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诊所 法律诊所案例

　　法律和医学一样,都是需要实践的行业。外科医生要做到削肉如泥,必须勤学苦练才行。律师巧舌如簧,才思敏捷,也必须勤学苦练才行。律师学会察颜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好,那就更需要勤学苦练了。医学院毕业之后,先要做实习医生,然后才能做正式医生。法律专业也一样,加拿大和英国的法律专业毕业生也要先实习再当律师。但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不同,毕业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便可以直接工作了――似乎少了一环。于是乎美国法学院推出了法律诊所教育。
　　“法律诊所”的英文是“clinic”或“legal clinic”。20世纪初美国便出现了诊所教育。法律诊所有点返祖的意思。美国最初学法律是师傅带徒弟方式,1890年出现判例教学,由法学院的学院教学所取代。学生主要是学习美国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例,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但有些教授想想又不放心,生怕学生学不到手艺。于是1910年西北大学率先推出。西北大学法学院也是美国法学院中的重镇,刚刚退休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文斯便毕业于这所法学院。但法律诊所教育并没有在美国法学院全面展开。1960年情况变了:福特基金提供大笔资金,帮助美国法学院开展法律诊所教育。法律诊所教育就此在美国蓬勃开展起来。到1973年,全美145家法学院中125家法学院开始了法律诊所课程,法律诊所成为培养诉讼律师的教学基地。
　　在诊所的早期阶段,选修此课的学生大多是有志于从事诉讼律师的职业,尤其是有志于成为刑事辩护诉讼的律师。民事诉讼中,在法官判决之前,当事人双方在最后一刻都可以和解。而刑事诉讼一旦开庭审理,双方大多是要血战到底。所以刑事诉讼中律师更见真本领。
　　中国也有诉讼,但中国的诉讼远没有美国的那么认真,不需要那么多的律师。但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也很有意义。中国的法学教育满堂灌的比较多。最要命的是中国文化习惯一言堂,谁在台上谁说了算,其他人都必须装孙子。法律授课也不例外,很多情况下是一人在台上唱主旋律。
　　除去教学之外,诊所教育还有一个妙用:为公益诉讼提供别动队。公益诉讼包括,但并不限于免费为穷人打官司。简单说,凡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凡是为了公共利益打官司或提供法律咨询,只要不受钱或少受钱,都属于公益诉讼范围――范围很广的,有点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环保诉讼、民权诉讼大多是公益诉讼。与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公益诉讼也有其难处。美国社会的一些成功人士,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派人士,支持为民请愿,支持公益诉讼,但他们并不愿意自己抛头露面。任何社会中,凡有点地位的人,为民请愿的不多。倒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名流们自私自利,实在是他们“朋友太多”,出手就有可能伤了熟人。法律诊所正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学生是新生力量,还没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敢于打乱仗,希望打大仗,法律诊所的学生可以起马前卒的作用。
　　美国法律诊所的学生们奋勇当先,充当公益诉讼的急先锋。那些做过坏事的权贵们一时真慌了手脚,居然不知如何是好――与学生为难似乎不妥。但权贵们很快就反应过来,减少法律诊所经费,釜底抽薪,遏制学生们的势头。马里兰州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的学生曾经发难,告该州一家家禽公司Perdue违反环保法。但马里兰州的议员们动气了,威胁要减少对法学院法律诊所提供的资金。议员们也不一定是在搞腐败,也有他们的难处,甚至还是急公好义:Perdue是马里兰州最大的雇主,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地方上也得罪不起。
　　无独有偶,1998年,路易西安那州的图兰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也在环保方面有动作,对拟修建石油化工厂的地点提出疑问。路易西安那州最高法院随即提出,严格限制法学院学生可以在州法院提出的诉讼。该州立法机构也考虑通过立法,禁止接受政府资助的诊所向政府机构、公司或个人索赔,除非立法有明确豁免。
　　公益诉讼或公益法律工作所纠缠的大多是枝节问题,很少涉及重大问题。比如,对于金融危机和金融塔利班的种种恶端,就没有任何政府或个人提供资金,资助学生或其他人进行相关研究。
　　公益诉讼或公益法律工作在法学院也遇到一定的抵触。当初哥大法学院学生中的老同志,就很少有选修诊所教育或其他公益法律活动的。老同志能够混进法学院,大多在江湖上飘荡过多年,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对于要求别人爱国或要求别人从事公益活动的做法有本能的反感。当然,老同志选修法律诊所较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准备当诉讼律师的老同志不多――诉讼律师需要积累实战经验,必须从年青时做起。但反过来说,准备当诉讼律师的青年也并不一定都是热衷于公益法律工作的。再有,参加法律诊所教育的学生并不都是十分情愿的,至少有一部分是被“裹挟”进来的,有点拉壮丁的意思――美国法学院硬性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活动才能毕业。公益应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应该自愿才好,强迫大家公益就不好了。
　　

相关热词搜索：诊所 法律 法律诊所 法律诊所课程总结 法律诊所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