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梁文道_梁文道　铿锵知道分子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独立是一种虽不可及，但心向往之，而且必须向往的一个理念或者理想。而融入社会又是其实践自身价值的必经之路。这些矛盾和紧张都在考验一个知识分子到底有多独立，也考验他到底有多少实践智慧。答案，只有自己寻找。”
　　
　　这是梁文道第一次在内地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常识》是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
　　许是因为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谈话节目在内地的热播，让观众见识了梁文道百科全书般、对任何问题都能侃侃而谈出颇具力度思考的厉害，梁文道在北京连续2天的宣传活动，场场爆满，读者能把过道、楼梯都挤得水泄不通，如聆听圣道一样虔诚。因为人潮涌动，屋内由冬天变成了夏天，一时有女性对梁文道大表崇敬之情，“听您的演讲，我有流泪的感觉”。全场哄然，梁文道自我揶揄，“因为热得不行，要流泪吗？”
　　
　　不一样的读书人
　　
　　尽管香港已经回归11年、尽管与台湾已经两岸三通，尽管是流着同一种血液的华夏子孙，大陆对港澳台依然是熟悉而又陌生，对于近年来，踊跃出现在媒体上，在台湾长大，在香港成名的梁文道，内地人在他身上寄予了强烈的求知欲。
　　
　　他显得很不一样，他是媒体人，却比内地的媒体人触角更广，他什么都敢说，还会参与游行示威，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时，他先后参加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身为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不避嫌，反被凤凰卫视拍到他参与游行的画面，却深受欢迎。
　　他是读书人，却不属于旧知识分子，相比较默默无闻研读政治哲学，他更愿意积极入世。上世纪80年代末，在香港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他在政治集会上“除裤抗议”，在学界一脱成名。现今主职外，他还热衷于做社区抗议的老先生老太太们的“幕僚”，帮他们策划，抗议政府和财团不顾民意进行的城市规划，给老先生老太太们详解他们的公关行动是什么，介绍他们认识不同政党的人，找一些立法会议员帮他们，教他们如何跟政府打交道，帮他们借助传媒报道。在香港，他不介意帮助性工作者出书，甚至会给她们写序，让人们知道性工作者也有正常生活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他足够幽默，他不认为时评人就是板着面孔正襟危坐的悲苦，他喜欢用最世俗浅显的事例和语言类比、分析时政，引人莞尔一笑，笑后，他又把握好分寸。读书读得多，看到的不公也够分量，他忧国忧民，却并不多愁善感，他相信，慢慢去做，事态总会有改变，挺轻松地世俗活着。
　　除却上述种种，还有一点，他修行。读书万卷，读了一大堆圈外人都没听过的人名的书，诸如吉尔兹、米尔斯、托马斯、赫尔巴尔等等，到头来，却发现如果有一本书足以影响他生命轨迹的，却是一本佛法入门级的书籍《近乎佛教徒》。人常说口才对演讲的重要，他却说，他听过的最感人的一次演讲是越南一行禅师的弘法，“原来世上真有活得那么安稳那么平静那么慈悲的人，他身上接受了不能想象的事情”。
　　2008年，他皈依南传佛教，短期出家修行了二次，当沙弥的时间里切断一切外界联系，每日听法师讲课，念经、唱颂，打扫庭院。他的读者称他为“道长”，他在牛博上的博客名为“闻道夕死可矣”。身处喧嚣的繁华都市，从事的又是虚荣的媒体行业，成名后还没忘记自己最初为何学哲学的使命，在他身上，一些看似悖离的东西和谐了起来，挺酷的。
　　
　　混混也读书
　　
　　梁文道修炼成博学先生也非一日之功，陈年旧事里的他相当“神”。
　　1971年，梁文道刚出生4个月，就被抱去了台湾，在外公身边一直长到初中毕业。梁文道自言，其语文基础，便是靠小学开始阅读大量书籍及报纸而成，还有外公对他的刻意栽培，教他看 《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四书》等。
　　外公一辈的人怀念北平早餐食用的豆汁、听京剧，看梁实秋那些以二三十年代北京作背景的书，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国时期，梁文道便是一个浸淫在旧中华民国文化中成长的人。
　　和大多数男孩小时候不一样，梁文道的兴趣在读历史和传记，“我有一个癖好，喜欢画地图。读到春秋战国，我很想知道春秋战国是什么样，当时不知道有历史地图这回事，就根据书里的描述，自己画。画出来之后，才发现历史地图和我所画的完全不一样。于是就很迷各种各样的地图，一边看地图，一边与书对照。”
　　升入初中，受外公影响，少年老成的梁文道开始中意哲学，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该怎样过这一生，他初一开始读殷海光，读胡适，读罗素。
　　然而，幼年时期太过老气横秋，进入青春期，梁文道开始反叛。彼时台湾很多帮派，14岁时，他认了十八九岁的大哥，跟着老大上街吃喝赌，包括打架，“那时候我觉得做黑社会很爽”。
　　两群小混混约好了时间，到某个中转车站碰头。车站旁正好有个书店，若是到得早了，梁文道便闪进书店，边看书边等。时间一到，嘴里吼着“你们找死”，就拿着棍棒冲出门去。
　　不过，台湾的小混混不读课本，不等于不读书。梁文道开始读川端康成的《美丽与哀愁》，就是老大推荐的。初中毕业后，“没有高中愿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回香港可以假装你的历史是清白的”。
　　1988年，17岁，高三。他已是左派先锋青年。因为在台湾受了太多“忠党爱国教育”，回到香港这一自由社会，见到三方观点，“你过去对‘国家’的观念、你的整个历史观，就崩溃了”。
　　于是开始读马克思，搞小剧场，去“歧视女性”的选美会抗议。总之，“有很多意见”。有人对他说，你那么多意见，就自己写点东西啊。家里一直订《信报》，他便给《信报》投稿，反驳某位评论家的剧评，两星期后，稿件见报。
　　投到第三次，编辑打电话来了。因为文章都是先有初稿，梁文道再誊改一遍，写字一小心，字体就像女孩子，编辑打电话到家，便问，“梁文道小姐在吗？”
　　母亲解释了一下，说，“他上学去了。”“教书去了？”“不，他念书。”“哦，念大学？”“念中学。”
　　17岁，读书方面一向“老成”的梁文道正式走上了他专栏作家和“职业化读书”道路。“写稿要主动思维，你要主动吐一些内容出来。那会促使你养成一个习惯：主动读书、带着问题读书。我不会平白无故地翻开一本书被动地看，我一定会想：这本书主要想说什么、想怎样达到它想达到的目的？其中有脉络，读书就像掌握一棵树那样读。”
　　
　　做个街坊学者
　　
　　内地观众认识梁文道，多是通过“锵锵三人行”，但略知他一二的人，便知他可不止这一个身份。11份报章的专栏作家；一家中学――香港兆基创意书院的文化顾问；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负责给人家拨款搞环保”；香港两个剧团的董事局成员；拥有一个名为“上书局”的小出版社，“出一些简单的小书，也编一个杂志，我是编辑，也是社长”；多个电台、电视时事评论节目的主持人，被冠以“文化百足”的称号。
　　拥有这样多身份，梁文道只肯定自己是读书人。2001年秋天，梁文道携志同道合者，在位于香港土瓜湾的一个被弃置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者专业资格，只为在大学教育的专业导向之外，开阔学生眼界。
　　成立之初，他的设想有些乌托邦，“我梦想有一天，随便和一个杂货店老板攀谈，发觉他喜欢研究汪精卫；或者一位中学生说，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人们把追求知识当作嗜好，没有特别理由，只为‘好玩’、‘过瘾’。”
　　为了不受制于人，梁文道没有申请企业资金，自负盈亏。“讲师费、宣传费、行政费都很贵，导致学费昂贵，学生负担不起。位置偏僻，很多人要来，但很不方便。另外有一些学生是我认为应该来的，但他们经济条件不好，我就给他们一个优惠价格，或者让他们来帮忙做义工。结果，经营到最后，一半学生都是这种困难学生。”
　　在牛棚书院，梁文道办了一份免费杂志《E＋E》，“印两万份，全是大块头文章，少于2000字的文章绝对不登。”曲高和寡的《E＋E》以失败告终，2005年，牛棚书院也由于经营困难暂时停业。
　　由于《E＋E》的教训，后来办的《读书好》，依托香港大财团资助，走平易近人的路线，梁文道戏说，“超过2000字的文章绝对不登”。杂志每期印刷5万份，在街上、书店、资助财团的所有小区免费发送，“发出去，一天马上拿光。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和大众对话的方式。”
　　“台湾政府很重视读书，老强调要建立书香社会，但整个社会并没太把读书当回事，因为读书已成为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在香港，读书变成一个很严肃的东西，是一种‘运动’，要用搞运动的方法来推进。如名家推介、十本好书等等。”
　　一直以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梁文道都在试图找到改变社会的方法。从撰写评论到创立牛棚，从主持人到创立上书局出版社、办杂志，梁文道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培养香港人的“阅读口味”，也借出版的渠道来搭建学者与社会进行交流的平台。
　　众人觉得，在香港这个浮华社会，学者还能在大学里宁静地做学问是件幸事。梁文道却不赞同，“这表明我们的学校是个标准的象牙塔，与社会脱离了；学者的学问与成就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知识分子难以介入社会。”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独立是一种虽不可及，但心向往之，而且必须向往的一个理念或者理想。而融入社会又是其实践自身价值的必经之路。这些矛盾和紧张都在考验一个知识分子到底有多独立，也考验他到底有多少实践智慧。答案，只有自己寻找。”
　　在梁文道旧书《弱水三千》扉页上有一段话，记录了他的人生目标：众多角色中，始终有一条“脊骨”贯穿，就是走出象牙塔，以平民语言接近知识与群众，做个街坊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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