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君密眼中的李敖与柏杨|台湾版《李敖大全集》

　　李敖为什么不回大陆？ 　　柏杨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贯反蒋吗？ 　　潘君密先生是我采访过的第四位从宝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义士。而以前采访过的徐庭泽、黄植诚、李大为三位均为军人，而惟有潘先生是外交官，惟有他的经历丰富。
　　潘先生的经历极富有传奇色彩，他既当过国民党的外交官，又做过联合国的官员。回到祖国的怀抱后，他又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
　　一个人的经历真的是财富，坐在潘先生家寓所那宽大的客厅里，听他讲述海峡那边桩桩件件的故事，你都会感到很有意思。
　　生于1934年的潘先生今年整整70岁了，他风趣幽默，在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事件时，偶尔说说与他的讲述有关的笑话，不经意间让你捧腹大笑。
　　他讲的那些人和事让我大开眼界，两岸封闭得真是太久了，很多事情听起来都那么新鲜。“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我既然敢说就敢于负责。”于是我在听了七八遍采访潘老的录音后，写下了这篇谈话录式的人物专访。
　　
　　柏杨没法和李敖相比
　　
　　李敖和柏杨是大陆读者所熟悉的两位台湾文人。大陆分别出版了他们的作品，他们在大陆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得知潘老在台湾时曾与二位均有交往。这次能够采访到潘老，我自然想请潘老谈谈他眼中的两位文人。主要想了解两位文人原汁原味的真实情况。
　　潘老满足了我的要求，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思维又回到了大学时代：“我和李敖是台湾大学的校友。他比我低一年级，他是历史系的，我是外语系的。我们彼此都认识，但交往不多。他思想敏锐，有相当的社会洞察力，他看到蒋氏父子对台湾的统治不会太长久，他们的很多做法是不公正、不得人心的。李敖大学毕业时，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当我正在喊蒋介石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写文章反蒋了。我记得很清楚，他写的第一篇反蒋文章的题目是《老人与棒子》。文章的大意是，蒋介石从大陆带过去的官员们都已经太老了，台湾的政权应该由年轻人来执掌。青年人希望从蒋介石手中接过接力棒，但接力棒没接到，却挨了蒋介石一棒子。文章发表后，蒋氏父子开始迫害他。他找不到工作，只好靠卖旧冰箱等家用电器糊口度日。他的反蒋文章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他因为反蒋有了一定的名气，蒋氏父子也轻易不敢把他怎么样。
　　1974年，我离开了台湾，到了拉丁美洲的巴拿马。离开了台湾以后，我读到了毛泽东的语录，读到了西方报刊介绍毛泽东的文章。以前在台湾根本读不到这类书刊。自从读了毛泽东的书，接触到他的思想以后，我的思想开始慢慢地发生转变。直到这时，我才领悟到，李敖的思想认识比我提前了20年到30年。我很佩服他的为人，从在《联合报》发表了《老人与棒子》这篇文章开始反蒋，一直坚持了半个世纪，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政治主张。
　　1990年，我和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张锲先生住在北京饭店，我们闲聊中谈到了李敖。张先生说：“让他回来看看嘛。”于是，我在北京饭店拨通了李敖家的电话，我对李敖说：“你在台湾反蒋这么多年，也没少受迫害。出来散散心吧！”李敖自然明白我的用意，他对我说：“琼瑶、柏杨都去了大陆，接待规格那么高，我还怎么去？”我把李敖的意见转告了张锲，张锲先生接过了我递给他的话筒，对李敖说：“你放心地过来嘛，我敢保证接待规格比他们还要高。并尽可能安排一把手接见你。”李敖谢了张锲，并让我转达他对张锲先生的谢意。李敖表示：“让我先考虑考虑再说。”结果他终于没有来大陆。后来他和我谈起了自己的顾虑，当时台湾还是国民党执政，自己本来就反对蒋氏父子这么多年，这次又回大陆成为了共产党的座上宾。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如果真的急了眼，没收了他那几处很值钱的房产，到那时，可就真的无家可归了，来大陆毕竟是做客。我理解李敖的顾虑，更深知国民党的背信弃义。
　　李敖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连日常生活中的开玩笑都不忘拿蒋氏父子开涮。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朋友的关系。他为我的章回体小说《新官场现形记》写了很客观也很中肯的序言。我也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我们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通个电话，彼此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道一句珍重，开几句玩笑。在我的眼里，李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说到柏杨，潘老一连用了好几个“没有人格”。柏杨是台湾青年团的骨干，青年团是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国民党外围组织。当时柏杨是青年团的干部。利用每年带领学生搞夏令营和冬令营的机会，与班里的女生搞师生恋。柏杨利用这个职务搞桃色新闻，引起了蒋经国对他的不满。随后柏杨便写文章讽刺时政。真正让他吃尽皮肉之苦和牢狱之灾的是他翻译了美国动画作品《大力水手》。故事是这样的：父子俩流落到一个孤岛上，父亲面对着自己的儿子发表竞选总统演说。儿子说，算了吧！这孤岛上，就我们父子俩，还说什么呀！可父亲仍然坚持，就是只有两个人，我们也要说。当特务问他这是不是影射、讽刺总统父子时，他说，这是我原文不动翻译的美国作品，而不是我的个人创作，所以根本不存在讽刺总统父子的问题。特务狠狠地打他，把他的膝盖骨都打碎了。身受皮肉之苦和牢狱之苦的柏杨，给蒋经国写了信，信中说，我是对您很尊重的，把蒋委员长看做是自己的父亲，又给蒋经国写了悔过书。柏杨的乞求和他妻子的狱外活动起了作用，蒋经国从狱中放出了他，并给了他一点钱，让他替国民党做宣传。令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在纽约的第一次演说。他主要谈了两个观点，一个国家统一还是要统一的，但是要慢慢来，他的话正好迎合了国民党希望拖延统一的步伐。另一个方面，谈了富好还是强好的问题。他说台湾尽管不强大，但人民很富裕。大陆尽管很强大，但是老百姓很贫穷。通过大陆和台湾这两个例子的比较，他得出了结论，富比强好。当时我就这个问题和他展开了辩论。我用他个人的经历，有力地反驳了他的论调：你卖文章挣了钱，你的生活富裕了，但你不强。国民党就因为强，把你的膝盖骨都打碎了，又把你当政治犯关了三年。你尽管富，这一切都得忍着。你自己说强好还是富好？柏杨尽管哑口无言，但他那帮国民党帮凶们一拥而上，纷纷帮腔。那天我和他们辩论得很厉害，大家因此不欢而散。通过这次辩论，我很看不起这个人，一点骨气都没有。国民党无缘无故地把你当政治犯关了三年，连你的膝盖骨都打碎了，你刚走出他们的监狱，伤还没痊愈就开始替他们说话，这样的人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尊严。
　　另一方面，我看不起柏杨的地方是，他那次来大陆，从国内领了一笔稿费，他说国内很穷，他想把这笔钱捐了，可是没有单位愿接收。上海作家协会的人听柏杨这么一说，就表示愿意接受这笔捐赠。当他们把愿意接受捐赠的意思告诉柏杨时，他又不捐了。其实你不捐也是很正常的，谁也不会说你什么，你就不要说漂亮话了。既然说了这种漂亮话，你就要兑现承诺。柏杨没有写出什么很像样的东西，无非说中国人丑陋，说中国社会是个大酱缸――其实他本人就是这个大酱缸里最坏的酱了。他和李敖是不能相比的，不仅没有骨气，文笔也比李敖差得多。
　　柏杨从大陆回去后，接着便写文章骂共产党。他说共产党要活埋一个人，总是要先对你好的。他会小心地搀着你，嘴里还会说着，老爷子，你走好，脚底下小心点儿。就这么一直搀扶着你，把你送到坑里，然后再把你活埋掉。读到柏杨的文章，我感到很气愤，便写了文章回击他。我说共产党并没有活埋你，还是让你活着回来了。不知道国民党打碎你的膝盖骨时是不是说，老爷子，我们真不忍心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疼吗？我们是奉了上边的旨意来打您的，您别着急，上边让我们打了您，他们会给您治好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柏杨。这些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是敢于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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