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们的年关 抚顺浙商六号馆几点关

　　2010年1月5日，杭州《每日商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有人拿200万元资金招募项目和团队。 　　新闻的主角是汤先生，刊出“招募令”半月后，他接到了超过二十多个电话，面见了好些人，但还没有等来他中意的那个项目。
　　这并不妨碍他喜悦的心情。今年的春节，汤先生一家要在杭州一处高档小区内度过。说起这个已飙升到3万元一平方米的新家，他不由得笑了几声，认为这是今年最开心的事。虽已过天命之年，汤先生仍期待事业有所延展，他对《中国周刊》记者描述了现在的心态：　“不甘寂寞。”
　　和踌躇满志的文具商汤先生相比，远在山西的煤老板王梅(化名)声音低沉，甚至带着哭腔。
　　“我现在都不敢接电话，怕亲戚朋友们问我要钱。”
　　她是温州人，2007年，她和几个朋友在山西经营了两个小煤窑，投资超亿元。这笔投资中包含了她跟二十多个亲戚朋友的借款。2009年4月，她投资的煤窑被当地大型国企兼并，但是签字后没拿到一分钱。“再拿不到收购款，我都没脸回家过年。”
　　千万浙商中有像汤先生一样不显眼的小商人，这一年还过得不错；有的像王梅一样守在山西，心情糟透。一个行业协会人士对《中国周刊》指出，和那些浙商中的巨型公司相比，广大中小企业才是浙商的主体。
　　当然，相同的是，他们的每一个故事中都隐藏了浙商兴衰的秘密。
　　
　　小富更要向前冲
　　
　　“新做八角一座城，内藏兵马多少名。红面坐天兵马乱，黑面坐天太平城。”这首诗描述的是“头发吊灯”的特点。这是温州平阳县的文化特产，每年正月十五，花花绿绿层层叠叠的吊灯在平阳县城随处可见。
　　汤先生就在这里长大。父母故去后，他虽然留着老家的房子，但已经没有必要回家过年，也无法体会“头发吊灯”营造出来的传统节日气氛了。
　　但他留在杭州，可以更方便地处理当下最重要的事情――面试不断找上门的项目和团队。
　　十几年前，汤先生到杭州打拼，进入了文具行业。创业期间，他积累了很多经验和资源。“现在手头有点闲散资金，年纪也大了，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到处开拓，想找项目和团队来合作。”
　　半个月来，他招待了上门“应聘”的十多个人，手机总不停地响，但始终没有把钱花出去。“项目重要，看人也重要，”他感叹，“哪有那么容易。”
　　年轻时他靠给报社做“剪报”发家，给《解放日报》总编辑写信推荐自己的剪报，从而接到第一单大生意。第一桶金挖到后，又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份经济类报纸《市场报》(现已停刊)上做广告推销。或许是事业的每一步都和报纸密切相关，他再次创业时又想到了报纸。于是，2010年1月5日的《杭州商报》出现了“200万元资金找项目和团队”的报道。
　　他坦言过去的一年，生意有长进，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日子平淡惬意，也可以像其他退休的老人一样，在家打麻将度日。“但总觉得这些年跑南闯北的经验和生意的头脑，还可以派得上用场。”
　　这段时间，项目没找到，但听的看的多了，他心中理想的项目轮廓反而清晰起来，“那就是房地产中介。”
　　他回忆起去年印象最深的事，2009年3月，他在杭州某处看了楼盘，当时每平方米7000元。现在，同样一平方米的价格飙升到了20000元。他当时没有买，这个错过的投资机会让他损失了200万元收益，他很后悔。现在，他在杭州有几处房产，有的价格已涨到了每平方米30000元，有的也用来出租。
　　2010年1月5日，就在汤先生通过报纸一角找“传统项目”时，一波投资的热潮在海南岛爆发。汤先生也关注到了。这波热潮被一个消息催化。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海南国际旅游岛定位获批。此后一段时间，媒体开始用大量的版面来报道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千亿浙商资本蜂拥至海南。
　　房地产是浙商在海南行动最迅速的领域，海南的“凤凰岛项目”，卖到7万元一平方米。其他的楼盘“一天一个价”让人瞠目结舌。据非官方数据表明，目前至少有超过4700多亿元的资金从银行系统流动到海南大肆圈地。
　　汤先生正考虑是否近期要去海南转一转。“好像现在海南热得不得了，你知道海南有哪些投资机会吗?”他问记者。
　　
　　守候在山西
　　
　　王悔近期没有什么投资的打算。就连过春节的计划，她也不确定。她的孩子在杭州工作，全家早在杭州景业。但在汤先生和家人满意地在新家过年时，王梅说，“要是一分钱都拿不回来，我哪有脸回家过年。”
　　“年关难过。”王梅一字一顿。
　　王梅算是很早进入山西的浙商。1996年就开始在山西投资小煤窑，期间退出了一段时间。2003年亲戚朋友告诉她行业发展起来了，才杀回马枪。她说之前都是“小打小闹地投资”，到2007年，她联合其他五个股东在大同投资了两个煤矿。一个储存量一千多万吨，一个两千多万吨。光其中一个煤矿就花了一亿元。
　　但2008年之后，她的煤矿就被关停。2009年的一天，她以及周围的小煤矿负责人都被一家国有企业通知“集中开会”。两个煤矿被分配到两个国有企业名下兼并。兼并合同上规定了小煤矿主拿钱的步骤：签完字给40％，办完手续给40％，然后两年后给20％。但是现在，王梅说，虽已签字，但她们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只希望把本金给拿回来。”
　　王梅对《中国周刊》表示，以前虽然赚了些钱，但是和这次大笔投资比起来不算什么。这次投资的资金里还有她二十多个亲戚朋友的“份子钱”。有的是抵押房屋而来，有的是民间借贷而来，要不停交利息。其他五个股东的情况也不致相同。如屎山西方面不能把钱补偿给他们，很多家庭都要受到波及，而她可能会“倾家荡产”。
　　这几天，不断有亲戚朋友打电话询问此事，问她没钱怎么过年?她只能继续向大同方面寻找说法，“起码拿点钱让大家过年”。
　　年前，她回了趟老家，老乡问她以后准备做什么生意，王梅摆摆手说，钱都没收回来，没法想。不过，如果她拿到钱，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投。现在有消息称内蒙古、新疆欢迎山西煤老板去投资。“可如果山西的事情处理不好，我怎么敢再去投资呢?”
　　不过，也有山西的煤老板先行一步，比如邵先生。他已经去过新疆、内蒙古。“山西不能做下去了，别的也不懂，还是想做老本行。”邵是温州人，他在2004年就和五个朋友一起经营一个小煤矿，投资700万元。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2008年煤矿被关闭以后，他也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
　　这两年来，他守在山西等最终的结果，无聊就四处旅游。说起赔偿结果，他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啦，我们又没有话语权”。至于心情，他认为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心情不好那就糟透了。”
　　和王梅相比，同样是煤老板，他实在洒脱多了。他承认，由于投资煤矿较早， 关停前，每年每个股东都可以分得至少1000万元的利润。“真正亏的是那些2007年以后进入的煤老板”，他说。他不打算在山西耗费太多精力，但也不敢贸然去别省开煤矿。为了防止山西事件的再现，他打算投资大煤矿，单井产量达到90万吨的。但这样一来，煤矿投资就得翻番，需要几亿元。
　　2010年1月，中国寒潮南北涌动，南方各省出现煤荒、电荒。武汉等地出现十多年未见的大规模拉闸限电，有的企业因限电而停产。
　　对此，邵先生认为缺煤很好理解，“小煤矿非常多，国企兼并过去，不技术改造就不能使用，煤炭输出量当然会受到影响。”
　　媒体继而爆料，由于用煤紧张，发改委可能同意山西小煤窑复工以支持生产。邵先生听到了这个传闻还是心里一动，“但是山西还没有具体文件体现出来，再观望下。总之，这个年还会正常过的。”他说。
　　
　　过年“炒团”
　　
　　就在山西一部分煤老板守着关闭的煤窑等“结果”时，有一部分煤老板已经在年前行动起来。他们汇入广大的浙商群，新疆、山东、海南，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现在，新疆大地上的白棉花格外受欢迎。正在新疆阿克苏的温州人黄志伟，在电话里对外界大吐苦水说：“拎着现金，就是收不着棉花。”
　　有媒体报道，在浙江游资的密集炒作下，2010年1月4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棉花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较2009年12月31日结算价上涨160元。非官方的数据显示，至少有lOO亿浙江民资，撤离煤矿和房地产市场，正在转战棉花现货和期货市场。
　　浙商李长春在阿克苏承包了10万亩地，面积相当于温州永嘉的耕地之和，，去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棉花价格大跌，现在棉花价格大涨，收益颇丰。据业内人介绍。现在投资新疆棉花每亩能赚到500元左右，按此算来，李长春这个春节将把5000万元的棉花收益纳入口袋。
　　山东省金乡县也活跃着浙商的身影，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大蒜有四分之一来自这里。在一个大蒜销售点，老板指着一袋40斤的红蒜说，　“去年价格低的时候它值3块5毛钱，而现在，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 20块钱。”据报道，目前有5000万元温州游资进入到了北方大蒜市场，同时还有部分山西煤老板的资金涌向大蒜市场。
　　除了上述的传统领域，网络游戏市场也开始受到浙商资本的关注。2010年1月，《北京商报》记者在大连网游产业年会上发现了隐藏着的煤老板身影，他们为一些网络游戏公司提供资金。　“北京神雕公司悄然拿下成都九众研发的3D网游《猛将三国》代理权，并达成合作协议，其中有资本层面深入合作。尽管表面看来这两家新锐的网游公司一家是北京的，一家是成都的。但是记者发现其背后的资本推手均来自于草根浙商。”
　　倦鸟知返。年关已到，不少浙商老板开始返回家乡。
　　煤老板的故乡温州在今年春节将格外热闹。投资约3亿元、按五星级标准设计建造的苍南国际大酒店即将开业。它背后就是从山西回来的煤老板唐升俩。
　　当地记者还发现，“晋”字头的陆虎、宝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温州的街头。2010年1月16日，平阳味一楼大酒店正式开张时，酒店前差不多成了一个豪车秀场。
　　不论是否衣锦还乡，不论身处何地，从事何种生产生意，2009年已经过去。一位浙商对记者说，这个春节，对浙商而言，由于行业不同、地域不同，体会也各不相同，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会因为挫折而失去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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