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理森.M.哈里斯,我们在齐鲁大学的日子】 苏M

　　人体解剖学是一门较难掌握的课程，英格尔博士用红、黄、蓝等不同颜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人体的动脉、静脉、神经……这种教学方法，被他的学生们一直沿用至今。 　　稿件提供_《老照片》
　　
　　我生在济南，是劳伦斯?英格尔夫妇的长女。父亲劳伦斯?曼斯菲尔德?英格尔博士在齐鲁大学任解剖学教授。父亲1895年生于剑桥，在剑桥国王学院学的医学。1920年，在伦敦浸礼会的资助下，他来到中国，先到北京语言学校学会讲中国话，然后到了齐鲁大学。
　　从1920年到1939年，父亲一直在山东齐鲁基督教大学做解剖学教授。医学系成立后，许多在医学系的学生补充了当地医院的职位。
　　因为懂中国话，父亲得以参与把《格雷氏解剖学》译成中文。这部英文医学名著成了他那个系里的基本教科书。
　　多年前我弟弟去了趟中国，在济南找到了我父亲从前的一个学生，他出示了一本《格雷氏解剖学》，并让我们相信这本书现在还在使用。
　　我父亲高度评价他的中国学生，他们相处得融洽愉快。我的印象是，所有认识他的人，不管是教职工还是学生，都尊敬他。有几件赠品至今为我所有，其中有一个黄铜的洗指钵，镌有他的名字的中国字“英”。许多学生多年跟他保持联系，有几位还到我们在剑桥的家里拜访过。
　　在中国度过的岁月对父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倾倒于中国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认为能在齐鲁大学工作是他的殊荣。他常读中国书，免得丢下中文。在他晚年，肺气肿让他卧病在床，他还设计并监做了好几块以中国字为图样的坐垫儿。日军入侵，占领了济南，打断了父亲在齐鲁大学的工作。1939年父亲回了趟英国，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中国。
　　我母亲是苏格兰人，生于1898年。1920年她在北京的英国使馆与我父亲结婚。1922年，我出生在济南府一个传统的中国院落里。我记忆中的济南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城市，人烟稠密，百业兴旺：吹吹打打办红白喜事的，做生意的，繁忙的铺户，小贩们沿街叫卖，卖鸡蛋的，卖青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花儿的，大人们说说笑笑，孩子们到处欢跑。从我家的顶楼，看得见闹市的五光十色，听得见闹市的千响百声。我特别记得，卖鸡蛋的用竹编担挑了两篮鸡蛋，边走边吆喝：“大鸡子儿喽!”他穿的是褴褛的长裤子，白长衫，脚穿绳子打的麻鞋。水是按桶卖。街上满是洋车，拉着有钱的中国人，拉车的苦力，拖着疲惫的脚步一路跑着，边跑边拿手巾擦汗。
　　我记忆中的童年是在厨房里和佣人一起度过的。提起保姆张大嫂，让我难忘的是她内在的尊贵，外观的整洁，一头光亮的黑发拂到脑后，挽个整洁的圆髻。水灾让张大嫂成了寡妇并且一贫如洗，从此跟我家住在一起，直到我们离开中国。这位妇女是我童年时代最敬最爱的人。我跟她学会了中国官话，她有无尽的耐心，我不记得她曾经说一个字的硬话、急话。她总是戴两个小小的耳环，还戴一个别致的黄铜指环，当顶针用。
　　张大嫂针线活儿棒极了。她做衣服，绣花，都是人所不及的。我会一连几个钟点看她踩缝纫机。我出神地看她用一沓沓的报纸做鞋。她把报纸剪裁成样，拿大针沓在一起，然后往上添加绸鞋面儿，上边精心地绣上五颜六色的花样。这是给特权阶级的人们穿的。平常人穿的鞋是粗棉布做的，而苦力们则可能穿草鞋。
　　孩提时代，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育儿室看张大嫂做活儿度过的。大约6岁时，我上了济南外侨学校。12岁的时候，我去青岛不列颠学校寄读。青岛有美丽的海湾，白净的沙滩。还记得第一次追摩托车，追着闻那清新的汽油味儿的情景，正像张大嫂第一次看见天上的“飞艇”一样兴奋。学校人不多，30来个学生，一大半是俄国侨民，他们的父母因1917年的革命，逃亡到中国避难来了。我知道，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了上海滩的阔佬，但也有穷得在济南要饭的。
　　我们在青岛的海滩上度过长长的炎夏。工作允许的时候，父亲会跟我们一起玩儿。我们从济南乘火车来此，一到青岛，我们就把行李都堆到早在等候的马车上。有一次马车被一个长得很帅气的生意人赶上，听见他朝我们喊：“天哪,撞船了!”
　　1936年，父母送我和弟弟从上海坐船回英国度假。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看到中国，再也没有看到我的朋友们，再也没有看到张大嫂。
　　
　　编后附记：
　　《琴童》杂志社的刘云在一次赴英伦探亲期间，邂逅了这位年已八旬、在中国出生的英国老太太――哈里斯夫人。
　　哈里斯夫人兴奋地向远道来的客人展示她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数百幅摄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老照片，倾诉着对中国的深切眷念之情。这便是此稿的由来。
　　齐鲁大学――这所由美、英、加等国的基督教会联合创办的教会学校，成立于1917年。自创办之日起至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的20年间，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大学，为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内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顾颉刚、栾调甫等纷纷到校执教；而哈里斯夫人的父亲英格尔博士作为外国专家，也正是在此期间被齐鲁大学聘为解剖学教授的。
　　《老照片》编辑部的编辑走访了英格尔博士当年的一些学生，了解当时授课的情景和保姆张大嫂的后续事情。人体解剖学是一门较难掌握的课程，英格尔博士用红、黄、蓝等不同颜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人体的动脉、静脉、神经……这种教学方法，被他的学生们一直沿用至今。
　　哈里斯夫人一家回国后，人到中年的张大嫂几经辗转，在一家医院做了看护妇。1948年秋济南解放，有人传言：凡是与外国人有过来往的都要被遣回原籍。而这恰恰是张大嫂最担心的，她之所以离乡背井，只身到济南谋生，就是为了躲避包办婚姻所造成的家庭不幸。慌乱中，张大嫂自行“下岗”，回到齐鲁大学操旧业，继续她的保姆生涯。
　　1965年，年逾花甲的张大嫂辞工回到自己的家――一个位于齐鲁大学东邻、居住着二三十户贫苦人家的大杂院，街道办事处按“五保户”标准，发给她每月10元生活费。她从这微薄的收入中，挤出钱资助邻居遗下的孤女，将尚在襁褓中便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孤女日夜搂在怀里，悉心呵护，直至痊愈。每逢周末，张大嫂又匆匆赶回大杂院，为过早失去母爱的她，准备一餐可口的饭菜……一年后，“文革”开始，张大嫂在外国人家里做工的“历史”被作为“问题”重新提起，10元生活费旋即停发。接着，一位友人将张大嫂交其代为保存的养老金上缴――这是张大嫂几十年一点一滴积攒下的血汗钱……
　　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对本已病弱不堪的张大嫂不啻雪上加霜。1966年秋的一个夜晚，张大嫂悬梁自尽。白天，她还在偷偷地向邻居打听，给外国人干活儿，也算罪过吗?
　　在信笔记下张大嫂坎坷的人生际遇的同时，不知远在大洋彼岸的哈里斯夫人，能否原谅我们以这种方式，告诉她有关她的中国友人们的真实、却并不美丽的故事……（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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