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视野_国际战略视野下的能源与环境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问题，逐渐表现出了政治性、战略性、全球性的特征，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能源与环境安全问题凸显。笔者认为，研究中国能源与环境安全问题，必须跳出单纯经济发展角度，应注意研究能源与环境之间紧密的战略联系，同时充分考虑到国家战略安全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为客观、清醒、深刻的认识，从而使中国国家能源与环境安全战略的目标设计，与国家的总体战略安全相协调，使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得以维护和延伸。
　　
　　对当前全球能源战略
　　安全形势的基本判断
　　所谓能源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实际拥有、或可控制并可获得的能源资源，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段中，能够充分保障该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国家能源安全概念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民经济层面的安全,是指一国能源的供应与需求之间战略平衡的维持与维护,即能源供给得以充分和稳定的保障，从而使国家生存的维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需求得以满足；二是能源应用层面的安全,即能源的消费过程不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其发展的环境造成损害，或在一定的历史时段中谋求将这种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三是能源政治层面的安全，即国家建立起了可以确保能源战略安全的法律制度、政治和行政机制，以及中长期的清晰合理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同时，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处于可以有效维护和发展本国能源利益的有利战略地位，能源安全通常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能源需求旺盛，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地缘政治形势极不稳定，资源生产国政局动荡，中国能源战略安全的外部风险上升。全球能源格局正在经历深刻演变，要求我们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与深入思考。
　　一、全球能源安全面临新挑战
　　（一）全球能源安全局势的新变化。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与地缘政治的不稳定，使国际能源安全的基本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矛盾加剧，因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矛盾的根源。多数发达国家和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是主要的能源消费国，而世界油气资源则主要集中在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这种深刻的矛盾决定了国际能源安全形势的走向和世界能源市场主要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同时，全球恐怖活动频繁、自然灾害频发等风险，均可能成为威胁国际能源安全的诱发因素。此外，在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全球能源供应链不断延伸，基础设施规模越来越大，资源勘探与开发、生产与运输、加工与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各种始料不及的安全问题。
　　 (二)产油国(地区)政局持续动荡。近年来，地区冲突不断，局部紧张与动荡频发，尤其是中东、中亚、非洲等重要油气出口地或产油国，政局不稳，冲突频繁。正如国际能源机构(1EA)早前发表的《中期石油市场报告》中所指出的，从中期情况分析，全球石油市场面临的“地上风险超过地下风险”[1]。美国学者丹尼尔•耶金认为，未来10―20年，能源安全方面的现实威胁不是来自地质方面，而是来自地缘政治方面，恐怖主义威胁着全球整个供应系统。[2]
　　(三)全球范围的能源资源争夺趋于激烈。当前，全球几乎所有油气资源富集地区，都成为大国之间加紧争夺的战略目标，资源争夺与管线控制成为国际政治的博弈重心。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石油资本运营国、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国，同时凭借其所具有的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对全球的能源具有最强有力的战略控制的国家。[3]
　　二、国际能源秩序面临战略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大国经济先后起飞，使能源需求明显上升，全球能源消费进入新一轮增长期。能源需求剧增与油价攀升，加速全球能源秩序变化，能源消费格局向亚洲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供应格局向非欧佩克生产国倾斜，石油美元则牵动了国际地缘政治变化。
　　(一)能源需求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入新世纪，金砖国家(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大国经济先后起飞，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使能源需求明显上升，全球能源消费进入新一轮增长期。IEA《世界能源展望》预测，如果各国政府仍坚持目前的能源政策，2030年的全球能源需求将比目前高50%以上，其中74%的增量来自发展中国家，仅中印两国就将占45%。2010年后不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4]
　　(二)亚太能源战略需求增长对现行体制提出挑战。值得关注的是，全球能源消费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快速转移。当前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能源需求总量巨大，成为最重要的能源输入地区之一和最大的能源输入增长地区。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从2006年已超过北美地区。[5]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预测，2000―2030年，在世界能源需求增长中，亚洲(不包括日本)将占40％，在世界能源消费的比重将由20％增加到27％。欧佩克预测，发展中亚洲的石油需求占世界的比重将由2005年的16.8％上升到2030年的28.8％，其中中国的比重将由7.8％上升到13.9％，其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58％将来自发展中的亚洲。[6]
　　从安全角度来看，迄今为止东亚地区内的能源合作框架尚未形成，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仍居高不下。恰恰是由于东亚缺乏能源战略合作机制，缺乏各国协调一致的国际能源战略，而未能取得与东亚石油消费大国相称的国际能源市场地位，致使区域整体的交易力低下，导致了所谓“亚洲溢价（亚洲升水）”。[7]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基准价格选取的问题，但本质上，还是由于亚洲国家对中东石油依赖度过高的基本格局，决定了中东国家选取较为有利于自己的定价方式。根据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至2001年，日本对中东原油的依存度接近90％，日本、韩国和中国三国加权依存度高达80%，而西欧和美国均不到30％。根据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的统计，从1991年至2002年7月，亚洲溢价平均是每桶0.97美元。从1997年至2002年7月，亚洲溢价平均是每桶1.16美元。该所估计，亚洲溢价让亚洲国家向产油国每年多支付了100亿美元的账单。因为亚洲溢价问题，中国每年须多支付10亿美元以上，这种现象至今未有改变。因此，亚太能源战略需求增长的现实，对以往欧美所主导的世界能源秩序与现行国际能源体制，便构成了强烈的质疑与挑战。
　　(三)生产国强化资源控制，石油收入牵动地缘政治变化。能源资源国国际战略的地位上升，使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国际关系加速调整，特别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构成诸多挑战。这种变化表现为：一是能源资源国与美国打交道时立场趋于强硬，甚至可能出现美国所担心的所谓“反美石油轴心”；二是产油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不断加大，对美国在非洲、中东、拉美的利益构成挑战；三是其他能源消费国，包括欧盟、日本、中国、印度等与石油输出国加强能源战略合作，对美国推行的“中东大民主改造计划”构成制约。此外，近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一再舞动能源之剑，加速了能源的国际政治化和国际政治的能源化发展趋向。
　　三、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能源战略安全问题
　　(一)国际社会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地缘政治不稳，供求关系脆弱，价格持续上涨，迫使国际社会空前关注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成为推动当前大国关系调整，促进南北战略对话，加速东西合作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无论是欧佩克（OPEC）等国际能源组织，还是联合国（UN）、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八国集团峰会(G8)、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世界(地区)组织，都将能源安全列入会议的议事日程。特别是八国集团峰会已多次讨论全球能源安全问题，并在圣彼得堡峰会上通过《全球能源安全》文件，首次提出“价格合理、不间断、充足、可靠和安全的能源供应”这一能源安全新理念，呼吁“生产国和消费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深化伙伴关系，以实现增进全球能源安全的共同目标”。UN、WB和IMF均认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能源安全的联系愈发紧密，能源安全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影响愈发显著，需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一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二是强调市场透明；三是重视国际制度安排。
　　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显现出巨大领导力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中，发达国家第一次与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经济战略对话机制，共商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二)主要国家陆续推出新的能源战略。近年来，各国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关注度明显增加，美日欧加快调整各自的能源战略。能源安全已成为全球关注焦点，激烈竞争孕育着合作欲望，全球安全关照开始替代单打独斗，合作共赢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对保障能源安全的共识。
　　
　　国际战略视野下的
　　中国能源安全
　　保障能源安全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要素之一。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时，无疑应将其置于中国融入现行国际能源体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谋划，将其置于国际战略的视野下加以考察。
　　一、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能源的结构性特征。中国能源结构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环境问题与运力紧缺是其致命的掣肘环节；二是油气资源紧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并且国产油气生产的增长趋缓，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进一步增大;三是核电、（天然）气电和新能源起步晚，发展前景尚不明朗;四是能源消费与供给呈现出巨大的区域性不平衡格局[8]；五是长期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引出的环境保护问题，基本未得到解决，并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而日益加剧。
　　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石油天然气份额虽只占20%左右，却具有极为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是国家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基本战略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其战略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煤炭。其一，石油及天然气是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能源；其二，石油及天然气是关乎军事国防和民生需求最重要的战略能源；其三，历史上形成了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与消费的地缘性不平衡局面，使中国能源安全被天然地赋予了战略脆弱性。
　　（二）中国石油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对外依存度巨大，运输通道战略安全脆弱。未来至2020年，无论作出怎样的预测，中国石油的需求都将出现巨大的缺口。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2010年中国的石油供应缺口达到2.3亿吨，2030年达到6.3亿吨，2030年天然气供应缺口为560亿立方米。事实上，201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已超过2亿吨，因此，国际社会预测，到2030年中国石油缺口将达6亿吨以上，似乎并非危言耸听。可以预计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长期面临油气短缺的威胁，并将长期处于高油价的基本格局之中。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应当以此基本格局加以统筹考量。
　　同时，中国石油进口的地域分布呈现出畸轻畸重的不平衡现象，使中国极易受到国际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中东是中国进口石油最大的来源地，占60%以上，其次为南部非洲、西非和前苏联国家。这些地区恰恰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最不稳定区域，使中国的能源战略极易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年初以来在中东北非发生的持续政治动荡即为最新案例，不仅使中国近年实施的“走出去”战略面临挑战，而且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此外，这种不平衡还导致中国国际石油过度依赖中东―非洲―苏伊士的单一海上运输通道，凸显中国石油进口战略安全的脆弱性。一旦国际政治危机发生，甚至有可能出现所谓“马六甲困局”的危急局面。
　　（三）中国的海洋石油资源正在遭受极大的损害。当前，中国海洋利益面临的主要侵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岛屿争端；二是海域争端；三是资源争端。中国东海和南海区域的领海争端，是中国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中的重大未决问题，关乎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
　　（四）缺乏完善健全的能源安全预警应急体系，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严重不足，国家能源管理体制面临改革。中国石油战略储备建设起步晚，石油战略储备现状，与中国的现实经济规模、与确保中国能源战略安全的要求和国际惯例极不相称，并缺乏必要的石油商业储备体系，缺乏完善健全的能源安全预警应急体系，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体系也尚在建设之中。这种情形已成为制约中国能源战略安全的“软肋”。中国现行的国家能源管理体制，尽管一再进行机构改革，却仍无法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能源安全问题迫在眉睫，呼唤着中国能源体制的战略性改革。
　　二、中美关系面临能源层面的战略抉择
　　（一）美国对全球能源的战略控制态势。毫无疑问，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对全球能源格局具有巨大的战略控制能力。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它既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国，具有操控世界市场的能力；更具战略意义的是，美国是世界石油产业最大的资本运营国家，管控着全球石油美元的源与流。[9]
　　（二）中美在能源层面存在潜在与现实的战略冲突。如上所述，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层面，如市场层面的利益交集与冲突已现实存在；在石油地缘战略层面，由于美国对世界主要石油储产区域实施的战略控制，中美两国存在潜在与现实的冲突；美国控制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战略运输通道，对中国能源战略通道构成长期的、现实与潜在的战略威胁；能源通道安全、文明冲突、区域政治动荡诸多不稳定因素，若处置不当，有可能成为诱发中美能源冲突的导火索，并可能诱发围绕能源展开的外交冲突乃至危机。
　　（三）中美两国进行能源战略合作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对全球能源的战略控制，也无意破坏现行国际能源秩序，只希望在国际市场上通过正常商业活动，稳定石油供给，保障能源安全，为自身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笔者认为，所谓潜在的中美能源冲突，取决于美国的全球能源安全战略是否含有对中国加以能源战略遏制的意图。如果此种意图确实存在并付诸实施，那么未来两国间围绕能源的潜在冲突就有可能演变为现实，从而不利于中美关系大局，并将极大地损害亚太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竞争与合作关系仍将是基本的双边关系，但“竞争”多些，还是“合作”多些，显然将受制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受制于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其中，中美关系大局的走向，将起到最大的制约作用。
　　笔者相信，中美之间几乎所有潜在的能源冲突因素，都是可以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途径得到解决。此乃中美实现能源合作最坚实的战略基础。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美间的合作对于维持世界能源市场稳定，促使能源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和原则运行等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也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三、把握战略高度与历史契机，稳妥推进国际能源战略合作
　　（一）中国新的能源安全观正在形成。基于战略层面的中国能源安全观正在形成。这一新能源安全观是建立在中国的新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能源安全观中至少包括相互关联的四个方面：来源稳定，运输安全，价格合理，环境保护。中国政府亦积极转向以谋求国际能源战略合作，来保障自身能源安全的思路上来。在能源安全合作方面，主张加强国际互利合作。中国政府提出了“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政策，积极促进国际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
　　（二）打消偏见，增加在能源层面的国际战略互信。从2003年开始，中日韩与东盟就能源合作问题开始进行官方合作。他们提出了包括加强国家间的能源信息交流，增加能源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鼓励各国就国际能源市场交换意见，以促进对亚洲能源消费和生产国都能公平地对能源定价；加强在建设石油、天然气输送管线等能源运输方式及水电站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推动探讨建立高效的区域性能源运输、传输网络的可能性等11个方面的建议。近年，中国政府已加快推进中俄、中哈、中印，以及东亚的双边与多边能源战略合作。[10]
　　（三）尽快建立与完善在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国内机制，将能源战略合作置于国际战略的全局中统筹考量，加快融入国际能源体制。目前的国际能源体系，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由石油生产国组织欧佩克，代表主要石油消费国利益的国际能源机构（IEA），以及国际能源论坛等多边国际机构组成。随着世界能源局势的变化，这一体系已经与当前复杂的能源产销格局和安全形势不相适应。完善国际能源体系已经势在必行。但是，作为现行国际能源体系的一个后来者，在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受到全世界关注的同时，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参加任何一个有关能源生产、消费、金融的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组织，这一点与中国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十分不相称。中国何时参加何种相关国际能源机构，或者是实现由中国倡导并主导建立某种地区性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等问题，已应适时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环境―气候问题
　　已成为国际战略的新领域
　　一、环境―气候变暖问题凸显，已提升到全球安全的高度
　　（一）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同样需要以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为基础，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气候公约谈判的科学咨询机构，负责搜集、整理和汇总全世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提出科学评价和政策建议。IPCC于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先后四次推出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然而，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科学认知上，既存在着科学层面争论，也存在着哲学意义上的不同意见。例如，所谓“公地悲剧”[11]与“冥王星现象”[12]，以及“蛋糕”与“陷阱”说。最近，围绕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不断曝光的学术丑闻，也极大地动摇了全球公众对气候变暖问题的认识。
　　（二）大国间围绕环境―气候问题的国际战略博弈已经展开。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6月的报告综合了美国16个情报机构及若干学术组织的调研结果，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在未来20年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因此，美国军事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应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一篇文章，将达尔富尔冲突归因于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和水资源缺乏等生态危机。文章还警告，类似的问题还将在世界各地出现。因此，应当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了科学和经济范畴，成为未来可能威胁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新隐患，成为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和新挑战。全球变暖的直接后果，还将会导致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冲突模式。气候变化正在演变成一个涉及全球环境、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的复杂议题，并正在成为环境外交的焦点，而且这一特征将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问题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继续得以强化。全球气候变化集中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环境问题政治化的特征。大国围绕争夺国际环境政治主导权展开博弈。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推动了环境问题政治化趋向的加速。环境问题正在衍生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工具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壁垒”，环境安全成了国际政治视野中新的非传统安全，环境外交进入了大国外交政策范畴。
　　（三）有关环境―气候政治的国际制度正在形成。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南北对立的基本格局贯穿始终。在南北立场的基本格局下，在不同时期或不同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存在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多变。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它与其他全球性环境问题一样，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它跨越了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跨越了不同政体的国度，需要主权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和主权意识的篱?，协调与平衡主权利益和国际共同利益的关系，健全与完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推进公正有效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共同应对这一挑战。健全与完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推进公正有效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与技术支持，或许是国际社会唯一的出路。
　　现行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基础与核心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框架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差异，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出于对各自战略利益的考量，以及对全球气候经济市场争夺的动机，大国争夺气候政治与环境外交主导权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是矛盾纷繁。会场一度成为一个极为艰难的国际政治博弈空间，谈判进程步履维艰。会议最终产生的《哥本哈根宣言》，为人类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指明了方向。文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最为关心的三个问题：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及资金问题。事实上，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而归根到底还是发展问题。
　　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基础上的谈判是后京都谈判的“主战场”。任何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多边机制只能起补充作用。大国之间的协商有助于国际协议的达成，但国际气候制度不应该排除大多数国家而演变为“大国气候俱乐部”。
　　二、环境与气候问题将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交集点
　　（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交集点。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是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问题，卓有成效的合作将有助于两国关系发展。显然，在以“发展低碳的全球经济”为目标的此轮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中美两国都将成为这一重大战略转型的受益者。
　　（二）如何有效公平合理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中美两国面临的新挑战。必须看到，中美双方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而奥巴马政府一改布什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政策，有可能使中国承受更大的环境政治与气候外交的压力。首先，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利益共同点大于分歧点。其次，中美能源―气候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清洁能源、开发新能源及环境保护等产业层面，这些领域都是美国的优势产业，有助于中美贸易关系的改善。第三，一方面，中美两国在涉及新的国际制度的制定，以及碳排放贸易等方面，矛盾将会增大，由此引发的摩擦和纠纷也将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将别无选择地共同承担起构建国际气候制度的领导责任。
　　（三）中美两国之间涉及能源与环境的合作成果丰硕。2010年5月24―25日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瞩目。在这次对话所取得26项丰硕成果之中，涉及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的多达13项，诸如核能的集体安全合作、油气资源与技术合作、有关清洁水、清洁大气、清洁高效电力、清洁高效交通、保护区和湿地保护、能效方面的合作、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先进生物燃料、热电联产、航空生物燃料、智能电网标准、高温气冷堆核安全技术、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几乎涵盖了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各个方面。其中，《中美能源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更是在保障能源安全问题上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责任方面达成了共识。此次对话涉及能源―气候产业所取得的成果是前所未有的。
　　在2011年5月刚刚结束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共达成48项重要成果，其中，在《双边对话和磋商》大项的第10―13项，均为涉及能源与气候的双边战略安排，而成果清单的第五大项题目即是《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此大项包括31―43共12项双边安排，这些项目涉及应对气候变化共同磋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智能电网建设、风电及并网问题、页岩气合作、航空生物燃料研发、能源安全保障及其市场机制问题等重要领域。
　　三、中国在环境―气候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一）中国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理念。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2007年6月，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并根据《框架公约》的规定，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颁布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2009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宣布中国在未来10年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5%；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过去几年里，为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开展植树造林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即使面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也没有动摇，行动也没有松懈，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贡献同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
　　（二）在所有国际场合中，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承诺担当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应责任。中国在维护《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主渠道地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减缓与适应并重的同时，坚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不承担历史责任，强调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与发展中国家“生存排放”的区别，认为发达国家应该率先承担减排责任，发达国家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责任，其应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平衡。中国欢迎其他相关倡议和机制，认为它们应成为公约框架有益的补充，应平衡推进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重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在此过程中，不能单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更不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全部推向市场。中国的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三）当前国际气候政治的基本格局呈现群雄纷争、三足鼎立的局面。欧盟、美国和中国在参与谈判的众多缔约方之中可以说位列三强。中国在加强国内节能减排的同时，广泛参与国际合作，与欧盟和美国均建立和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由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地位凸显，不仅要直接面对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国际压力，还必须代言发展中国家，尽可能保持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在后京都气候谈判中如何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处理好中欧、中美，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各方之间的关系，是对中国外交能力和智慧的严峻考验。
　　四、着眼于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战略时机，加速发展中国的能源―气候产业，争取战略主动权
　　（一）着眼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中国正面临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如不积极参与应对，有可能面临重大战略损失。新兴的能源―气候产业具有经济体量大、存量价值高、内部需求强健、对GDP拉动强的特点，应把发展能源―气候产业看作是扩内需、保增长的重要把手。从长远看，能源―气候产业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之所系，因此制订出明晰的能源―气候产业发展战略，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制定或调整自己的能源―环境战略，中国正面临一系列挑战与机遇，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国际战略视野制定一个长远的、符合国情的、可操作的能源―气候产业发展大战略。
　　（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不仅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气候政治挑战，更要面对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审时度势，作出自己的战略决断。在这一波世界经济格局转变的进程中，与西方国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中国，切忌又一次从一开始即“天然地”处于这一新产业链的底端。毋庸讳言，近年中国已经在诸如风电、光电等新能源产业领域，看出了这种负面苗头，这是应当予以警惕的。中央已经明确把新能源技术定义为“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中国的能源―环境产业，推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抓住新能源产业、环境产业、气候产业等新的经济领域和产业群兴起的战略机遇，以期在此一轮世界经济政治的战略大调整中，争取与崛起中的中国相称的有利战略地位。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IEA.中期石油市场报告.2007,7.
　　[2] 丹尼尔•耶金.确保能源安全[J].外交杂志,2006:3、4.
　　[3] 马小军、惠春琳.美国对全球能源战略控制态势评估[J].现代国际关系,2006:1.
　　[4] IEA.世界能源展望2007.
　　[5] 2006年两地石油消费分别为2458.9万桶／日和2478.3万桶／日，分别占世界石油消费的29.5％和28.9%。
　　[6] OPEC.世界能源展望2007.
　　[7] 大约10年前，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的两位专家首先发现了“亚洲溢价”问题。导致亚洲溢价的直接原因，是石油定价体制。中东产油国的定价方式，是在基准价的基础上略作调整。欧洲的基准价是北海布伦特原油(IPE Brent)的价格，美国的参考价是美国西得克萨斯(WTI)的价格。而给亚洲的基准价，即所谓1986年成形的亚洲标准价格公式(Asian Standard Price Formula)，则是阿曼与迪拜的月平均价。
　　[8] 中国水力资源的三分之二左右分布在西南地区，集中于云南、西藏、四川等省；中国煤炭资源的三分之二以上，分布在华北地区，主要集中在山西、陕北―内蒙古西部地区、新疆北部和川、黔、滇交界地区；而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二，集中在京广线以东的经济较发达地区，能源消费的最大负荷中心在东部沿海、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京广线以东地区。由此可见，中国的能源资源的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一般都远离主要的能源消耗地区。因此，“北煤南运”、“西煤东运”、“西电东送”的不合理格局将长期存在，造成运力紧张、能源输送损失和过大的输送建设投资。
　　[9] 马小军、惠春霖.美国对全球能源战略控制态势评估[J].现代国际关系,2006:1.
　　[10] 马小军、唐彦林.冲突还是合作：国际政治背景下的东亚能源战略[J].理论动态,2005:7.
　　[11] 哈丁在《公地的悲剧》（1986）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12] 所谓“冥王星现象”就是指起初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说法通过宣传报道，久而久之被广泛接受为事实，甚至成为公理的现象。美国天文学家汤博在1930年发现了冥王星并错误地估计了其质量，认为它是比地球还大的大行星。他的结论被国际天文学界普遍接受，冥王星成为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而且这一认识也被当作科学事实编入了各国的百科全书、教科书、字典词典等各种出版物中，在全世界得以普及。虽然也有过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才最终将冥王星剔除出太阳系大行星之列。自此，太阳系九大行星的说法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后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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