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同寻常的考试_一次不寻常的出访

　　2月27日至3月4日，中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艾平受命作为中联部代表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下简称“圣普”）出席友好政党圣普解放运动－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解运”）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对圣普做实地考察，我有幸作为艾平同志的助手随行。
　　走入“敌后”
　　由于是第一次前往一个台湾“邦交国”，又是中圣两国断交近8年来作为我们党首次派赴圣普的成员，肩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些工作”的神圣使命让我们怀着既新鲜又有许些忐忑的心情踏上了旅途。
　　位于西非几内亚湾正中的圣普主要由两座岛屿组成，全国近18万人口的绝大部分居住于首都所在的圣多美岛。由于距赤道仅咫尺之遥，又正值干季，气候异常炎热。从飞机上向下看，到处一片葱绿，碧海、蓝天、椰林和在沙滩上嬉戏的黑人小孩构成了一副标准的热带风情画。
　　汽车驶离机场，还来不及欣赏这里的美景，路旁接连几处高挂青天白日旗的别墅就立刻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球，在询问下司机一一告诉我们，那些分别是台湾“大使”官邸、台其他“外交官”的住所和台技术专家组的公寓等等。从机场至饭店短短5、6公里的路程，台湾“国旗”和注有“中华民国（台湾）”字样的标记竟有五处之多，不禁使我联想起儿时那些老电影里“敌占区”的场景，一时间旅途的疲惫全无，取而代之的是即将开始工作的兴奋和完成使命的挑战感。
　　短兵相接
　　解运是圣普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政党。1975年该党领导圣普人民赶走葡萄牙殖民者，取得独立，后长期执政，党主席平托任总统，直至1990年才在非洲多党风潮中失去总统职位。我国在圣普独立前后曾大力支持该国的民族解放和建设事业，并与解运长期保持友好关系。1997年，时任总统的特罗瓦达难抵台湾的金钱攻势，弃我就台。解运虽一贯持反对圣台建交的态度，且迄今仍是圣普主要执政党和议会第一大党，但在圣普外交权归于总统的制度下也难对此有所作为。
　　27日下午，我们在解运礼宾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四大”会场
　　――由中国援建的圣普议会宫。由于大会正在进行内部的计票工作，我们被引导到主会场旁的休息室等候入场。步入休息室，出乎我们意料的一幕出现了，一个中国人迎上来，一边主动和走在前面的艾平同志握手，一边用中文寒暄：“你好啊，欢迎，…… 我是台湾的（后来得知是台驻圣普“临时代办”）。”由于此前没有得到解运方面的任何通知和思想准备，我顿感有些手足无措。落座后，双方好像为缓和气氛自然达成了默契，开始交谈起来，气候、飞行路线、葡萄牙语应用成了避免尴尬最好话题。话题虽然轻松，可我想每个人心里都在紧张思忖着应付局面的对策。这次短暂聊天的内容我大都已经淡忘了，但台湾“代办”的一个玩笑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时艾平同志问他：“你们在这里一任几年？”“3年，”他答道，半晌过后又笑着加了一句，“如果不被赶走的话……”
　　随后，艾平同志和我相机走出休息室，就进一步对策做了沟通，并形成共识：应珍惜此次做工作、扩大我们国家影响的难得机会，在据理斗争和保证我代表尊严的前提下按原计划出席大会。
　　我们找到解运外事书记奥梅罗，表达了不满和将重新考虑是否按原计划进入会场和致贺的立场。奥感到事态严重，请我们稍等后返回了会场。不一会儿，在奥的陪同下，解运主席、前总统平托出来会见了我们。在认真听取我立场和严肃交涉后，平托做了如下解释：一、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受邀政党一样，是以解运朋友的身份出席“四大”的，可以参加大会的全部会议并致贺辞。而台“使馆官员”的出现，则是囿于圣普逢重大政治活动邀请全部驻圣使节列席的习惯，使节只列席开、闭幕式的，亦不致词，与中联部我代表与会的身份和程序完全不同。二、解运非常感谢并重视中联部派代表出席“四大”，恳请我对此予以理解并按原计划进入会场和宣读贺词。三、台方人员的出现决不代表解运的对华政策和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有任何变化。四、台目前与圣普建有“国家关系”，如果将其代表驱逐出会场会造成外交事件，使解运处于不利地位。在得到保证绝对不会有台湾代表制造事端和承诺安排我代表远离台“代办” 座位后，我们表示接受他的解释，进入会场。平托和奥梅罗如释重负，连声道谢。
　　完成使命
　　我们被安排作为最后一个外国政党代表致辞，当大会司仪宣布请“解运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代表上台时，台下先是响起一阵骚动，随即是热烈的掌声。我作为翻译跟随艾平同志走上主席台，虽已有多次做大会翻译的经历，但身处未建交国的事实和会前的交锋却让我着实感觉心里有些没底。然而，艾平同志的从容、台下1300多位代表和台上解运领导人的一阵阵热烈掌声使我很快摆脱了紧张。当贺辞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同解运之间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和“我们愿与解运一道，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早日实现”时，致辞更是被长时间的掌声所打断。在那一刻，我所深深感受到的，是昨天我们的前辈为中非友谊所打下的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更是今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靠自身发展在全世界所赢得的尊重和无人可以小觑的影响力。
　　虽然看不到台下那位台湾“代办”的表情，但作为一名外事人员，我可以想象他的感受。果然，我们的到访和在解运党员、民众中受到真诚欢迎使台湾方面极度恐慌。大会闭幕当晚，台方即向圣普方提出交涉，要求阐明官方对与中国和台湾关系的立场；28日，圣普总统德梅内泽斯指示移民局和外交部对今后中方人员赴圣进行限制；3月3日，圣外交部发表新闻公报，称中国共产党“愿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早日实现”的说法是“讲话人的一厢情愿”，以消除我此访影响。而处在争议焦点的解运，对圣普亲台政党就邀请我出席其“四大”的攻击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中国共产党是从民族解放斗争一开始就支持我们的朋友，解运不会忘记我们处于绝望和急需援助时是谁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欠他们一笔应该感谢、一笔我们知道如何偿还的债。”
　　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圣关系问题在圣普已少有人提及，而我们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代表团来访就为淡漠多年的中圣关系重新激起波澜。这一方面表明中圣两国的传统友谊在圣普人民心中并没有泯灭，坚定了我们做工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深思，到底什么才是横亘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呢？会后几天在圣普的考察和与各方的接触和交流给了我们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答案――“钱”。
　　圣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纷乱、发展停滞、经济极度困难，普通百姓的月工资收入只有30到40美元左右，面对奇高的物价（电2美元/度、鸡蛋约1美元/个、汽油近2美元/升……），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正是圣普的政经状况使台湾的金元外交有了用武之地。据说，自1997年5月圣台“建交”以来，台为保住和经营圣普可谓不惜血本，平均每年在圣的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相当于年人均受惠超过60美元，仅2004至2006年这3年，台向圣普提供的协议援助额就达2500万美元之多。台援的去向主要有三，其一、每年高达96％的圣普政府非经常项目预算由台湾埋单。有了财神爷的地位，就难怪台可以对圣普施加强大影响力了。解运一位政府部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无奈地说，政府各部长由于党籍、政见不同，特别是对台的态度不同而直接导致其施政资源的差异。他本人和解运由于持对我方友好和反对圣台建交的立场，他的部在申请财政拨款时就比其他部的困难大很多。他的介绍也使我们对解运在“四大”上对涉台风波的态度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其二、大力支持以总统为首的外交事务决策者及其政党和亲台势力。这些政党的影响力远不如解运，却能在圣普在这个政党财力在竞选中起重要作用的国家每每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为维系圣台“外交关系”起到至关重要作用，钱又是最主要的因素。其三、台还非常注意搞“民心工程”，除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外，注有台“国旗”和标志的合作卫生院、预防疟疾研究所、养鸡示范基地、甚至市政环卫等社会项目比比皆是，竭力在广大圣普百姓心中塑造“乐善好施的救世主”形象。
　　台在圣普经营8年，要彻底扭转绝非一朝一夕。但希望也决不渺茫，包括解运领导人在内的圣普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少数利欲熏心，不讲原则的人为眼前利益放弃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政治经济大国、强国的中国，而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是圣普的耻辱。中圣关系正常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圣普的政治家和人民将为目前的选择付出代价。
　　在返程赴机场途中，当我们再次从台湾人的别墅区旁经过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又冒出了台湾“代办”那句颇为经典的自嘲，我不禁感慨，他们在这里做的一切又都是何必呢？
　　（本文责任编辑：季仰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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