎么样,收入都一样,就没人努力工作,“大锅饭”下只有共同贫穷。所以,改革的总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采取的办法是在承认个人利益正当的前提下,设计激励机制,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勤奋努力,首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和人民,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冒死创新,得到决策层的认可和推广。选择农村打头阵,是因为农村的问题比城市更严重,大部分农民尚在饥饿线上挣扎,也因此,改革的阻力较小。
　　果然,农村改革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直到今天,还为世人所称道。成功的表现,首先是粮食产量连创新高,农民终于可以吃饱了。其次是“万元户”的涌现。它表明,一部分脑筋灵活的农民开始初步富裕起来,而且产生了示范效应。这些农民的富裕,完全是因为“诚实劳动”。80年代初,热门电影《喜临门》和《咱们的牛百岁》,说的就是农村改革的事。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鼓舞了决策者。1984年,以十二届四中全会为标志,改革中心从农村转入城市,办法还是承包制,工人开始有了奖金。改革还伴随价格放开,市场扩大和繁荣,新产品大量涌现,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这些曾经只在梦想中的物件,进入寻常百姓家。当然城市的改革要困难得多,因为各种利益纠结在一起。
　　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改革,基本思路都是“放权让利”,让市场的作用范围扩大,减少政府的干预。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决策。
　　两轮改革后,城乡差距,虽然没有明显缩小,但是,因为农民这个最底层状况改善太过明显,社会总体不公平的感觉下降了。
　　到了80年代末期的时候,另一个问题突出起来,就是“脑体倒挂”,知识分子的收入比不上工人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有一个流行的比喻叫“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中央很快重视这个问题,提高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待遇。
　　特区的建立、沿海城市的开放,以及农村承包制下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共同促成了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壮大。出口加工业异常繁荣。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抓住机遇,经济领先全国,民营经济撑起了那里的多半个天。温州是率先崛起的地区,温州商人走遍了全球。
　　国有企业僵化的体制,与快速变化的市场越来越不适应,虽经改革,怎奈积重难返。国有企业的不景气,在90年代初开始显现,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下岗职工”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国企不断向外排斥工人,而民企却成为就业的主渠道,75%的人在民企就业。
　　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全球500强企业陆续在华落户,借助品牌和强大的资本实力,外企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
　　1990年和1991年,先后成立的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为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提供了积累财富的机会,杨百万是股市初期最知名的人物。但是,好景不长,很快,股市上呼风唤雨的国字头庄家出现了,中小投资者逐渐沦落为圈钱的工具。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期,其他时间,90%的投资者是亏损的。
　　于是,国有企业改革,在90年代之后,成了决策层考虑的重点,也成了理论界研讨的热门话题。国企最困难的时期,是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似乎出现了“民进国退“的趋势。
　　1994年之前,财政体制也模仿农村和企业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各种形式的承包。由于放权让利,以及地方对中央的承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下降。提高这两个比重的声音占了上风。
　　1994年,财政承包制取消,代之以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主要税种的收入或者全部归中央财政,或者大头归中央财政。同时,改革了税收体系,开征了一系列新税。自此,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同时,中央财政收入比例也明显上升。
　　1994年开始,基于中央企业(央企)的困境,决定对央企税后利润暂缓上交,留在企业内部。没想到,这一暂,就暂了14年。
　　国有经济,主要是央企,开始脱胎换骨,被称为“新国企”。政策的有力支持,强化了央企,比如石油、石化、银行、电力、通信的垄断地位。在2000年前后,央企的日子变得好过起来,今非昔比。
　　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继对外开放之后,又一个重大而正确的决定。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民营经济,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锤炼,产品在全世界市场大行其道,世界工厂正式形成。贸易顺差,相应地外汇储备,年胜一年。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中国经济之前,央企的红火和民营经济的繁荣,是可以共存的。民营经济,主要依靠的是外需,而国企,赚的是国内的钱,相安无事。2005年之后人民币开始了升值的步伐,2年多升值了15%,出口企业的优势收窄,但是,凭着劳动力成本低廉,民企的日子还能勉强过活。
　　金融危机成了压倒加工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浙江几乎一半的民营企业关门,广东东莞这个世界工厂的代表,一片萧杀。2000多万农民工在2008年春节之前丢掉了饭碗,再也没有找回来。 　　央企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领域,金融危机之下,央企的利润还能继续增长,日子过得似乎更滋润。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2008年,成为全球银行市值前三甲。人们把央企高歌猛进,民企节节后退,称为“国进民退”。
　　垄断国企的员工和福利令人乍舌。2008年,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到10倍。高管更是领受千万元级的薪金。
　　财政的日子更舒服,金融危机对财政收入增长几乎没有任何掣肘。官员的日子也好过,中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名列世界前茅。每年的公款吃喝、公款购车和公款出国,至少花费9000亿元。公务员待遇实在太优厚,所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毕业生的第一选择,其难度,超过世界上任何考试。
　　外汇储备,也逆势继续增加,2009年,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所以有人说,这是穷人在借钱给富人用。顺差并不是占便宜,美国人是空手套白狼。
　　可是,农村在承包责任制进行了第一次飞跃之后,一直原地踏步,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外出打工。金融危机后,民工大量返乡,农民收入进入了徘徊期。在城里,住房、教育和医疗,成为“新三座大山”。以住房为例。2009年中国的城市房价,一路高歌,北京房价上涨了至少70%。绝对房价与美国相当,可是,中国的人均GDP仅仅为美国人的1/10。
　　高房价是三股力量的结合:太不差钱的到处做“地王”、推高地价的央企、太有钱的富裕人群、以及因为缺钱而亟需通过卖地获得收入和GDP的地方政府。仅“两会”结束第二天的 3月15日,北京就卖出了6块地,诞生了三个“地王”,共获得140多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去年,北京市的GDP中,有六成是房地产的贡献!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通过了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银行信贷2009年创下9.6万亿元的历史天量,可是所有这些钱,几乎全部进了国企的腰包。最饥渴的民营企业,几无所获。
　　扩大内需,虽然是共识,但是,需求的决定因素是居民的收入,收入不增加,需求增加就是无源之水。
　　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也让扩内需成为空想。适度均等的收入分配,比之贫富悬殊,更有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常识是,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也就是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而用于储蓄的比例逐渐提高。储蓄如果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就造成产品的过剩和失业。如果资本市场不发达,储蓄越多,经济发展就会越慢。所以,不但社会公众对收入差距的忍耐是有底线的,经济增长要求的收入差距也是有限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收入悬殊的危害更大。所以,更公平的分配,才能增加总消费的水平。仅仅从经济长远增长考虑,也应该着手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了。
　　
　　怎么让收入差距缩小
　　
　　首先是调整政府和居民的分配关系。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政府占了新增财富的大头,居民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比如,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的总体税负相当高。因为我们既征收平均税负高于世界水平的流转税,又同时征收平均税负同样不低于世界水平的所得税。这样的国家在全世界不多。企业、创业者,尤其能体会高税负的切肤之痛。《福布斯》排行榜,中国人的税收痛苦指数,世界第二,与多数人的感受相同。所以,有必要降低总体税负,藏富于民。尤其是开征新税,如物业税、环境税,应该慎之又慎。
　　其次,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的钱用于公共物品、社会公平方面。我们的高税收并没有带来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比如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是10年前的要求,现在还没有达到。社会保障的欠账就更多。法国的税收痛苦指数世界第一,可是,人家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公共福利。我们的财政那么多钱,却拿不出钱提供基本社会保障,是说不过去的。当然,也有好消息,最近几年,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等惠农的举动,就值得欢迎。问题是,这远远不够。有人说,只有中国的农民才拿着钱种地,独一份。这是误会,欧洲,美国早就如此,我们太晚了。
　　第三,是遏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国企特别是央企高管的收入,高的离谱,即使企业搞得一团糟,天价年薪照领不误。普通员工与其他行业的差距,相差十几倍甚至更多,这是没有道理的。更重要的是,央企的利润,不能自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比如投资房地产等。央企利润应该按照规定,上缴中央财政,至于支出,可以考虑以某种形式发放给全体国民。毕竟,全体国民是央企真正的股东。遗憾的是,现在央企高达1万亿元的利润中,每年真正用于民生的钱只有区区10亿元!
　　第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让人们在起点上就不平等。当前最重要是推动城市化,只有减少农民,让他们变成城里人,才能增加交易机会,富裕起来,“三农问题”也才能真正解决;再比如对于民营企业的歧视,包括获得信贷和上市,以及进入领域的歧视都应该取消等等。
　　第五,政府中心工作的转移。30多年来,政府的主要工作是经济建设,具体说就是GDP的增长,现在到了以民生为中心的时候。政府存在的价值,根本上是社会公平和正义。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核心指标也应是民生,而不是GDP。这样,蜗居会少、房价会更合适、教育机会更均等等。
　　不可否认,腐败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权钱交易,也为百姓所深恶痛绝。温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我们不能容忍一个事实上的特权阶层存在。
　　
　　公平是人类道德和同情心的产物,公平分配,也是公众当下最强烈的期待。2010年3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国家地位观”调查结果,对于中国未来最迫切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中国公众和在华外国人士都首选“社会财富分配更均衡”,分别为42.3%和30.7%。
　　多年前,为了给“效率优先”找理由,批判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该是给这个说法正名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和谐社会,公平优先,效率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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