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特供”造就地沟油|探花村地沟油

　　在特供经济中，他们利用权力把自己排除在有毒食品的受害群体之外，成为低价绿色菜的受惠者。 　　 　　有关食品专家推算称，用全国每年食用油使用量减去每年国内食用油产量和进口量，两者差值可能就是地沟油的使用量，这个推算的数字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基本上能反映地沟油重返餐桌的全国规模。在2009年，这个差值是400万―500万吨，而中国一年食用油的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其实，包括地沟油在内的食品安全，达到人人恐慌的程度，这与市场的权贵属性分不开。
　　
　　散装的便宜油多是被“动了手脚”
　　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吃完火锅后，那锅红油到哪里去了。“倒下水道？”刘军吃着火锅这么想着。刘军想错了。根据环保要求，餐厨垃圾不能随便倒入下水道，尤其是废油。由于油脂会在下水管内积留并发生钙化，在广泛使用PVC管道的城市里，亦无法依靠敲击清除这些钙化物质，随着钙化面积渐渐变大，通水量将变小，继而影响整个城市地下排水系统。为了避免厨余油脂对城市下水系统可能造成的伤害，政府规定，餐馆饭店必须在厨房中安装隔油池。这是一种对油水进行初步分离的简易装置，利用重力，水流下去，油留下来单独处理。
　　李伟是一家餐馆的厨师长，三十几岁，却已有七八年的行业经验，在各种菜系的餐馆都工作过。他说，大多数来收餐馆废油的都是没有资质的小公司，隔油池里隔出来的油，每天和剩菜剩饭一起被泔水车拉走，这些公司每月还免费帮忙掏两次地沟里的存油。
　　即使经验丰富如李伟，也很难判断自己购买的油是不是正规食用油。购买时，唯一可以判断的标准就是价格。李伟承认，精打细算地想办法买些“便宜油”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当然，他也承认，散装的便宜油多是被“动了手脚”。这些手脚可能是掺了棕榈油、棉籽油，或者更严重地掺入了“地沟油”。“不过地沟油不会掺太多，一般是1/3。”
　　在李伟看来，像他们这样到市场去选购油品的餐馆，至少还有比较和选择的过程。而一些大型餐馆则由供货商直接送油上门，供货商的货到底如何，是否掺有杂油，便更难辨别。然而也并不是所有厨师都会因价格问题选择地沟油。一位有20多年经验的老厨师说，稍有规模的饭店厨师一般不会主动购买地沟油，或掺有地沟油的油品，主要是这类油不好用，“地沟油加热后油温不够，用来过油，根本达不到效果；而且掺了地沟油的油，使用起来特别费，用不了两三次就变黑了”。
　　
　　鉴别“地沟油”并不容易
　　刘军的放心还源于对政府检查的信心，“现在报道得这么厉害，如果真用地沟油，查出来还不得罚死他们啊！”然而刘军并不清楚，鉴别“地沟油”并不容易。
　　李伟说：“用地沟油出事儿的，大多是被举报的，没听说谁在家日常检查中被发现的。”
　　上海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局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稽查人员介绍说，目前检测餐馆食用油采取的方法是“索证索票”，即追问油品来源；另外还可用食用油酸败快速检测试纸检测，这种试纸主要实用来检测食用油的酸价，如果试纸颜色发生变化，则说明该油品质不单纯，并取样送交专业检测机构进一步检测。但这位稽查人员同时也承认，使用这种试纸检测误差比较大，而且现在地沟油的生产技术也在改进，很多情况下，试纸对于掺入地沟油的食用油毫无办法。
　　刘军的朋友王娜是一家私家菜馆的老板，在北京的朝阳区和东城区各有一家饭店。王娜坦言，她最头疼两件事，一是物价飞涨，二是多如牛毛的各项检查：卫生、肉监、渔政、安监、消防、城管每月都会轮番来“轰炸”。王娜说：“我在政府里没什么熟人，那些有点关系的店根本不用把这些检查放在心上，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人来。”
　　王娜一直注重菜馆的品质，对油品使用格外小心，根本不敢买批发市场上的油，直接从超市购买大豆油，平均算下来要比市场上每斤贵3毛钱，但为了饭店的声誉，她咬牙认了这部分损失。虽然店里的检查几乎踏破门槛，但王娜说，也没遇到过食用油的专项检查。只有一次，是朝阳分店开业之后。整个过程由两句对话完成。
　　“有没有用地沟油？”卫生监督站一行三人问。“没有。”王娜回答。检查人员到后厨看了一眼，见到品牌豆油的包装，就离开了。
　　“这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王娜感慨：“如果是把脏油装进品牌油的桶里，这样的检查也什么都查不出来。”
　　
　　青菜鸡蛋牛奶都搞特供
　　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在北京顺义的一座农场，1.8米高的铸铁栅栏环绕周围，农场的滑动铁门有保安把守，只对特定的一些轿车敞开，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农场。据附近一位村民说，这座农场只向有钱人提供产品，它种植的有机蔬菜并不向公众出售。特供菜的有限产出被供应给了有钱人、以及顶级运动员、驻华外交人员和其他精英阶层的餐厅。
　　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笼罩之下，权贵特供经济，将官员食品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从青菜、鸡蛋到牛奶都可能存在特供体系，使官员成为低价绿色菜的受惠者。特供范围可能下移，每一级官员都会如法炮制，让自己成为有毒食品中的安全孤岛。
　　浙江丽水遂昌县的绿色农产品基地保障了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内部供应，因而变成“特供”农场。报道指出，遂昌高坪乡高坪村“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农业厅以及上海黄浦区环保局等一些外地政府机关，都是这里的定点用户。当地农业局进行了反驳，但网络上依然群情汹涌，这片深山里的绿色桃源，被贴上权贵的标签。
　　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相比权贵的特供经济少些腐败之气，多了暴富的骄矜之气。许多有钱人在市郊农场中租几分地，包几个菜农，关起门来“直供”绿色食品。
　　绿色蔬菜农家乐，本可以成为前景光明的产业，却在泛滥有毒食品的衬托下，沦为暴发的盛宴。城里人可以到农村种菜消除疲劳，可以将自种的绿色蔬菜发展成庞大的市场，但这一美妙的设想难以实现，一旦离开熟人社会的信任感，消费者对贴上绿色标签的食品照样不信任。大多数时候，在食品恐慌倒逼之下，绿色蔬菜的小规模种植，成为小农经济的复归。诚信的缺失，使人们认为其他行业的人都是投毒者，人们对改变体制感到悲观，宁愿回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小农经济时代，导致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直线上升。
　　（来源：《中国经营报》《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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