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各国经验，加强执政能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也是十六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外国执政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上有那些经验教训?他们有那些做法?本刊记者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王家瑞部长，请他就这个问题介绍一些有关情况，以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四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进一步理解《决定》的基本精神。
　　王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借鉴别人经验教训来审视自己的民族。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吸取世界上一些政党治国理政、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对不断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大有裨益。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是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力求取得和保持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当今世界，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5000多个政党。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20多个国家没有政党存在，其他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以及发展状况千差万别，所以执政模式也就多种多样，甚至可以说是一国就有一种模式。但从大的门类来看，一般可归为三大门类，即西方国家的执政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模式和发展中国家的执政模式。尽管如此，不论采用何种模式，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共同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着执政党的兴衰沉浮以及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只有不断加大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力度，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至被时代所抛弃。一些国家执政党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综合起来，有以下一些做法：
　　
　　一、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加强理论创新能力
　　
　　王部长说，理论纲领是政党和行动的指针，是政党凝聚党心、赢得民心进而整合社会的旗帜。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能否把握形势发展的特点，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纲领，事关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泰国的泰爱泰党1998年创建之初，就将政策创新视为立党之本，提出“新思维、新做法”，整合全部智力资源用于政策创新，提出一整套完全不同于泰国传统政党的竞选口号和执政理念，提倡“以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一切以人民为本”的“民本主义”等思想理念，令世人耳目一新。泰爱泰党在2001年大选中胜出，获得执政党地位。该党主席、政府总理他信认为，人民与政党之间存在一种社会契约，政党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解决问题作为首要任务。该党执政后，规定议员在选区内的民众联络中心定期同选民见面，将民众的意见及时反馈给决策层。该党还在网站上开通党主席信箱，民众可以直接向党主席反映问题，从而扩大了言路，增加了民众对该党的理解和认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理论纲领的调整与革新，通常伴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和更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博采众长，群策群力，共同学习、研讨和创新的过程。当前，一些西方政党在制定新纲领时，通常要举办很多辩论会、研讨会、座谈会、网上论坛等，发动全体党员积极参与。德国社民党目前进行的新纲领大讨论已持续数年之久，有时还邀请党外人士和国外政要参加，这就使得纲领革新成为全党思想观念更新的自然进程。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的加剧，西方许多政党提出，要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成为一个不间断的“学习型政党”。
　　
　　二、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组织动员能力
　　
　　王部长说，组织结构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大潮的激荡下，政党的传统组织建设方式也受到了冲击。一些外国政党为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探索建设现代化政党的新方式。他们的主要做法，一是扩大党内民主，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二是吸引、选拔高素质人才，建设强有力的干部队伍。
　　西方政党主要活动是参加竞选，其党员的基本功能是在竞选中发挥作用。因此，大多数西方政党对党员的管理十分松散，一般按照民主原则运行，着眼于吸收那些热心于政党活动并真正认同本党的积极分子，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英国的保守党等保守主义政党其人数虽不多，但却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能量，执政时间有的远远长于组织上相对严密的社会党。近年来，随着知识社会日益临近，社会生活更加个性化，许多社会精英远离政党和政治生活。西欧社会党为了使党员结构能够反映社会组成，必须吸引足够的社会精英以及游离于政党之外的政治资源，建立更为现代化的党组织。为此，他们采取更加分权、更加民主、更加多元化、更加开放的做法，为社会精英参与党内工作铺设更多、更快捷的渠道。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也有新举措。越南共产党认为，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有助于满足党内日益增强的民主要求，有助于在新形势下开拓越共的新局面。农德孟担任总书记后，越共中央全会开始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集体提出质询。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了将社会中最优秀的年轻人吸收到本党内，在选拔干部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每次大选后，该党都通过种种渠道，从全国各行各业中挑选出200―300名具有潜能的候选人，然后通过笔试、一般性考察、面试、中执委考察、心理测试、中执委裁决等程序，遴选出合格的干部候选人，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人民行动党通过这种机制广泛吸纳精英，组成了一支无论是学识水平，还是思想、道德方面都很突出的精干的干部队伍，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通过政策调研、民众参与，加强执政党的决策能力
　　
　　王部长指出，决策是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最关键的活动之一。决策是否科学，能否得到广泛认同和拥护，直接关系政党执政业绩的好坏。因此，增强决策能力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国外执政党一般都有政策研究机构，为党的领袖和党组织提供决策草案。泰国泰爱泰党成立了分属于党主席和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两套顾问委员会，最大程度地接受社会上层精英加入，并按照不同界别详细划分出金融、工 商、农业等小组委员会，召集他们定期考察和开会，为领导层制定各项宏观政策提供咨询和辅助，帮助该党形成系统的宏观政策。该党还专门为有突出成就的专业人士建立荣誉党员制度。西方许多政党还选择党外的思想库、咨询机构、研究所及专门委员会作为决策的参谋助手。这些政党认为，党外的政策研究机构独立运作，较少受利益因素干扰，而且具有长期丰富的研究经验，成员多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容易提出较为客观的、专业的政策建议。美国共和党极为重视传统基金会、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政策建议，这两所机构有共和党“影子内阁”之称。
　　王部长说，在加强决策过程中，许多政党很重视民主参与，以增强决策的权威性和党员对决策的认同感。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指出，政策制定不仅要依靠党的领导人或专家，而且要鼓励党员广泛参与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新西兰工党在党的政策出台前，先在党内进行广泛讨论，然后以意见书的形式提交给党的政策会议。
　　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断加大民主决策力度。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大时，提前5个月公布了党的政治文件草案，供党外讨论，有650万人参加了大讨论。2001年越共九大通过媒体提前公布政治报告草案，征求党内外意见，文件起草小组共收到各界的意见2200多条，群众来信600多封。越共对这些意见十分重视，对草案内容逐条进行了补充修改。
　　
　　四、制定和完善社会政策，提高发展社会经济能力
　　
　　王部长说，驾驭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能力是衡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标志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问题。不断提高驾驭、管理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能力，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不少国家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本国发展水平，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制定明晰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新加坡立国之初处在人少地小国贫的起点上，人民行动党据此提出了“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决心“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近40年来，人民行动党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实行经济发展战略转轨。20世纪60年代面对严重的失业和贫困，人民行动党制定了以扩大就业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政策；70年代，在已实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制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政策；80年代，在已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制定了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针；90年代，重点发展以电子、通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新世纪初，人民行动党又提出“为了竞争全球市场，我们必须怀着终身学习的态度，提升技能，以赶上快速前进的知识经济列车”。人民行动党根据国情和时代的变化制定合适的发展模式，使新加坡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上―个新台阶，从而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得到巩固。
　　王部长强调说，政党虽是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但成为执政党后，必须考虑如何保持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南非非国大1990年2月获得合法地位后，于同年9月就发表了《经济政策讨论文件》，强调通过重新分配和国家干预来改造南非经济。1994年大选中，南非非国大提出了《重建与发展计划》的竞选纲领，将社会重建、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放在突出地位，以赢得广大黑人选民的支持。掌权后，出于对南非现实的战略思考，非国大于1996年推出了《增长、就业和重新分配战略》，首先把经济增长置于优先地位，以此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它强调先将“蛋糕”做大，然后再谈公正分配，缩小差距。这一战略为南非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强化危机防范机制，增强应对突发危机能力
　　
　　王部长说，当今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各国的国内思潮、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突出，各种国内外突发事件防不胜防。尤其是恐怖主义活动在一些地区日益猖獗，成为执政党必须认真应对的现实威胁。任何负责任的执政党，都必须建立和强化危机防范与处理机制，努力提高自己驾驭复杂局面，应对突发事件和化解重大危机的能力。西方国家执政党及其政府均十分重视危机管理，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危机管理体系。首先，建有应对危机的专门机构。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于直属总统的国土安全部，日本也在首相官邸建有“危机管理中心”。其次，初步形成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如美国有《国家安全法》、《全国紧急状态法》和《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制定了各种应对危机的预案。此外，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十分倚重情报部门搜集和传递信息，注意寻求国外尤其是国际组织的帮助和合作，并及时公布危机管理相关情况，以稳定人心。
　　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应对危机方面也有自己的作法并且日益重视探索应对危机的机制建设，如印度就设有专门的“危机管理小组”。古巴的内政部、警察局联合保卫革命委员会等群众组织，组成“统一监护体系”和“快速反应队”，以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从而做到了机制化。危机处理不好，就会直接损害执政党形象，严重的还会导致执政党下台。
　　
　　六、通过积极党际交往，加强对外交往能力
　　
　　王部长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各国政党走出国门，在世界大舞台上积极活动，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吸取其他政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并增强自身的国际交往能力。同时，通过积极的党际交往，也有利于宣传政党的政策主张，树立政党良好的国际形象。政党交往与政府间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更能够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交流和探讨治国理政的经验。比如，在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政党领导人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亚洲的政治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并不符合亚洲的现实，不能解决亚洲的问题。亚洲各国必须结合本地区、本国实际，首先关注民众的迫切需要，致力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等，创造出具有自己特点的政治文明和政党政治模式。
　　王部长最后说，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兴衰，任何政党都需要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对我们而言，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更是具有空前的、非同寻常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有力忧患意识。研究世界上各类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做法，深刻吸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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