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盛年”：谁的狂欢?|国企

　　政府全力干预市场，大型国企2009年跑马圈地，纵横驰骋，在强化国有部门行政性垄断的同时，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甚至会形成一个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的怪胎。当前的国有经济扩张、民营经济萎缩，对长期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伤害，不能不让人担忧。
　　2009年，为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救市措施中，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化和加强。
　　危机之初，在电力、航空、房地产等等领域，大型国企和民企同样出现大幅利润下滑，陷入财务困境。然自政府救市之端，二者始泾渭分明。
　　大规模的财政注资，巨额的银行信贷，低成本的票据融资，优先的股市增发……手握重金，大型国企纷纷得以逆转继而大举扩张，并购连连，积极介入各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此种景象，是为业界所惊呼之“国进民退”。全能政府对市场的全面干预，成就了大型国企在新一轮资源分配中的领导者地位，不盛之年，反有盛景。
　　如今，危机仍未完全过去，积极的货币政策仍将实施，稳增长、调结构、促消费被定调为明年的中央经济工作方针。激流之下，尘嚣之中，关于国企改革的道路分歧，愈显扩大。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企也在发生演化，它们现在是脚踏两只船、横跨政府与市场两类资源，并且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打着国有的旗号抢资源、搞垄断，另一方面，打着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旗号，呼吁政企分开，哄抬涨价搞内部人利益输送，因此，许多国企周围都寄养着一群不同层次的利益者。
　　
　　国进民退争论背后
　　
　　不同的利益阵营，对于国有企业在这一轮经济衰退中的狂飙突进有着几乎完全相左的解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不久前引用2005年和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与私营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几大指标上的变化来佐证“国进民退”是一种误读。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则认为，国企在困难的时候被认为该改革，该私有化，现在国企的规模与利润改善了，却又发生了“国进民退”的说法，这事实上是对国企的一种偏见。
　　其实，国有企业从竞争行业里退出，不是现在才开始退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早就开始退了。国企一直在“七大领域”之外甩包袱，7月通钢事件也正是在不规范的国企并购大背景下发生的。
　　而在上游资源领域，现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又回来了，已退的部分卷土重来了。比如说煤炭生产，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民营企业至少两进两出，完全视国家的需要。国家需要民间资本加大投资时、煤炭生产能力不足时。就放民企进入；但形势一变，民营企业纷纷又被撵出这个行业。今年山西大规模逼退民营企业，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该关注的是现在出现的变化，而不是历史。
　　当下包括国资委和其管辖下的众多央企负责人纷纷认为，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因其规模、资金、人才、技术上的优势，理应在救市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来自学界和企业界的普遍看法则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在一些竞争性领域纷纷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钢铁、航空、能源、房地产等领域，大型央企的并购、投资规模和数量不胜枚举。
　　除此之外，央企对地方国企的收编，央企大范围介入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现象亦是无争的事实。全国除了西藏之外，其他省市都在向央企招商，或设宴款待央企，或进京拜访央企。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11月底，央企在地方的投资约为7.3万亿元，尤其以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产业为主，当然也不乏一些竞争性行业。各省出发点各异。经济刺激计划的中央“4万亿”投资，除了中央财政资金外，央企也是另外一个管道，一些省份看重央企的钱财。还有一些省份看重央企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特殊作用。央企不但有资源，也有项目，傍上央企，也就能容易挤进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因此一些省份将产业结构调整寄托在央企身上。在这场地方“傍央企”的大潮中，“国进民退”是最普遍的议论。但被市场忽略的是，央企经过这一轮向地方狂飙突进式的运动，中国国资格局将引起一场重大变局：从此只剩国家队。垄断性的国企巨头们享受了无数的国家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享有近乎独占的垄断经营权，能从银行拿到极为便宜的资金，长期以来不用缴纳资源税，对国家行业政策制订有极强的干预能力。作为特殊利益集团，与政府博弈能力日渐强悍，俨然有半独立政治势力之姿态，毫不夸张地说，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政府，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这些巨无霸们。
　　如此争议，各执一端。梳理一下历史便可发现，每一次的经济衰退，都曾引发“国进民退”的浪潮。但有差别的是，在过去，国有企业包括大型央企都曾亏损严重，上下普遍对于国企改革有着近乎一致的共识，1992年和1998年，大范围的国企改革得以进行。
　　但在1998年之后推动的国企改革中，由于国企长期所有权虚置所形成的内部人控制、市场交易法规缺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使得国企在改制中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腐败现象。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国企的职工利益，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成为众矢之的。
　　对国企类东欧“休克疗法”式的急进改革的质疑和指责，是为国企改革过程中的第一次共识破裂。而至2002年国资委成立之后，在决策层看来，国企经过国资委的管理与运营，已经具备了市场竞争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利润创造上，都取得了良好的增长，国企的强大理所必然。
　　但在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看来，国企天然的垄断地位和其享受的政策红利，方是国企获得规模和利润增长的根源，国企的存在，本身是对市场竞争法则的一种破坏。国企进一步的退出，进行深化改革，民有化、社会化，是一个大方向。
　　这种共识的破裂，在这一场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中更显扩大之势，各国政府积极救市的举措似乎从另一个角度上证明了集权式的资源分配方式有着其英明之处。甚而上升至“中国模式”以及“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执政根基的强化。进退以权力为中心?
　　事实上，1992年和1998年的两轮国企改革浪潮，诸多的中小型国企由于市场竞争力弱的原因。或已被淘汰，或已完成改制。在地方，国企改革的任务已告一个段落。可以说，现时国企的改革，更多的是指向大型国企。
　　国资委方面援引数字解释，国有资本在各行业中是有进有退，国务院2002年授权国资委的时候，央企196家，到今天的数字是130家，减少了66家，资产从13万亿元，变成了88万亿元，资产的总量和增幅都很惊人。
　　大国企的布局，对照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国资委2006年后的工作进展，重点在军工、 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并在另外9个行业保持较强控制力。
　　从目前的产业布局来看，大国企在基础建设、钢铁、航空、能源、金融等行业已经是上下游产业链通吃，无论在销售收入上，还是在利润规模上，垄断型企业都牢牢占据了榜单的主要位置。
　　今年以来一直议而不决的产业振兴规划中，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重组主导地位迹象亦很明显。这样的强化轨迹实际上也在经历反复，在能源、公用事业、航空、电力、汽车等诸多领域，一度放开行业准人和管制，民资开始进入这些行业，但由于政策和金融支持力度的不对等，在这些行业。民资纷纷遭遇折挫进而退出。而在另一些国资主控的行业，如铁路、金融等诸多行业，对于民营资本，仍然是可望不可及。
　　从这一历程来看，国资委部署的国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在“非竞争性行业保持控制力”的解释是令人费解的。何谓“非竞争性行业”?即使是带有一定公共产品提供性质的行业，其竞争性仍然存在。
　　事实是，在这些“非竞争性领域”，大型国企一方面坐享巨额利润，一方面又效率低下。
　　大型国企对资源型行业的把控，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改革的滞后。亦导致在过去的几年中，能源和原材料的大幅涨价成为下游企业利润微薄，大规模倒闭的原因之一。以大规模投资和贷款支持的，以增强国有部门控制力为标志的此轮经济复苏，在给政府和经济各方带来欢愉的同时，却已种下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隐患――资产泡沫风险、通胀风险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更加失衡的状况。这些风险虽不太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年中爆发，但却严重威胁着国内经济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事实上，这轮复苏颇有些“饮鸩止渴”的味道，市场参与者在享受经济快速复苏带来的好处之时，应对其中蕴藏的巨大风险有清醒的认知。
　　而不管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样的逻辑是成立的：不论在“竞争性领域”还是在“非竞争性领域”，并不必然存在国资和民资的互不相容。引人民资，同样是为了加强竞争，提高国企的竞争力。
　　谁进谁退，只要在市场规则相等的情况之下，或都无可厚非。然而问题恰恰出在，双方的市场地位并不均等，甚至在并购潮中，双方的谈判地位并不对等。这或许才是问题之所在。
　　而显然，从政策到金融支持，国企在这方面占据了天时地利。并以此掩盖了其在管理和运营机制上的缺陷和黑洞。
　　当既得利益者在否认“国进民退”之时，却将国企享有的种种资源配置特权，当成了国企获得成长理所当然的基础。而国企依此基础进行大规模并购和投资，何谈市场的公平竞争?国企越是活跃，就有可能意味着市场公平越在失去。
　　背离了市场公平竞争法则，所谓是否、该否“国进民退”的争端，颇似鸡同鸭讲。如何依据《国资法》、《反垄断法》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制化市场经济体系，也会因此而梗塞。本轮经济复苏最大的缺憾在于“重量轻质”，也就是说，在实现经济增速迅速提高的同时，不仅没有缓解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和大规模投资的依赖，国内民众的消费力量并没有得到增强，这些结构性改革的延后和倒退，使得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扭曲变得更为严重，未来经济的发展潜力也被大为消耗，在未来3-5年内，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成疑。
　　众多国企是不会理会这些的，跑马圈地草头王，做大规模造成既成事实，而调结构如果摆不平这些巨无霸，则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既得利益集团面前，政策绕着走的历史已经把中国经济领域的矛盾累积固化到临界点了。
　　
　　国企演变为内部人分肥工具
　　
　　很显然，垄断地位的进一步加强，不但扭曲了资源分配的规则，也反过来加强了垄断利益获得者的权力，并滥用垄断地位，演变为特殊利益群体，与政策和民众抗衡。
　　领导者的官员化，高薪酬，高福利，1998年之后的大型国企的改革过程中，过于强调国企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的建立却很缓慢。而行政力量与国企的结合，长期的政经不分，利益集团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2006年，全部国企共实现利润1.13万亿元，其中央企7700亿。2007年，全部国企利润是1.2万亿，其中央企8000亿。与此同时，10年来，中国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稳定维持在20％的水平。国有企业的储蓄则大幅度上升，2007年国企的储蓄占GDP的比重为23％，较10年前的12％几乎翻了一番。
　　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在亏损的时候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注资，但在盈利之时，其责任与利益并不对等，税后利润在很大程度上被留在这一集团内部。国企的高储蓄率，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听国资委使唤，频频向房地产、股市进军。
　　在权力越来越大之时，国企所应负担的责任并没有随之增长。作为所有者，分享国企利润增长的途径目前大概有三种：税收、分红、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与国企所获得的财政扶持、政策红利和金融支持相比，国企在利润贡献上并不令人满意。
　　以分红为例，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就从来没有向老百姓和国家分过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的正式公布，而至目前，经营预算基本上是从企业中来，又回到企业中去。目前红利的征收只有5％－10％的比例，在2008年，大型央企甚至与国资委讨价还价，要求降低红利征收比例。在现实中公民分享改革发展红利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在相当程度上，国企特殊利益集团化倾向正在不断加剧，如果放任这种局面持续，“国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不公平现象就可能会日益严重。
　　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的工作，直至今年才开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社保基金来源上，国企和民企，都负有同样的责任。相对于庞大的国资而言，国有股的划转工作不但开展得慢，且不彻底，对非上市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上级集团公司、已上市非增发部分的国有股份减持工作，目前并没有进展。
　　凡此种种问题，回顾过去一年中国企之“盛年”，不知有何可值狂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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