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山河一寸血小说

　　余戈 1968年生,曾在部队任雷达技师、宣传干事,现为《军营文化天地》杂志副主编。业余时间收藏抗战文物、研究抗战史。偏爱从技术、战术、军人生存方式等军事文化视角,进行“微观战史”写作。
　　
　　松山战役是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余戈以“微观战史”的方式,展现了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素不相识的历史学者钱文忠来信称赞,“非仅还历史公正而已,实乃民族历史认识心理健全之标志,可愧杀某些历史学家也”。
　　
　　2004年9月,余戈第一次来到松山。
　　松山,滇西怒江之滨,如血残阳下沉睡半个多世纪的战场,残留的战壕、掩体、火力点和地堡残迹清晰可辨,弹坑、弹痕随处可见。
　　历史在错愕间被钩沉:二战亚洲战场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在这里发生,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双方鏖战近百天,炮火犁遍每一寸战场,中方终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全歼日军、打通滇缅线,为全线反击奠定决定性意义。
　　被震撼激励着的余戈,终写就一部《松山战役笔记》。其“微观战史”写法,如手术刀般精确冷静,抽丝剥茧,以文字还原60余年前的炮火连天。素不相识的学者钱文忠来信称赞,“非仅还历史公正而已,实乃民族历史认识心理健全之标志,可愧杀某些历史学家也”。
　　
　　从军品收藏到“微观战史”
　　军事工科背景出身,余戈与历史研究的相遇,由军品收藏开始。藏品中最珍贵的,当属南京战犯谷寿夫的一幅字,一只成为战利品的日军军挎,也被他随身携带,“战争行为必须建立在非常细腻扎实的物质基础上。比如日本单兵手持的潜望镜,它有个拉杆可以拉长,我开始琢磨不透为何要拉这么高。如果在战壕中,只要探出去即可。后来发现当时华北有大片的青纱帐,鬼子个子矮,在青纱帐中方向感差,他们需要一种凌空意识,要高于玉米杆和高粱的高度。他们是真正把战争当成一个学问,技术与设备维绕解决问题进行。”
　　收藏到一定程度,要追求物品背后的来龙去脉、文化积淀,即“藏识”。器物中流露出的文化思维可感,无形中为研究定调:“收藏把比较虚的印象落实,再做研究时,就不会太愿沉浸在理念中。希望进入微观,具体可感地呈现。”
　　“定下写松山,我就想必须按着穷尽的标准搜集资料。冷静梳理,每天做笔记,按照战争进程100天,只要是和这一天相关的,不管是统帅部的、战场上的,还是老百姓的事,我把它们都放在这一天,就像做一本100多天的战斗日记一样。”
　　他先后4次上松山,踏遍战争遗址,走访战争亲历者,穷尽历史资料,最终完成了这部40多万字的《松山战役笔记》,内里包括880条注释、34幅图表、参考文献达115部,引用了百余篇报刊文章和网站资讯,“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无根据”。
　　
　　这四千人的名字,完全没有
　　“我一开始想不到,云南怎么会成为一个主战场?我们过去只宣传当地的怒江游击队和少数民族怎么杀鬼子。我以为就是小规模的游击战嘛,根本没想到那是个大兵团作战的正面战场。”
　　这场战争不为人知的原因,涉及到战时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崩溃,以及战后孙立人将军“清君侧”不成反陷“孙立人案”。指挥者何绍周打完仗后,“有点万念俱灰,他在贵州把部队交给助手自己就走了,跑到香港、巴西,上世纪80年代死在美国。”而李弥去了台湾,“与陈诚僵得要死,政治上被打压,非常不得志。不得志的话,谁会把这个战争当回事?”
　　松山战役一役,中方伤亡总数达7763人,与歼灭日军人数(1250人)相比,比例约为6.2:1,是一架名符其实的“绞肉机”。
　　余戈坦言,自己2004年去的时候,“如果不是还有同伴,我一个人跑到那个阵地上也会非常恐惧――戾气太重,冤魂太多。当年尸体都来不及处理,拿推土机推,挖个坑堆起掩埋掉,满山都是骨头,磷光闪闪的。上世纪60年代小孩们还把头骨往山下滚,或者是把它们砸碎。”他的朋友戈叔亚,第一次看到松山的累累战壕时,甚至出现了士兵亡魂涌现的幻觉。
　　“日军人数少,弹药也有限,可是基本上不浪费,要求‘每发必中’。有次我方漏过草地中潜伏的日军一兵一枪,他也许还不是一个专业狙击手,专趁我方不注意的时候下手狙杀,共打掉我们20多个人,最终被我们击毙。” “我请两个军事专家帮忙进行阵地工事辨识,看了以后都觉得,日本人做到极致了,没有想出什么更先进的对抗战术。”日军的主堡,最后是被3000公斤TNT端上了天。
　　“当时的中国军队,大部分是抓来的老百姓,基本都是文盲,没什么作战效能,后面有督战队,你只能往前冲,退下来也是个死,也不会用什么战术,基本就是在对方的火力下哗哗倒下。在腾冲,夜里即使没有目标也必须开着枪,为了让日本人一直提着精神。把枪声当作让对方神经一直绷着的工具,这从战争角度来讲是很荒唐的。”
　　整理战争资料时,他有时深感漫长和郁闷,“每次都在重复着同样的错误,缴同样的学费。前一场战斗没解决的问题在下一场依旧,然后就不断地死人。”“松山中方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这4000人的名字,完全没有。”
　　人沉在历史氛围中,有时会难以自拔。余戈后来去买了一张《大悲咒》。“《大悲咒》是在什么情况下放?说是超度亡灵的。我一遍一遍放着听,心里才稍微舒服一些。”
　　
　　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
　　也许由于战争过于惨烈,有的战士打完就散掉了,不想打了,“有的战士当地入赘作女婿,按滇西传统姓女方家的姓,把名字改了。”
　　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及时采访到健在并头脑清晰的老兵,“人不多了,脑子糊涂了,讲不清了。最好的时机是老人六七十岁的时候,那时记忆力非常好,记远处尤其是青年时的事情非常清楚。”
　　“我们的历史好像只有过70年以后才能回望,可是那些能说清事情的人全走了。镜头对着可怜巴巴的老头,除了能煽情外还能做什么?日本广播电视台NHK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给日本松山老兵做的那些访谈,狗日的一个比一个讲得清楚。那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在文革呢。我现在只有遗憾。现在有价值的口述史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临终关怀。”
　　余戈认为应该吸取教训,及时为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作系统口述史,“可是谁做呢?官方不做,没人弄这个事情。看着人们自生自灭,时间久远后又将和松山一样,又是70年。”
　　“老兵生活状况不好。基本靠社会志愿者的关爱。这个事应当归政府管,GDP这么高。老人平常你不孝顺,老人临终你起码要把事做体面,让别人看。我觉得这是政府给自己做脸的非常好的机会。”近日,余戈更是奔走联系,为当年参与爆破日军主堡的老兵鲍直才募捐。他在博文里引用麦克阿瑟的话感慨,“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
　　
　　中国写史演义化是传统
　　在余戈心中,一直有一座努力的标靶,那就是科尼利厄斯?瑞恩被誉为“世界战争纪实的巅峰之作”的《最长的一天》。“有700多人给他提供了口述采访,在战场的任何一点上都能找到一个视角,全知全觉得像上帝,让人简直怀疑再造了一个世界。”
　　而在中国,“写史演义化是传统。记录不足,演义文学就特别发达。”余戈冷静总结道。百姓间相传,松山在狂风暴雨之夜能听到呐喊厮杀声。还有传说,有一对帮忙掩盖了3名抗日将士的夫妇后来生下了3个孩子。
　　“我们还容易把一段历史事件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有的书上写,李弥扣着钢盔拎着枪领头冲锋,下来后呢子军服被打成碎片,坐在那儿说:我们收复松山了,然后眼泪叭嗒叭嗒下来。稍微有军事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不可能,轮得着一个副军长上去打仗吗?但是人们愿意想象这种情景,人的情感投射是真的。这证明这个事情份量很重,在人们心中已经进行神话叙事了。”
　　时至今日,《松山战役笔记》已被当成了游览松山的旅游手册使用,往来松山的游客几乎人手一本,这点让余戈始料未及。他与戈叔亚受当地政府委托,负责统筹当地的抗战历史资源普查,并被授予松山荣誉村民的身份。
　　尽管乔良将军称赞《松山战役笔记》“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余戈仍遗憾于其资料与口述史的某些欠缺,没有更充分地为埋没于长官声望下的普通军人发声,为那些日据区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写真,“这才是当时的中国人”。
　　他想把比较经典的战役都写成战役史,下一步要写的是腾冲,资料已经归位。“腾冲,龙陵,松山,三部曲,这样就把整个的滇西战场就写清楚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将延续“微观战史”模式,致力于还原真相,直抵历史幽暗深处,以使后来人“见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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