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是怎么变坏的?】改革开放 人心变坏

　　王晓明 　　1955年6月生于上海，浙江义乌人。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中，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将近20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以药家鑫事件为标志，社会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
　　从“现代化”的历史长时段上看，在一个社会的剧烈转型过程中，大多都会出现道德沦丧、人心变坏的现象――曾经的西方如此，今天的中国似乎也难以例外。
　　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
　　 “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它的逻辑和轨迹如何？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典型精神成长史
　　 《南风窗》：说起中国社会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比如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阶层固化、信仰缺失，等等。一个不认为这一切很合理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这样？
　　王晓明：问题是挺严重,原因也很多，都搅在一起。为了说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先把范围缩小，从“个人”的精神成长开始谈：一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慢慢长大，他碰到的各种社会规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会将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先来看他怎么读小学和中学。这个阶段大致是10年，越接近高中，应试教育越是一手遮天，考试成绩第一，别的一概让路，玩蚂蚁、数星星、看电视、打球、读小说……凡是不能直接兑换为分数的事情，无论小孩多么喜欢，都得放弃，学校里老师这么管制他，回到家父母还是这么管制他。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开始“社会化”时的两个最大的权威，一旦他们口径一致，小孩只能服从。
　　《南风窗》：根据心理学的说法，大概从三四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么孩子就会感受到一种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他以后可能会报复社会或他人。
　　 王晓明：没错。但在有能力报复之前，这个小孩已经先形成了两个意识：一、自己很渺小，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二、为了权威告诉他的那个以金钱为基础的将来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的大部分兴趣和爱好。
　　《南风窗》：进入大学阶段以及工作后，这些东西更被强化了。
　　王晓明：假定他顺利考入大学了，一开始，他可能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很放松，翘课、睡懒觉、每天打篮球…… 但到三四年级，找工作的压力来了，当他四处递送简历而回音寥寥，筋疲力尽地从“人才市场”回到宿舍的时候，或者，他凭本事笔试过关，却在面试环节被利索地淘汰的时候，他一定痛苦地发现，在这个越来越讲出身、讲关系的现实中，个人努力其实并无多大用处。
　　《南风窗》：他又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王晓明：对，他在少年时代体验到的那些消极的经验，现在又攫住他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个人”意识：一方面，各种从小就包围他的外部力量――比如父母的呵斥：“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很早就让他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最重要，别的都无所谓；另一方面，他同样很早就明白了，自己是不能做自己的主的，奋斗和反抗都是没有用的。
　　
　　从“裸婚”到职场“心理过劳”
　　《南风窗》：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冲击和包裹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
　　王晓明：对，譬如爱情，在我们分析的这位年轻人到目前为止体验的各种情感中，它可以算是最具正面性的一种。假定他顺利从大学毕业，最后也找到了一份白领工作，薪水不高，但日子能过，这时候，他爱上了一位也是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希望与她一起走今后的人生长路。
　　但是，就像电视剧《蜗居》和《裸婚》所展示的，在今天，除了相爱之外别无所恃的年轻人，多半困难重重，压力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坏，现实的算计逐步压倒青春的欢乐，贫贱夫妻百事哀……
　　如果一个年轻人从爱情中尝到的，大部分都是沮丧和失望，是物质现实的强大、个人精神和心理冲动的退却，那就意味着，他的主要靠青春活力支撑的积极心态，再一次遭遇重大破坏。只要能深切体验某一种超越狭隘功利的美好价值，人内心的其他同类体验就会得到鼓舞。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这位年轻人不相信世上有纯真的爱情，他大概也不会觉得公正啊、人的尊严啊，真有什么意义。
　　《南风窗》：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阻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王晓明：再来看这位失恋青年的职场生活。今日的城市白领，无论国企私企还是外企，都经常碰到不能准时下班、周末出差之类的事，劳动时间被变相延长。更糟糕的是，公司运转越成熟，对员工心力的榨取也越厉害，尤其是那些薪水相对较高的行业，例如金融和IT行业，员工劳动的“心理强度”都明显增强，即便人是下班回家了，精神却松弛不下来，依然觉得很累。
　　《南风窗》：您提出的劳动的“心理强度”这个概念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
　　王晓明：看起来他是回家休息了，但他却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看一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电影或话剧，他甚至没有心情和父母多说说话，因为这也同样需要投入心力，要对别人保持关心和敏感。这样累得久了，连谈情说爱的动力也会消散：“我哪有精力啊……”他要的只是放松，只是第二天早上能有精神回办公室继续“搏命”。说得学究一点，他是完全陷入“劳动力再生产”的循环，无力发展自己的其他需求了。
　　《南风窗》：您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王晓明：是。一个小孩日长夜大，他的精神和心理的自主性，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进入社会和职场，对社会公正的信心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和各种人交往，对非物质功利的情感和价值的体验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3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后者，那就可以断定，“人心”大概不会好。
　　
　　分配不公会抵消经济增长正面作用
　　 《南风窗》：社会道德和人心上出现的问题，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对此怎么解释？
　　王晓明：经济发展了，贫困的压力轻了，人心应该会变得松驰和温和，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一般来说，要比我这年龄的一代人善良。
　　《南风窗》：这里有不同的关于“他人”的预设。在你们那一代人，一个人肯定和“他人”有关，无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但在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没关系。
　　王晓明：也就是说，往往只有在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才会形成对他人的比较深刻的关心。去年11月，为什么10多万人自发去悼念上海大楼火灾的受难者？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就在于这火是从外墙烧进窗户里去的。“坐在家里都不安全！”正是类似这样的联想，让习惯于不闻窗外事的上海市民，感到无处可退，必得要表示抗议了。
　　《南风窗》：回到您前面说的，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了，人心问题却更严重了呢？
　　王晓明：这就要说到事情的另一面了，经济增长虽足以令人心变得温和，至少不那么紧张，但财富的分配机制严重倾斜，以至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增长反而强化了经济对他们的压力。如果大家都穷，虽然我不满，一看别人，“都差不多啊”，我对自己“贫穷”的感受就不会很强烈。现在不一样了，贫富悬殊，虽然中低收入者口袋里的钱也增加，但这个增加赶不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多数人从经济增长中感受最多的，反而是经济压力的增大，于是更焦虑、更紧张了。
　　也就是说，分配制度的严重倾斜，大幅度抵消了经济增长对于人的心理和伦理状况的改善作用。
　　
　　头脑知道对错，但身体不配合
　　《南风窗》：还有腐败在刺激人们。
　　王晓明：和经济压力的强化搅在一起的，是各种腐败。尽管仍有很多正派有为的干部，但如果问老百姓，今天社会上哪个群体最糟，他多半会说：官员！现在公众对官场的评价确实非常消极。
　　这个消极的意思是，一方面，普遍觉得官场很腐败，另一方面，又普遍觉得奈何不了这个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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