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 老人站起来突然倒下去

　　青年期的感伤与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交织，一切行动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以个人自由去求国家自由。 　　 　　1919年5月4日，清华大学由于僻处城郊，学生没有参加游行。
　　5月5日清早，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学生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是未满20岁的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这位以模仿梁启超的文笔而获得作文高分的清华学生被称为“书痴”，到了“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学潮，实在出人意料。
　　不过，当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北京城都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闻一多的心态却与众不同。清华学生兴高采烈地提灯游行到海淀镇，闻一多并没有去，反而连夜写下具有反省意识的《提灯会》一诗。诗中用“田禾灼涂炭，中藏老农尸，饿鸱唤不醒，饱餐还哺儿”控诉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摧残，用“欢声震欧陆，普天毕颔颐，共言销兵甲，升平始今兹”表现对和平的向往，为此，自己才“思此肝腑袭，仰天泪淋漓”，恨不能“何当效春雷，高鸣振聋痴”。他的爱国，深藏在内心。
　　5月4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 ”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这年暑假，闻一多破例没有回家，在5月17日的家信中，他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他自豪地告诉父母，决定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闻一多开始在这潮流里“大露头角”，但“却不是公开的领袖”，他不像学生领袖陈长桐和罗隆基那样思想敏锐，辩才无碍，善于纵横捭阖。同窗梁实秋这样记述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闻一多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有趣的是，那两个学了政治学的人，在四十年代都没有闻一多激进，那时，闻一多和他的清华同学已经不是同一类知识分子了。
　　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160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也带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6月16日，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出席了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12月23日，清华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校长张煜只许可成立级会一类的组织，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会，还派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最后学生开始罢课。闻一多画了一张漫画讽刺校长不理校务，这样的事，在当时一个传统社会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发生的。
　　多年后，闻一多说：那时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
　　来自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激情，被闻一多融会于20年代的新诗创作中，在1923年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红烛》、1925年创作的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澳门侵略瓜分的《七子之歌》中鲜明地体现出来。然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令无数热血知识分子无所适从、惆怅不已。闻一多的炽热情愫被摧毁了，他躲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写作，研究诗经、唐诗，除了上课，门不出楼不下，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1932年学潮爆发，闻一多回北平任教于母校清华大学。当日寇的枪炮声震碎清华园教室的门窗时，闻一多和清华的师生们一起，跋涉南迁。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他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里的步行团，深入了解到社会下层的痛苦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闻一多的言语和行动一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他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 “五四”，“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而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最终分道扬镳，也是因为 “五四”。1943年春，蒋介石抛出《中国的命运》一书宣扬新专制主义，闻一多忍无可忍了，“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他在1944年5月3日的联大“五四”晚会上说：“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不久，他读到了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深为其战斗精神所震惊，“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由学者转变成斗士的闻一多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于1944年夏秘密加入民盟，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言辞激烈，旗帜鲜明。
　　1945年12月1日，反动派特务数百人冲击各校，杀死联大学生潘琰等4人，酿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含泪写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十个大字作为对四烈士的挽词，他本人也被反动派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闻一多坚决留在昆明。7月11日，联大最后一批师生离昆，反动派当晚就暗杀了他的战友、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内线可靠消息说，下一个就是闻一多。亲友们都恳求他躲避，而他却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反动派，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 
　　当天下午，闻一多被特务暗杀。不满48岁的闻一多，“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他是不甘心的。■
　　陈独秀被捕
　　1919年6月11日晚10时许，正当北京城南新世界一个游乐场下层露台放映露天电影之际，有人掏出怀中的传单，从楼顶撒向人群，引起了轰动，散发者也当场被捕。这位散发者竟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一位学者如此直接地参与五四运动，在当时几乎绝无仅有，四次被捕入狱，使陈独秀成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身体力行者。
　　
　　蔡元培辞职
　　
　　1917年，蔡元培正式任北大校长。虽然处于政府与学生的对峙之间，然而五四那天学生整队出发游行，他并没有力阻。当时教育总长傅增湘曾给他打电话，令他负责召回学生，蔡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并拒绝去教育部。5月5日下午2时，蔡元培与北京13所大专院校校长召开联席会议，要求释放学生。蔡元培在会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又表示：“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辞职”，秘密出京。由于其“自伤之情”及其人格魅力，蔡元培因而也成了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大钊捐躯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和《新青年》杂志编辑李大钊参与五四运动，一方面表现在行动上，如支持《新潮》社，把他的办公室作为学生集会的场所。另一方面，还以其言论与文章参与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在陈独秀出狱不久，他写下这样的文字，“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英勇就义时，他是第一个走上刑台的。面对反动法官、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作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其施绞刑长达40分钟之久，比其他人的20分钟长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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