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外交 [中国经济外交的机遇及建议]

　　中国经济外交现状 　　 　　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外交。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与全世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拓展要求中国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手段来加以维护。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2004年8月,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温家宝总理强调经济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随后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前接见会议代表时说,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
　　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强调政府“将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这是“经济外交”首次被写进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到“经济外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有所作为”。
　　2009年“两会”期间,中国外长杨洁篪从四个方面概括了经济外交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毋庸置疑,经济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工作重点。
　　二、中国经济外交取得了巨大成绩和有利地位。改革开放31年来,中国与世界227个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合作、技术贸易、技术合作、财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经济外交领域的发展十分迅猛,对外贸易蒸蒸日上,更超越了自己的过去和一个个新对手。经济危机迅速改变了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谈判中的角色,中国在海外并购、市场经济地位、贸易争端解决等谈判中的实力加大;人民币的国际威信更加巩固、人民币国际化也会加快;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加快。中欧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日韩三国积极合作、中国与东盟自贸区、中非合作、中拉合作、中俄合作、中国与中东等地的双边经济外交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大中华区经贸合作顺畅默契。
　　在多边外交领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积极参加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国既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又是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和第三大经济体。自2008年9月爆发金融危机近一年以来,世界召开了8次首脑峰会,中国是唯一参加全部峰会的国家,这次危机让中国在国际经济决策体系的地位加速提高了。中国在UN、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经济外交场合和双边交涉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有所加大。客观上看,危机 “助推”了中国崛起。当前危机是中国外交由“韬光养晦”迈向“有所作为”的转折点。
　　
　　中国经济外交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一,经济外交成果与经济发展的实力不相称。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均在前列,而其他发达经济体仍然对中国有形形色色的歧视,主要原因是,中国想淡化意识形态之争,但西方却强调这种分歧。
　　第二,规则意识淡薄,争端解决难度加大。入世过渡期虽然早已结束,但中国企业WTO知识普及力度不够,轻视承诺,诉前无理强硬,败后有责不咎。现在中国成了国际争端最大当事国、最大反倾销对象国,还是比例最大的败诉国。
　　第三,信息水平落后。中国成了国际商业间谍的乐园。力拓公司驻华四名职员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企业内部人员,在最近六年铁矿石谈判过程中提前探知中方的谈判底线,获取中国钢铁企业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机密数据,因而在历年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一直占据主动。
　　第四,缺乏经济外交人才。入世近八年,中国精通国际谈判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满足不了一个经济大国的需求。经济外交决策水平和实施艺术都有待提高。
　　第五,经济外交各个单位协调不够。对外援助、积极合作、贸易、金融服务、外交、产业、计划、改革等系统条块分割,无法有效整合资源,维护国家经济外交的顺利开展。外交部门与经济系统无法实现积极有效的合作与沟通。未来经济外交要实现经济发展为开展外交工作提供坚实后盾,而外交工作则为经济大发展搭桥铺路。
　　第六,对外经济关系的方向不够明确,战略远见有待提升。主要原因是研究投入不足,深入调研较少,高水平的经济外交培训基地匮乏。
　　以铁矿石谈判为例,20年来,中国虽然完全可占买主之利,但一无统一战略,二无必要协调,三无守秘德操,四无精密设计,五无谈前静音,六无捭阖奥援,七无民主监督,八无治贪决心,九无坚守意志,十无败后痛则,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痛骂间谍,有如得病骂细菌,可让无知解恨,但让对手进一步蔑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经济外交水平。又以“走出去”为例,由于经济外交机构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所提供的实际协助有限,海外并购困难重重,效益不多、学费不少。
　　
　　提高中国经济外交水平的若干建议
　　
　　一、审时度势、把握复苏节奏,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2009年,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不过,代表实体经济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只增长6.6%,扣除建筑产业快速增长和拉动的因素,代表中国竞争力的制造业增长实际不足4%;第三产业增长高达8.3%。这与危机前的增长结构相比,有明显的服务经济泡沫。
　　经济正常发展足以使中国经济获得大发展、大繁荣。而非正常“过快复苏”则会引起国际上对中国不利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国际油价飞涨、物价回高、中国海外高科技产品采购、资源能源进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市场经济地位与贸易争端解决等谈判难度加大。中国贡献全力为世界带来的利好刺激却未必能得到良性回报。一些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刚刚有所好转,就反过来遏制中国发展。中国企业本来可以收获的好处是以平价购买海外品牌或按国民待遇参与国际竞争,现在也因中国拉动了复苏反而面对“漫天要价”了。海外华商更是因为中外经济的非正常复苏而两面为难。
　　境外反华势力更因西方经济止跌而提前“复苏”。金融危机发生后,“疆独”、“藏独”、“台独”和其他反华势力本来因资金短缺而稍稍沉寂。现在各国危机刚刚止跌,他们就“死灰复燃”了。可以预见,西方经济复苏得越快,反华势力将越猖獗。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形势本应因经济危机而转好、本应因正常复苏而巩固,但现在却比2008年奥运会期间还要严峻。
　　实际上,中国在经济外交领域的竞争对手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在同样危机下的其他主要经济体。这和考生一样,对手不是难题,而是在难题下的其他考生;运动员拿金牌,对手不一定是纪录,而是其他参赛者。中国要有效开展经济外交必须辨认好自己真正的经济对手。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有望回复至2.5%,但复苏将是缓慢且乏力的,且复苏也无助于降低失业率。这表明世界经济也是非正常复苏,中国外需将明显不足。2009年上半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下降21.8%,企业实现利润还在继续下降,财政增收增支的压力还很大,产能过剩还较突出,巩固复苏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国内外非正常复苏增加了国际贸易摩擦,让中国企业本来微薄的国际利润还要大打折扣。
　　世界经济能够实现自然复苏对中国更为有利。中国与其继续刺激外需,不如把精力放在国内需求上,扶助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忍受正常发展所带来的缓慢复苏之痛,让国内经济恢复抵抗力,让世界经济正常经历一阵衰退后正常止跌回升。患者初烧,岂有立马消炎之理,即使快愈,焉能躲得过下次。常言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下把握“抽丝”节奏就是抓住战略机遇。
　　任何力量也挡不住中国经济未来的升势,中国不怕危机,也不怕复苏,就怕非正常复苏、虚假复苏、造假复苏以及不顾后果和不计代价的复苏。否则,“复苏”与饮鸩止渴无异。
　　二、中国巧“克力”外交,大有作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硬实力,硬实力不足软实力补,软实力不够巧实力凑,巧实力不强巧“克力”抵。近期中国的外交靠巧“克力”。
　　巧“克力”外交就是聚内力、合近力、借远力以对应压力和遏制。“克力”目的不是与谁作对,而是在可见的未来增加与高水平的对手互利共赢的砝码,成为世界重要一极。
　　危机下的中国巧“克力”外交的具体调整就是“六个有所作为”:
　　第一作为:全力护卫中华经济圈。金融危机让中华经济圈迅速形成命运共同体,两岸三地形成“中华大市场”的条件基本成熟。
　　第二作为:低调复兴大东亚汉语文化圈。危机让汉语文化圈的文化凝聚力增强,东亚文明价值观加快复兴,危机的发展也可能加快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一旦启动谈判会迅速吸引周边地区的加入。这将成为有两千年合作基础的东方价值观大本营。
　　第三作为: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和经济职能,加强与俄罗斯、中亚的合作关系。
　　第四作为:扩大东盟成员的安全和政治合作。东盟10国与中国分亲、近、对三类,不易形成“统一”对华政策,中国外交在这一地区有很大作为。
　　第五作为:扩大对外援助,稳步深入走进非洲和拉美,争取实现与欧美的平等合作。非洲为欧洲后院,拉美为美国后院,中国在别人后院的投资、合作,在没有足够力量护商的情况下,当量力而行。济人须济及时无,对最穷、最需要的国家,要力争支援的机会。大国不可吝啬,更不可笔笔援助施恩图报。
　　第六作为:在共同战胜金融危机期间,力争与西方解决下列问题或至少不让这些问题恶化:取消对台军售;停止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取消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和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取消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歧视并且在法律上保障中国资本安全;给予中国企业平等的“市场经济地位”;停止对华人华侨的歧视等。在国际组织中,不仅应当增加中国话语权,还要按贡献比例扩大安排中国职员在国际组织就业。要把经济危机给中国的损害减到最少,要把危机给中国的应得福利争取到最大。
　　三、加强协调,依法治理,扩大监督。在中国现行的行政架构中,经济外交涉及外交部、商务部、发改委、海关、央行等很多部委,协调起来非常困难。国家可以在国务院领导下设立一个专门的协调机构。
　　中国当前经济外交工作之所以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与法制的缺失有很大关系。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该项工作的主体、职责范围,从而导致经济外交涉及很多部门,却无人真正负责的局面。
　　经济外交需要与政党外交、议会外交、民间外交配合,尤其是需要人大、政协监督、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经济外交机关的权责分配需要纳入法制化管理。
　　四、加强调研和信息处理,加快培训经济外交人才。目前经济外交信息的保密工作还存在一定缺失。外交工作讲究情报先行。经济外交情报经过汇总、鉴别、分析、总结、反馈、协调后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使用。但目前中国处理信息的设备、技术、方法都相对落后。
　　目前中国国内已经有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了关于经济外交领域的一些研究,但缺乏沟通合作。此外,由于政府缺少与之直接对口的职能部门,研究成果的利用率也不高。经济外交学者几乎很少参与国家经济外交,而且信息获取量较少,研究与实践脱节。
　　经济外交谈判作为外事谈判的一种,是一项严谨性、保密性和技巧性都非常高的工作,必须由经过严格培训的人员担当。因此,一方面外事部门应该主动帮助有需要的企业开展外事谈判培训;另一方面,重要的商务谈判都应该由专业外交人员参与甚至带队,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经济利益。
　　五、提高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经济外交水平是当前最急迫的任务。经济外交的主体除了政府机构和企业,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非政府组织,即商会、行业协会和代理机构。目前无论是商务谈判、海外投资还是争端解决、合作对话,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越来越多。中介组织应当作为企业民主选举和法制监督的产物,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经济外交工作中来,并努力强化其服务大局的意识、为国家经济发展作贡献的意识,提高其进行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第一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经济外交研究
　　中心主任;第二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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