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动力中的区域意识探究|论民族意识的重要性

　　区域主义是20世纪特别是冷战后国际社会中兴起的一种重要现象，其作为全球政治范式理论的一个基本论断是，“随着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世界政治经济的竞争将会超越主权国家的层面，在区域国家集团之间进行”[1]，而它的本质特征乃是一种“国家间以区域为基础的合作与联合”[2]。
　　作为区域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区域合作的原因或动力，不同理论流派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试图从区域意识入手，构建集体身份的认同，探究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
　　
　　作为东亚区域合作动力
　　的“区域意识”
　　作为新地区主义本质特征的一大表现形式，区域意识是“区域内各方对大家都属于同一区域而和外部区域有相异性的意识”[3]，它通常率先表现为“一种对外部因素的反应”，这种外部因素是对外部安全、经济威胁，乃至文化异质性的共同感知；随后，区域意识在外部因素的塑造下，向着区域共同体对内部因素的共同认识过渡，这些内部的共同因素包括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等。
　　区域意识，归根到底是一个对集体身份的认同问题，“区域”具有了“集体身份”的意味，“意识”则包含了“认同”的要素。
　　“认同”这一概念，主要解决的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辨识和确认问题，即它回答的是“我是谁”这一问题。区域意识的概念，最终使“认同“指向了“集体身份”，即“我是谁”的答案是“我的集体身份”。而集体身份，则“是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它具有因果力量，诱使行为者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型’”。有了对共同利益的认同，才算是实现了从认同“集体身份”，到共同利益，再到共同行为模式，即区域合作的质的飞跃；区域意识作为区域合作的动力，也才有了合乎逻辑的意义。
　　东亚地区现有程度的区域合作，其背后的动力还只是停留在感知外部因素的被动认同这个层面，即某种对外部安全、经济威胁的感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区域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促进这种被动认同向自发的内向型认同转化，从而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向更深层次的安全、政治领域合作挺进，超越现阶段的权力、经济等物质范畴。
　　
　　东亚地区建构
　　“区域意识”的可行性
　　区域意识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既有理论基础，又有某种程度上的现实根据。
　　第一，目前，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相互依存因素显现出由经贸领域向政治、安全层面外溢的趋势。当前东亚地区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体现了这一地区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当然这种相互依存还只是停留在客观相互依存的层面上，它仅构成这一区域集体身份形成的基础。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地区化经济合作”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东盟的次地区化合作。
　　东盟的有益实践说明，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区域内主权国家认识到相互依存的深度已使合作成为必然，东亚地区合作已由“事实上的地区整合”向“法理上的地区整合”过渡。但是，当前东亚区域合作与区域整合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促成这种客观的相互依存向主观的相互依存转化，如何启动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并最终促成自发认同基础上的深层合作。这种对主观相互依存的认同，近期体现在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而确立的六方会谈机制上；政治与安全方面的对话，至少说明东亚地区各利益攸关方均认识到朝核问题对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共同利益构成威胁，对地区客观相互依存的现状和持续加强投下了一定阴影，因此有必要将其限定在东亚区域的框架下加以协商解决，即一种主观相互依存的意识已初露端倪。
　　第二，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个整体，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共同命运的因素日益突显。在国际社会中，共同命运通常是由来自外部的一个或多个威胁造成的，因此群体中的行为者在自身能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会倾向选择合作来应对外部威胁，如果这种合作行为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多次重复，那么对彼此合作者角色的认同就会相应增强，国家原先追逐个体利益的利己身份也会逐渐削弱，并最终促成集体认同中的合作关系得以内化为国家行为的深层动机。
　　东亚地区原始和现今的区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对共同命运的感知，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特别是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分界点，东亚地区以多种经济地区化为核心的合作进程开始向政治上的和制度化的合作转化，具体说来，三次危机使得东亚区域合作在各相关领域有所突破。
　　金融危机，使得“货币地区主义”在东亚兴起。与欧盟一体化进程开始于地区自由贸易并经历较长时间才向货币合作过渡不同，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起点较高，不仅在搞自由贸易建设，而且业已进行的双边货币交换、资本流动监控、早期金融预警、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亚洲债券基金，都有助于货币和金融稳定。
　　非传统安全危机，使得“社会地区主义”在东亚地区合作中方兴未艾。东亚各国在2003年共同应对SARS危机时的合作模式，使得地区内各主要行为体进一步认识到了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为其他领域内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安全危机，可能促使区域内各国，转向某种程度的“安全地区主义”。区域内各国的现实主义思维及其政策取向，使得缺乏地区安全机制，又远非一个地区安全共同体的东亚地区经常陷入传统现实主义的各种“安全困境”之中。为避免东亚未来的各种潜在冲突，寻求替代现实主义思维的各种新模式乃是当务之急，也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预防冲突，规范和约束相关国家的行为，防止传统安全的困境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散。
　　第三，东亚地区在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以及价值体系层面上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同质性。东亚是一个多元化和多样性特征很强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体制、文化习俗传统等方面，东亚地区各国差异是很明显的。但这种差异性中也蕴含着大量可供开发的同质性，例如协调一致、相互尊重、包容开放等共同的价值观念等。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率先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和谐，重视家庭，尊重权威，强调纪律和社会秩序。
　　东亚地区的同质性不仅体现在价值观层面，文化上的同根同源也是由来已久。东亚作为“儒教文化圈”的发源地，从不缺乏这种文化上的同质性，正如罗荣渠教授所指出的，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文化圈”，“这个大文化圈不论在人种、书面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同性与相关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东亚地区业已形成的一整套独特的文化体系，与区域内已有的高度发达的经济联系一道，从心理和物质两个层面共同构筑了区域意识作为区域合作动力的基础和保障。
　　第四，区域内大国具有自我约束的善意。自我约束是一种在尊重彼此差异基础上的合作，它涉及一种高度互信，在自我约束的同时，为他者预留出认同自己的空间。亚历山大•温特甚至强调，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相友好关系的最根本基础，集体身份从根本上说不是根植于合作行为(虽然合作行为也是重要的因素)，而是根植于对他人与自己的差异表现出来的尊重。
　　自我约束的核心不在于“国家如何成为自我约束的行为体”，而在于行为体如何把这种信息传递出去，即“其他国家怎样知道一个国家是自我约束的”。当前，中国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就时常面临这种困境，即如何让区域内国家认同自身的和平崛起，如何让它们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它们自身国家利益的维持和增长。解决了这一问题，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构建“区域意识”
　　的具体路径
　　当今，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意识还不够强大，东亚认同的程度还相对较低。民间交往在其中可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文化学术团体等的非官方活动，多种沟通渠道的固定化、制度化有助于政治关系的缓和和改善。此外，民间文化往来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淡，更易为共同体成员所接受，有利于增进区域内各种文化相互融合和相互影响，并最终实现政治、安全领域的深入合作。
　　构建区域意识更要求掌握丰富资源的各国政府积极参与进来。各国政府在意识到区域整合、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后，应该制定出基于共同利益的具体目标，加强对他国的公众外交力度，从官方层面上推动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为民间文化交流的发展壮大培植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政治气候，使公众外交的受众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政策取向和外交理念，从基层的民众层面消除由缺乏沟通交流而导致的误会、偏见和不信任，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影响他国政治精英的决策程序和内容，消除国家层面上的信任障碍，并最终克服安全困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务学院）
　　（责任编辑：李瑞蔚）
　　
　　[1] 俞正?、陈玉刚、苏长和.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2] 马?.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
　　[3] 俞正?、陈玉刚、苏长和.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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