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动力分析_国际金融考试题及答案

　　纵观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互动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从建国初期的国际金融体系游离者和挑战者，逐渐转变为普通的参与者，进而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许多学者在分析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动力时，大都认为国内和国际的双重作用决定了中国的自身定位，继而造成对于国际体系的不同态度以及融入程度的不同。
　　
　　国内层面的因素
　　
　　第一，为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以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济水平不但十分低下，而且也缺乏必要的人才和技术支持。要想解决这些难题，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中国需要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来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贷款。在加入金融组织后的第二年就申请贷款，足见中国当时对于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和改革开放的决心。此时，中国的外交工作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大力招商引资、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与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发展经贸关系。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成就斐然，外商投资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带动产业技术进步、扩大出口、提供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需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对于缺乏经验的中国来说，选择一个不会伤及其主权核心利益的特定国际体系，“摸着石头过河”就成为了必然。当时，出于自己最迫切的工具性需要，为文革浩劫后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中国开始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给经济建设吸引外资，为改革开放和全面的融入国际体系打开局面，让中国产生了加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动力。
　　第二，主权维护下的外交争夺。中国在建国前就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敌视，中国在以上重要国际组织的代表权一直被流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占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时，维护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依然是不容侵犯的核心国家利益。同时，为了经济复苏，在外资和技术上的需求也使得中国开始关注起自身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中国希望在国际金融领域同样维护主权的完整，恢复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应有的地位，同时也希望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因此，在1980年，中国相继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被清除出了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由此中国不仅捍卫了主权的完整，坚持了作为与国际体系关系基本原则的“一个中国”的立场，而且获得了国内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启动资金和技术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为摆脱孤立处境，企图通过重返或加入国际组织的方式来扩大影响，而中国政府出于积极灵活解决台湾问题的考虑，也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省份，可以以‘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或继续留在国际组织内。”1986年2月17日，亚行理事会通过决议，接纳中国为亚行成员国。同年3月10日中国正式成为亚行成员，台湾以“中国台北”名义继续保留席位。中国顺利地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这一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维护了主权的完整，同时也以积极灵活的方式有效处理了台湾问题。为了维护主权完整，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有效地展开了外交争夺，不仅恢复了在重要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而且合理地处理_『台湾问题。
　　第三，巨大的社会经济收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参与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是出于为经济建设争取资金和技术支持，而更积极、更深入地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过程中获取更大的收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外部资金的流入有效支持了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增长。
　　在各个时期流入的外资总额当中，援助性贷款所占的比例一直很高，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所占援助性贷款的比重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足以证明，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性贷款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亚行累计为中国提供169笔贷款，为中国的许多领域提供了所需要的资金。亚行主要通过开展政策对话、提供贷款、担保、技术援助和赠款等方式支持其成员在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环保、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发展。这些无疑对贷款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制度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不仅如此，相对于纯商业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的对华贷款具有更大的杠杆效应。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在向成员国提供贷款时，一方面补足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另一方也对借款国的发展战略、制度建设等施加影响。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时，一定要有工程项目计划，并且贷款专款专用，世界银行每隔两年就要对其贷款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事实证明，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流入的时期，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这些贷款尤其推动了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平衡了地区间的竞争力。同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组织对于促进全球的经济和资本自南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到中国方面，包括财税制度在内的中国经济体制进行了成功的转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开放社会。
　　
　　国际层面的因素
　　
　　在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动力的国际层面上又存在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是全球层次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另一种则是区域层次的，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和清迈协议。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正是同时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
　　首先。全球层面：发挥大国作用，塑造大国形象。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更多的是出于获得资金和技术援助，以及维护主权的考虑的话，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全面的，更深层次地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很大一部分动力则来自于中国国际责任的承担和国际形象的塑造。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的这一决定避免了货币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减轻了已实行货币贬值国家的经济压力，维护了东南亚的经济秩序。中国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采取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依旧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稳定成长，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复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负责任的大同形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始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
　　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同样没有置身事外在危机后召开的多次金融峰会上，中国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积极落实各项经济援助计划，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的表态和实际行动 不仅为国际社会抵御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信心，而且为各国做出了表率，为稳定国际金融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合作经验的丰富，中国发挥大国作用、塑造大国形象的意识不断增强，这进一步推动着中国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之中，不仅作为一个普通参与者，而且正成为一个积极的建设者。
　　其次，地区层面：提供地区公共物品，促进地区合作。在地区层面，中同同样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地区合作中，为亚洲的金融市场稳定和货币安全承担责任，作出贡献。中国参与清迈协议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
　　清迈协议是东亚各国建立的一种相互融通外汇储备以防止货币危机发生的合作协定。清迈协议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将通过货币互换交易向面临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的协议参与方提供资金支持。在整个外汇储备库中，中日韩三国占了很大的份额。
　　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作为一个东亚区域内的多边机制，中国和日本处于同等的领导地位，这有利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更好地维护亚洲的金融和经济稳定。同时，这对于中国在东亚发挥进一步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
　　对于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在遇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1200亿规模的清迈协议也许并不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在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在中国的总体贸易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保持区域内的金融和经济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维护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也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进行国内经济建设。
　　中国积极地参与清迈协议也有利于深化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的合作。同时，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中国不但努力维持自身的经济金融稳定，而且积极参与到区域机制中。这不仅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同时也是中国努力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承担国际责任的现实反映。这些努力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合作。
　　通过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和动力的探究可以发现，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位和考量是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不同时期中国参与程度不同的主要动力。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动力共同推动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参与程度的加深，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通过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合作获得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并且维护了主权的完整，而国际金融体系由于有了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积极参与而变得更具代表性。在可预见的将来，相信中国将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构建中，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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