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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篇 坐不住的收 　　 格 尔 　　 　　据全球最大的工资信息调查研究机构Hay Group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工资上涨幅度将位列全球第一，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印度和东欧国家。其负责人认为，经济快速增长给中国工资上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中国工资上涨将位列全球之首。
　　这份报告给出的工资涨幅显然是按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得出的，但它的实现恐怕还要靠财税制度的改革，让一直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分配制度向百姓倾斜。
　　
　　比如印度或者日本
　　在经济学界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国富民穷。这里的民穷是相对的。纵向比，百姓收入是增长的，197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343元，2006年提高到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扣除物价因素以后，二者平均年增长6.7%。但是和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百姓收入的增长显得缓慢。
　　不久前世界银行发布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9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以至有人开玩笑说：“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
　　如果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最类似，那就是印度，但是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前者意味着国民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进了国家财政和企业的腰包，国富民穷，而后者则意味着GDP增长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众，藏富于民。
　　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去年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6.6%到8.9%。美世咨询去年曾做过一个调查，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10%左右，而在印度历史上，GDP增速只有3次超过8%。中国居民拥有的财富与国家拥有的财富相比，事实上在不断下降。
　　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工资收入增长幅度应该高于GDP增长还是低于GDP增长？除了印度之外，当年日本经济腾飞时的情况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系。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日本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从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时间让百姓的工资收入追上美国，当日本和美国工资收入持平的时候，意味着日本人有了和美国人一样的购买力。当百姓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时，国家绝不用担心消费低迷。而从1978～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水平却只有美国的4%。扣除国内实际购买力高的因素，国内实际工资水平也达不到美国的20%。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工资收入偏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所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百姓不敢消费。资料显示，中国家庭拥有的人均财富与人均GDP的比例约为1.7倍，远低于美国的4倍和澳大利亚的3.7倍，也不如印度的2.4倍。美国的社会保障以市场为主体，但强大的家庭财富保障了居民消费的安全感。欧洲国家如荷兰等家庭拥有的人均财富与人均GDP的比例和中国接近，但是欧洲国家大多是福利国家，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其公民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使居民无后顾之忧。而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住房、医疗、教育都逐渐走向市场化，居民个人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这三项支出。
　　
　　请让民富
　　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一方面是GDP一路狂飙，另一方面，国民个体收入与公共福利却严重滞后，百姓不仅收入增长缓慢，统计数据显示，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6000万国企职工下岗或失业，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7000万股民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没有社会保障，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客观上加剧了国富民穷的状况。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4％骤降为2005年的38％。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和贫富差距过大是中国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
　　到现在，消费不振已经成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近日召开的发展高层论坛上，众多代表表示，投资强劲、消费不足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一个主要的结构性矛盾，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予以化解。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这一现状已有察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种种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正在努力通过各种措施使国富民穷的状况得到改善，财政支出正在倾斜。近两年，先是农业税减免，去年推出了新的医改方案，中止了医疗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转向政府主导，国家正努力让社会医保覆盖全民，经济适用房在批量推出，高等教育在重新评估学生的培养成本，这一系列运作，都需要以财政的大量支出为后盾。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又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这意味着，财政在企业所得税收入上将减少930亿元，这笔钱无疑是让利于企业和职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支出2019亿元，比去年增加247亿元……”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凸显对社会事业和民生问题的关注。
　　因为目前中国财政已经比较宽裕，加大在公民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空间很大，在公车、公款吃喝、培训旅游费上压缩一半，就是5000亿。
　　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让利于民，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只是在第二次分配上的改革，对于社会发展和公平来说，重要的是第一次社会分配，即百姓的工资收入。
　　在上海市的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叶小英提出：“职工收入要与GDP增长同步，对企业经营者的考核要把职工的工资收入列为考核指标。” 中国的决策者们应该要找出一条可以扭转人们工资在经济总量所占比重急剧下降趋势的道路。这才是解决国富民穷问题，让百姓普遍受惠的根本。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中国要提高消费率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
　　
　　财税制度的拐点
　　国民收入是在政府、企业、居民部门三者中进行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居民所得收入比重减小，其他部门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其所得收入比重提高，这是相互对应的。
　　财政集聚过多，占GDP的比重过大，老百姓的财富比重就会越来越低。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指标叫分配率。它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
　　现阶段，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体现出较大的不公平性，且这种不公平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显著。和工资收入增长远低于GDP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税收的增长水平却远高于GDP的增长，几乎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达到20%左右，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更是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分税制十多年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从1993年的12.6％到现在的27％。
　　在今年“两会”期间，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发言成为焦点，他认为，这几年，财政收入增幅为20％，GDP增幅为10％，这样财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就会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现在财政收入占GDP的27％，是一个适当的比例。但如果保持现在的趋势，再过10年左右，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就会达到40％。13亿人口，可以直接支配的只有40％的GDP，那就太低了。眼下要抑制政府财力占GDP的比重进一步增大的趋势，现在的比重应该说恰到好处，也恰恰到了转轨的时候。数据显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
　　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认为，政府征税那么多，个人收入相对增长率低了，导致消费占经济比例下降，短期消费的比例接着往下跌，总有一天会跌到所有人都坐不住的程度上。政府可以考虑采取减税和猛拉投资的措施来增加个人收入。
　　
　　下篇：政治出三农，经济出未来
　　 本刊记者 李北方
　　
　　“两会”结束后会见中外记者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到民生问题的时候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他把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舰队，“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温家宝总理进一步解释说，“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着眼于困难群体，因为在中国城乡，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中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农民，农民大部分生活困难，属于生活状况亟需改善的群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本届中央领导集体自履任至今5年来，以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破解三农难题，解决之道集中表现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
　　建设新农村，进而改善农民的生活，是中央关注社会公正――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总体方针的落实，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深层次上，这项国策对调整和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到以国内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方面必将影响深远。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只要政策引导得当，农村将为消费需求的增长作出难以估量的贡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早就指出了这两个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关注穷人和帮助穷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而且还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需要。”因为当前我国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形成了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的“过剩型出口”，这种过剩型出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剩，而是由于高收入者不消费和低收入者没有能力消费造成的，是一种典型的相对过剩。马晓河认为，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新农村建设的国策行动，从正式启动的时间算起，已经有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农民的收入有哪些增长，农村的消费环境有哪些改善，农村的消费能力有怎样的提高？记者就此采访了马晓河先生。
　　
　　少花钱就是增加收入
　　马晓河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说话的严谨，喜欢使用数字。一个细节就可以将他的这个习惯体现出来：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马晓河会不时停下话头，为的是到书籍和资料堆里去找一个统计数字。
　　马晓河认为，农村的发展最终要表现在收入的增加上，农村消费的根本也在于收入的增长，新农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明显，2006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提高，达到3587元，与上一年相比增幅为7.4%，是1985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
　　国家投资进行新农村建设，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大量资金开始向农村转移，进而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消费需求的提升起到了作用：首先，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得到改善，降低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成本，使一定的收入用于消费的钱可以增加，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购买能力。而且，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增加后，农民发展经济的成本就降低了。
　　马晓河打比方说，农民有1000块钱，原本需要拿出500块用于修路打井，现在国家把这部分钱掏了，农民手中剩下的钱可以用于消费。农村修了水泥路以后，在生产水果的地方，运输机动车可以直接开到地头接货。没有路的地方，价格再低也没人去，有路的地方大家抢着去，价格自然就抬高了。根据马晓河自己到种菜或种水果的地方的考察经验，路好的地方农产品就能卖上高价格，农民的收入就能提高。
　　其次，具体到国家政策方面，税负的减免和补贴的增加也让农民手里的钱比以前多了，以前该拿出去的现在不用拿了，这部分钱因此成了农民收入。比如，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跟1999年相比，中国农民减轻负担总计1250亿元，人均140元，这就相当于他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40元；中央对种粮农民进行四项直接补贴，其中去年粮食直补是142多亿元，综合生产资料补贴是125亿，中央良种补贴41.5亿，农机具补贴是6亿，这些补贴都以现金的形式发到农民手中，变成农民收入的一部分；为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上学难的问题，国家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由中央进行转移支付，2006年对西部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免除书本费，对住宿费进行补助。
　　从今年1月开始，全国全部取消义务教育学杂费。核算下来，相当于每个小学生年减轻负担140元，每个中学生年减轻负担180元。过去农民要拿钱出来给孩子交学费，现在不用交了，就可以把这部分钱用于消费；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决定在全国农村推广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到去年年底全国有50.7％的县建立了新型合作医疗，中央政府补贴20块，地方政府补贴20块，农民自己拿10块，今年的目标要达到覆盖80％的县。农民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省下来的钱也就可以用在消费上了。
　　最后，中央还有其他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的政策，如建立大型商品粮基地，开展路电水基建设等，2006年中央政府在解决用水问题上的投入比上年翻了一番，在修路上也投入了100多亿。另外，包括扶贫，中央政府也下了大力气，投入了不少钱。
　　马晓河说，概括起来农民收入增长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减税免税和补贴；二是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收入增加；三是非农收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农村建设开始以来带来的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一方面，进一步的收益还没有体现出来。在给农民算这笔账的同时，马晓河不忘指出，农民收入的增量只有40％来自农业，60％是来自非农产业的，所以长期看，农民要增加收入，必须走出农村。针对中央对农业和农村的优惠政策在某些地区引起了外出务工的农民向农村回流的现象，马晓河认为，回流搞农业是好事，应该肯定和鼓励，但全国去年进城打工的农民有1.18亿，劳动力转移的这个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农民有更强的消费倾向
　　收入得到了，收入的去向又如何呢？事实上，收入过度向富人集中不利于社会消费总量的扩大，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储蓄和财务投资；低收入者则不同，收入增加后，他们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
　　马晓河通过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从2000年到2004年，城镇20%的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由81.3%下降到64.1%，就是说近5年来，城镇高收入群体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用于不消费的份额从18.7%上升到35.9%；同期内，城镇20%的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由88%提高到95%，这意味着5年来，低收入群体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用于不消费的份额从12%下降到5%。帮助穷人，让穷人增加收入，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社会消费总量，缓解内需不足与外需过旺的矛盾。
　　依此类推，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里人高，农民收入每增加100元，农民用于消费的比重明显高于城里人，拉动消费的能力也就更强。农民有了钱，首先要做的是买肉、买衣服、买摩托车，而不是把钱存银行。
　　马晓河用数据佐证了这个理论预估，去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为7.4％的情况下，农村消费总额达到26847亿元，比上年增长12.6％，2005年的数字是22082亿，增加值是2785亿。由于对农村的优惠政策从本届政府履任之后就开始了，近几年农村消费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前几年。2000年至2003年间，农村消费每年增加约1000亿，到2005年和2006年，每年增加都超过2000亿。
　　有研究指出，农村消费结构至少比城镇落后10年。消费是分层次的，吃穿和日用品等基本消费的需求弹性较低，而现代消费或叫新型消费，需求弹性比较高。消费结构从基本到现代的转换在城市已经基本完成，但对农民来说，消费结构正处于转变期，即从过去以吃穿为主，正在向住、行、通信等新型消费上转换。虽然转换速度要比城市慢一点，但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带动的消费总量是很惊人的。这种转换的发生和加速意义重大，它可以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不至于脱节，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一个生产与消费的经济体系健康发展。
　　目前，农民用于新型消费的弹性非常高，用于摩托车、手机、微型计算机的消费增长速度非常快。马晓河算过一笔账，2000年以来，农民每增加100元的收入，用于手机的消费就会增加150元，手机消费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收入增加的速度；2000年，每百户农民拥有手机4.3部，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50.2部，增长10多倍；家用计算机在2000年每百户农民的保有量是0.5部，到了2005年变成了2.1部，增长是4倍多；2000年每百户农民拥有摩托车21.9部，2005年达到了41部，翻了一番；彩电消费也在5年内翻了一番。
　　事实上，这5年间农民收入并没有增加一倍，但消费却以一倍或数倍的速度增长。另外，制约农村新型消费转型的因素主要是配套设施的不完备，比如电价高、电视信号不好、自来水不通等，制约了农民对耐用品的消费。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将改善这个问题，“路一修，全村都买摩托车；电一通，好多人买彩电；水一通，就要买洗衣机。”农村的广大市场将带动消费需求的蓬勃发展，而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无论速度多快，都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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