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超越] 杨超越参与的节目

　　年度人物： 　　 　　周　泽　丘成桐　马　军　李文娟 　　陈志武　孟　浩　施明德　孙立平 　　李银河　李　刚　张保庆　王光美 　　
　　年度组织：
　　
　　“世纪中国”网站
　　李嘉诚基金会
　　中山大学公民社会网络(ICS)
　　四川保水运动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惠民中国医疗行动
　　广州20个业主委员会
　　
　　
　　周泽：挑战部门权威
　　杨　军
　　
　　近几个月来，交通养路费征稽部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多名车主将养路费征稽部门告上法庭，有些车主表示以后要拒缴养路费，不少地方本应是养路费征收高峰的季节却成了全年的低谷等等。而这一切，都起因于《检察日报》8月23日发的一篇题为《养路费：最近6年都是违法征收》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
　　2006年7月，郑州曝出交通部门对欠缴养路费的车主加收49万元“天价滞纳金”的新闻。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周泽受约就天价滞纳金问题发表评论，但经过深入研究，他最终的结论是――不仅仅是滞纳金问题，而是养路金本身就属于违法收取。
　　周泽认为，1997年通过的《公路法》里面规定了公路养护费用采用依法征收燃油附加费的办法，不得再征收公路养护费，在燃油附加费征收办法试行之前仍实行现行的公路养护征收办法。1999年《公路法》又做了修改，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同时删除了旧法有关公路养护费的规定，这意味着1999年的《公路法》立法意图就是要取消养路费。在2004年《公路法》又做了一次修改，没有任何条款涉及养路费的问题。对比1997年、1999年和2004年的《公路法》，取消养路费的立法意图非常明显。在《公路法》已经明确要取消养路费征收这样―种做法的情况下，各地仍然征收养路费是违法的。
　　周泽没想到的是，《检察日报》发表的文章，让他立刻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养路费的征缴矛盾本就比较尖锐，违法说则把双方冲突公开化了。支持周泽的阵营表示，应该感谢周泽，他揭开了―个大多数人蒙在鼓里的严重问题。一些车主更是找周泽做代理律师要和养路费征稽部门打官司。反对阵营则认为，周泽此举是在“制造轰动效应”、“哗众取宠”，甚至有人称周泽“挑战国务院的权威”，“破坏养路费征收体系”，“唯恐天下不乱”’。在中国交通执法网的论坛上，则贴出一篇《驳对法律不懂装懂、哗众取宠的法盲“周泽大律师”关于养路费非法的错误言论》的文章。
　　随后，周泽进一步对养路费问题作了研究，又陆续写下多篇批评养路费征收问题的文章，作为对征稽部门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的回应。由于有关部门对社会的普遍质疑未作任何回应，而交通部却发布通告要求继续征收养路费，他又于10月30日看到交通部宣告继续征收养路费的消息当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了要求审查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违法并问责养路费征收违法的建议。
　　“对于来自路政部门工作人员或‘疑似’路政部门人员对本人的痛恨和敌视，我表示理解。确实，我批评养路费征收违法，给路政部门征收养路费带来了很大的被动，而养路费征收的多少不仅关系路政部门工作任务能否完成，还关系到他们的工资、奖金、福利。”周泽这样告诉记者，“但是我为路政部门的同志对我的误解而感到痛心。事实上，我批评养路费征收并不是针对具体负责征收养路费的路政部门的同志的。”他认为，造成养路费违法征收的主要原因在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驱动。
　　周泽告诉记者，在有关养路费合法性的争议中，有一些不为人知但颇有意味的细节，比如，在《检察日报》所属的正义网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交通部所属的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政法系主任张柱庭副教授竭力为养路费征收的合法性辩解，而包括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在内的其他专家学者却一致认为养路费征收违法，研讨的有关内容原拟公开发表，最终却未能如愿。
　　(杨　军)
　　
　　
　　丘成桐：从数学开始批评
　　赵灵敏
　　
　　2006年明，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丘成桐一句“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多数是假的”，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按照丘成桐的说法，这个“假人才”之假，并非人才本身的质量有问题，而是“引进”有假：“长江特聘教授，是每年必须要在国内工作9个月的，你在(北大)数学系里，就可以找到四五个这样的，但他们在国外也是全职教授。这是不合适的。”他又说：“(选择北大是因为)北大里面出现的问题最大，拿的经费最多，引进的所谓人才也最多。”
　　明知这些人只是挂个名，北大为什么还愿意聘请他们呢?有人分析其中的利益关系：在教师阵容里面又多了几个名教授，学校的名望可以得到提升；引进某个名教授可以拿到几千万的经费，给引进的人―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是国家的钱。
　　名满天下的“长江学者”尚且如此，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又如何保证名副其实?执内地高校牛耳的北大尚且如此，其他高校，又如何保证不是鱼龙混杂?丘教授表面上在批评北大，其实他所痛心疾首的是国内高校普遍的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的浮躁学风。
　　丘成桐话音一落，北大就将自家网站上那些长江学者们的资料涂改或删除了，此后是令人难堪的沉默，20余天后，北大终于正式回应，称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它“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北大的理由是，北大引进的海外人才“质量是高的”，也“不存在虚领报酬的问题”。但对引进人才是否全职供职于北大这个关键问题则予以回避。
　　平心而论，丘成桐教授所谓“大多数是假”的口头陈述也许不够严谨，但在是否存在做假的问题上，40％还是1％是没有差别的，要反驳丘成桐，首先应该检查指责的情况存在不存在?
　　但此后的半年，不见北大有任何查找各院系引进人才不实、追回多领工资和岗位津贴的消息。教育部反倒出面为北大的行为背书，声称其引进行为是“符合程序”的。网上不断有言论对丘的“动机”作出怀疑，有院士在博客中认为丘要控制中国数学界，并认为“数学界人士有什么言论，是他们内部的事情，而媒体刻意歪曲放大这些争论，干扰学术界的家务事，唯恐天下不乱”。有记者进行追踪报道，但不论是从中国数学会还是其他高校的数学教授那里，都感受到极大的阻力。所有人都在极力使自己尽量远离这场斗争，似乎很怕一不小心就卷了进去。“大家都不提了，让这事就这么淡下去。”
　　这也许就是中国学术界的现实：没有批评声音，面对学术弊端无动于衷，说出 “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则大都是海外同行，而对这些人的逆耳忠言，国内的人非但拒不接受，反过来还要给好心人泼污水。
　　作为被认为“21岁毕业时就注定要改变数学的面貌”、33岁就获得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的成功学者，丘成桐对国内教育的关注是一如既往的。他在两岸三地创建了4个数学中心，培养年轻人对数学的兴趣，并通过募捐来减少国家的负担。他创办了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让无数海内外数学家受益。同时，他对中国教育界腐朽现状的抨击也是不遗余力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灰心”、“奥数是对孩子的摧残”、“院士制度应该废除”、“中国大兴高校办企业、办工厂没有真正成功的”、“中国学界的霸权垄断现象扼杀后辈人才”……这些话有些似乎有失偏颇，丘教授是否要通过这些来“控制中国数学界”也不得而知，但他的努力和拳拳之心是值得尊敬的。起码，他在中国的任职和演讲不取分文报酬，连机票都自掏腰包。
　　但在目前的学术大环境下，丘教授的努力显然并未取得人们期望的后果，他的声音迅速消失在媒体太多的话题里面。名声、派系，山头依旧立，运作照往常。所以，丘教授不无悲观地说：“我不相信北京大学会有什么重大改变，因为既得利益不可能退出。”
　　(赵灵敏)
　　
　　
　　马军：应对“中国水危机”
　　阳　敏
　　
　　从关注云南虎跳峡建坝、怒江建坝，到抗击中国江河的水污染，以至倡导公众参与、构建民主的决策机制，马军一路走来。以我的观察，他是个难得的兼具理想主义、行事低调和理性切实等品性的人，也正因为这些特质，在面对一些国际知名媒体的采访时，他也远比其他人“谨慎”，虽然他的谨慎正是来源于对其所推动的事件进程本身的深切尊重。由此来看，马军这个并不热衷于个人声誉并与媒体保持适当距离的环保人士，能够人选《时代》“100位影响世界人物”名单，的确出人意料。
　　不过，事实上；像马军这样的人在今日中国是真正珍贵的人，正如《时代》的评述：“如果把马军的头像和篮球明星姚明以及章子怡的头像一起放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肯定不知道他是谁。但那些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于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个电影明星。”
　　1992年，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毕业的马军，受聘于香港《南华早报》，担任记者、研究员。在近十年的记者生涯中，马军几乎遍访中国的大江大河，正是这段难得的记者生涯，使得马军成为中国最早意识到环境危机的人之一。1999年，马军在数次实地采访的基础上，搜集、研读大量文献典籍，写成并出版了《中国水危机》一书。这本深入探讨了黄河、长江、西北、东北、华北、东南、西南七大水域问题的著作，引起极大的反响，并于2004年翻译成英文出版。
　　《时代》评论说，对于中国而言，马军《中国水危机》的意义也许如同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对于美国的意义。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预言了农药对于人类环境的危害，遭受相关利益部门的强烈抨击，也在美国民众中间形成极大震撼。一年后，由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取证，最终确认农药的潜在危害。国会的听证会结束后，美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产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下成立。
　　马军先后应邀在美国环保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耶鲁大学等机构进行演讲，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认识，同时，国际的关注也反过来对国内的舆论和政策制订造成影响。
　　2006年，马军出任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公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数据库。在马军看来，要彻底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最终必须依赖于公众知情权的保障和充分的参与，也唯有在此前提下，才能最终改变中国自上而下的水资源管理模式。
　　马军，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当然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理念，但是建立一个公共的平台，让公众知情并参与，使这个平台真正地体现共识性、公益性，却是他选择迈出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军称得上是一位“具有深刻激情的理想主义者”。
　　(阳　敏)
　　
　　
　　李文娟：为“零容忍”走上不归路
　　田　磊
　　
　　李文娟今年43岁，1983年进入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工作。2000年，她开始在鞍山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的会计科工作，负责税收款项的账目登记。
　　2002年5月，利用休假，李文娟瞒着家人，带着举报信和企业申报增值税账目报表复印件，来到北京，向国家税务总局和其他有关部门递交了举报信。在举报信中，李文娟认为鞍山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存在着与企业联手，人为减免和少收企业巨额增值税的现象。以后她还举报了其它大量问题。
　　在举报信中，李文娟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附上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我是捧着一颗心向你们反映问题的，为了避免意外请你们保密。”李文娟对相关部门的人说。但是，那次举报之后，虽然她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的证实，她却先后两次被辞退工作，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然后又被劳动教养一年。
　　李文娟的举报和遭受磨难并不是在2006年发生的，可是，―直到2006年，通过中央电视台报道后，人们才知道，在中国东北一个小城市里，有这样一个让人尊敬的公务员。事隔4年后，当终于有媒体愿意把李文娟请到演播室时，这个43岁的女人说：“这4年我被整得太惨了，作为举报人，我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无数次求助无门，我找不到一个部门能够保护我。”一句话，让无数国民内心刺痛，泪流满面。
　　而她举报的原本是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事，纯粹是为了“国家”着想，为此，她默默地承受着领导的嫉恨、同事的排斥，没有任何动摇；而在举报无果、自己屡遭排斥，甚至身陷囹圄也不改初衷。她拥有大学本科文凭，在鞍山市国税局工作了20多年，丈夫是事业单位的职员，两人的收入在当地属于较高水平，原本生活安逸。
　　李文娟恪职尽责，面对现实拒绝沉默和同流合污，超越个人既得利益，做出了令人敬佩的正义行动。但在这个正在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国家里，她却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她的遭遇，向人们演示子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及个别官员如何将司法系统变成施暴的工具，肆无忌惮地践踏正义的底线。
　　从这一事件中，有关专家已经在剖析我国证人、举报人保护制度的欠缺等法制问题，然而，正义不会在普遍都想“搭便车”的社会心理下实现。面对日益固化的体制，一个普通人真诚地相信“国家利益”、相信“人人有责”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衡量社会生态状况的标尺。
　　(田　磊)
　　
　　陈志武：制度创造幸福
　　赵灵敏
　　
　　对许多关注中国现实的人来说， “陈志武”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熟悉的名字。
　　
　　2006年，他3次回国，并通过文章、论坛、接受访问等形式，发表他对国内问题的思考，无论从题目的广泛程度还是单纯的数量上，都远超往年。从“什么妨碍了我们创业”到“中国科技新贵为什么少”，从“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到“‘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从“美国为什么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钱”到“中国经济为什么离不开新闻自由”，无所不谈。
　　陈志武的思考，不是针对一时一事的权宜之策，而更多的是对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呼唤。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他看到了中国在制度建设上的落后；他认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二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在一次访问中，在谈到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乏给国人带来的苦难时，他竟慨然涕下。
　　2001年他恍然意识到，应该结束自己单纯的书斋生活，他发现，15年前他离开时的那个中国已成为历史，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发生这三个转型的国家不是太多，中国转型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及其遭遇的困难，为做学问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和数据库。
　　从2001年12月，陈志武开始在国内的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他对热点问题的看法。他几乎马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长期使用英语造成了汉语语感上的生疏，旅居国外使他对国内读者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缺乏足够的敏感度。于是，他花了8个月的时间，系统研究了自己离开后的中国现实，渐渐把握住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
　　从湖南茶陵老家拮据的农村生活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城的宽敞住宅，陈志武的人生轨迹有了质的转变。他似乎并没有成功人士常有的志得意满，或由草根一跃为精英者身上常见的用自大小心掩饰的自卑，因为透彻，所以平实。当他用磁性低沉的嗓音，在大洋彼岸回答记者提问时，总显得平静而耐心。电话线路不好时，他会为让你听得更清楚而提高嗓门；两三刊、时里，他娓娓道来，偶尔会笑，几乎从来不用专业词汇，但却总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尽管拥有了许多超级Fans、被许多人奉为精神上的导师，但陈志武却认为，关注中国问题首先是给自己追求新知识的满足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本身就是目的与此同时，能让更多国内的人在见识上有所提升，那当然更好。但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社会，他认为做学问的人对社会的影响终究有限，他不是革命家，也不赞同那种激情的、天翻地覆的改变，他认同改良，认为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缓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愿意做一些推动人们认识改变的基础性工作。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每年都会回国几次，最近有何感受?国内现实千头万绪，您认为根本症结在哪里?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我最近一次回国是在今年8月，到过上海、香港、深圳、湖南、内蒙古等地，最大的感受是国家这么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要求知识分子、官员，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问题有同样的看法，采取完全统一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地方100％听从中央，不能讨价还价也是不现实的。目前这种高度管制、依赖审批和完全服从的治理模式，代价是很大的。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当地的农业银行吸收了大量农村存款，再把多数资金抽调到城市，地方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这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损害很大。在中国，湖南和上海和内蒙古的差别，甚至大过―些国家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绝对的一致和服从，往往是以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和地方的绝对牺牲为前提的。
　　目前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们看问题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存在误区。过去28年，国内的大中小学教科书已有了很多改变和调整，但教育方式落后、价值观陈旧的问题并没有根本改观，平等、市场经济等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深入人心。这集中体现在人们对于世界和外国的看法上。从语言学、人类学的角度看，一个人所使用的术语是可以反映他的思维方式的。现在许多国内讨论的热点问题，表明人们还是习惯从政治角度看待一切，人们依然未能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和旧思维。比如大国崛起的问题，我们被教育说西方大国是靠掠夺和剥削起家，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其中有很多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和西方接触，现有的工业体系，电力、电话、石油等公用设施，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媒，股票和证券，无不来自西方，但我们对此视而不见，片面强调苦难、伤害等负面的东西。于是，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是剥削，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就是贡献，这样一种情绪化的、明显带有双重标准的世界观，恐怕不能在精神上支撑中国的崛起。
　　《南》：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您当初不出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陈：很难，起码在学术研究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出息。我在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科技，但我很早就觉察到，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时，就要求到政治教研室去做老师，想研究科技的制度保障问题。到了那里，我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单位里来子一车苹果，我问每个老师你要几斤，然后挨家挨户地敲门收钱，苹果来了后再送到每一家去。所以，我干了―年就出国了，到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现在想起来，即使当时不做杂事，留在国内，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成绩恐怕很有限。
　　《南》：您曾经说过，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很强，历史上，为政治而牺牲的人前赴后继。即便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三句话有两句半是在谈论国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针。而美国人―有时间就到沙滩、酒吧去玩，很少谈论政治。于是，有些中国媒体嘲笑美国人政治冷漠、不爱国。但事实上，太多的人谈论政治，恰恰说明政治在社会中的作用太大了，这个社会中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人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必须要谈论政治；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谁上台都无所谓，有了这样的前提，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谈论政治和免于恐惧的幸福。
　　《南》：作为学者，您肯定有在学术方面的更高目标或野心吧，您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会否分散您在这方面的精力?
　　陈：客观地说，这确实是一个烦恼。对国内的问题发言，我要收集很多资料、看很多文献，很花时间，而且国内的事情让人头疼的地方太多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很痛苦。事实上，我也很为纯理论的研究所陶醉，有时看到别人做得很漂亮的模型和数据，也觉得很享受，很想回头去做。但即便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受到影 响，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中国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能有机会见证和观察这样的时代巨变，并就其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南》：在您看来，学者介入公共生活，如何保证自身的独立性?
　　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选择投身于学术研究，无疑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但学者也是人，有家人和小孩，要养家糊口，当他们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和利益诱惑时，仅仅乞怜于他们道德的高尚是不现实的。很多学者的立场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他们拿着国家的经费和工资，却在为某些利益集团说话。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政府智囊，却一边拿着政府的钱一边为外资企业做咨询，甚至进行游说影响政策，这是不可饶恕的。况且，很多学者的身份非常模糊，他们往往既是大学教授，又有局级、处级这样的行政级别，这样的人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但你完全不让他们发言对社会也是损失，因为他们往往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在美国，证监会的人被请吃饭，是一定要给自己的那一份付账的，就是怕出现利益冲突。学者当然可以自由发言，但一定要事先披露自己在其中的利益关系，如有无购买该企业的股票、是否在其中兼职等等，然后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南》：公期利益往往具有模糊性，容易被滥用，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电弱势群体的声音如何得到表达和体现？
　　陈：在农业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很少，湖南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影响不大，但现在不同了，经济全球化让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牵涉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影响如此之广，就要求社会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要充分保护弱势群体。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不能靠强势者的善意，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刚性架构：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进行决策的民主化建设，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完善社会冲突的谈判和解决机制等。
　　(赵灵敏)
　　
　　
　　孟浩：政协委员个人履责的破题者
　　田　磊
　　
　　与人大代表相比，政协委员的产生方式有自己的独特性。与此相伴生的政协系统的弊病，比如大规模缺席会议，以至于广东省政协痛下杀手，以“辞职”方式清退3名政协委员；利用政协委员名号在公共场合耀武扬威，蔑视法纪，也是今年人们熟知的事实。
　　为了一名中考生的录取问题，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在前往广州市教育局了解情况并且要求面见领导时，却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并被威胁要报警。一个政协委员被当成信访群众对待的事件迅速演变成2006年一场公共政治生活的讨论。
　　孟浩进入政协系统自然也是常规运作的产物。48岁的孟浩是广梅汕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他自称是“下层政协委员”，因为，政协里多是有名望，有地位，有学术建树的人，而他不过是中级职称，国有企业一般职员。2002年底，孟浩所在的公司分到了两个省政协委员的名额，要求一个是九三学社的，他就这么当上了省政协委员。
　　近年来人们从新闻里已经体会到政协制度的些许变化：那些连建议都不提的尸位素餐者被清退。而只从专业角度提建议，而不反映民意；只学习会议精神，而不敢于批评政府工作的代表，也不符合民意的期待。虽然产生方式没变，但政协委员的角色却在变化。对政协章程的四次修改显然在逐步增加政协委员成为民意代表的成分。尤其是2004年的修改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孟浩的作为显然符合这一期待。于是在面对广州市教育局的责难时，广东省政协坚定地支持了孟浩的行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希望多一些“孟浩”式的政协委员。
　　同时，在人大代表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个人履责瓶颈，如何在法律框架和过度介入实体问题之间厘清界限，以免被指代表权力的不合理扩大化，甚至开始被“规范”的命运，是破题之后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今的制度安排中，机构㈩面组织，以集体方式进行监督是主流方式。个人履责一直是模糊地带。
　　显然，孟浩是有想法进行尝试的。他下一步的计划是成立“孟浩民意工作室”，做一个“专职”的政协委员。他对记者表示，目前资金和人手问题都已经解决。
　　政府权力只有在受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自我约束。假如借助孟浩事件，我们能为外部有效监督增加一种可能性，亦是一项进步。
　　(田 磊)
　　
　　
　　施明德：冲冠一怒曾记否
　　赵灵敏
　　
　　“倒扁”运动来得快也去得急，随着北、高市长选举的开锣，台湾社会又全情投人选战中去。拜票、立法院里的唇枪舌剑、政治人物的声嘶力竭，一切又恢复了原状。短短几个月，谁还记得那个冲冠一怒的施明德?
　　施明德走上街头，只是为了一个朴素的信念：当年有多少人为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遭受国民党迫害，才换取民进党“执政”机会!一个坐牢长达27年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均奉献给自己的信仰。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缺乏驱使甚至欺骗人民为伟大目标流血牺牲自己却坐收渔利的所谓领袖。而孙中山当年为维护共和让位于袁世凯，至今还被许多人认为是政治上的幼稚之举。理想主义的缺失和权谋机变的盛行，是今日犬儒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未来，当台湾人告别了民主政治初期的混乱和彷徨，找到制约权力的良方妙策，他们也许会再次想起施明德；未来，当中国人创造㈩足以顾盼生豪的政治文明时，其中一定有施明德的那一份贡献。
　　(赵灵敏)
　　
　　
　　孙立平：坚守公正的底线
　　李北方
　　
　　自由是这个时代的语法。然而自由不能离开秩序和一定程度的公平作为前提，剥离了这个前提的自由只能称之为一种“堕落的自由”。
　　当年那些呼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口号的知识分子，在权力与“堕落的经济自由”结合的过程中，半推半就地扮演起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角色。
　　一个冷静的声音，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孙立平。若干年前，孙立平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出版过若干影响力有限的社会学专著。大概在2002年前后，他开始在媒体上连续发表随笔，介入公共话语。起初，他的文章停留在描述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上，客观地呈现1980年代以来至1990年代末各社会集团的分化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他提出的“断裂”、“失衡”等词语，成为了描述这个时间段中国社会极有生命力的社会学概念。
　　近一两年来，孙立平的关注进一步深入，从描述社会转型的轨迹到思考转轨中所发生的问题的根源，维护转轨期间的社会生活底线，守望沦落的家园。他追问，何以经济势力导致了政治参与权利的不平等?为何有权有势者可以被过度赋予人人该平等享有的权利?为何重刑的从轻使用要从权势者开始而造成“法律剪刀差”的出现?他指出， 我们的社会正在“西西里化”，形成了一种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稳定结构。在别人热热闹闹地讨论国有企业这个冰棍是应该任由它化掉还是贱卖的时候，他更进一步地问，为什么选择会变成只有化掉和贱卖两个?大热天的环境是怎么来的?
　　他提出的另一个极有价值的概念是“基础秩序”，他指出基础秩序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之后，体制仍能正常运转的前提，而基础秩序的丧失，如信任结构的垮塌，使两个体制都无法继续良性运转。
　　孙的文章浅显易懂，但针针见血，促人深思。在孙的博客上，有人发问：“很喜欢阅读孙老师这种分析现实的文章，但问题是，在把现实分析得如此透彻过后，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自我安慰：如果连这种思考都没有的话，社会将面临怎样的状况?
　　为孙立平教授的人选撰写这篇带有溢美之间的颁奖辞，在另一方面实在令人感到落寞。孙所坚持写的，不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吗?不就是一个只要保守着良知的知识分子就该做的事吗?但是，这种声音何以成为稀缺呢?将“为了公共利益”的头衔颁发给一位不过是尽其本分的学者，反衬出的是评选者面对这个时代的无奈。
　　(李北方)
　　
　　
　　李银河：划清性权利的边界
　　宁　二
　　
　　社会学家李银河近一年来的公开发言多次成为媒体热点：“自愿聚众淫乱不违法”、“有关部门应认真反省淫秽品法”、“换偶是公民合法权利”、“多边恋和一夜情在道德上没有问题”，以及“同性恋社团不违法”等等观点，无不引起舆论热议。
　　诚然，作为一个性社会学研究者，李银河这些被引人大众视野的观点以及她所认同的“性自由”底线(当事人自愿、私密场所、成人之间)及“性理想国”蓝图(法律惩罚有罪的性，如强奸；道德反对有错的性，如婚外性、乱伦；其他均属于公民自由权利)，在目前仍具有某种程度的前卫性。
　　但是，如果人们能注意到“性”、“道德”和“法律”是那些引起轩然大波的言论中最频繁出现的三个关键词，那么便应该意识到李银河作为一个冷静而客观地对大众阐释自己观点的学者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作为今年引起最大争议的知识分子之―，李银河略显激进的言论―方面是在为一些目前仍旧受到压制的性问题寻找法律边界并进行道德正名；另一方面也从观念和事实层面拓展了中国人的性道德及性权利的私人空间；涉性的道德与法律，亦应回归尊重人性的温暖地面，高处毕竟不胜寒。
　　(宁 二)
　　
　　
　　李刚：捍卫家园的城市英雄
　　田　磊
　　
　　李刚是一个普通的广州市民，他出现在公共视野的身份是广州郊区楼盘华南新城的业主。2006年，他―直为业主的共同利益奔波出头，被选为业主委员会筹委会委员，后被暴徒毒打致残，脾脏破裂被手术摘除，是为“2?15事件”。
　　此后，广州市各小区，尤其是处于郊区的楼盘业主自发组织的声援活动动辄有上万人参加，人们打着的口号是“救李刚，为自己”，自发的捐款活动持续不断，网络上声援李刚的相关内容超过100万页面。
　　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随后出面，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市民自发的声援活动遂立时平息，司法机关也迅速抓获行凶者并作出判决。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引发的蝴蝶效应，出乎很多人意料。这场风波也被看作业主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矛盾的极端体现。
　　李刚本届普通的打工一族，李刚的网名叫“空房子”，是买房后的自我调侃――买了房子，什么都没有了。到T2006年，在自己的生存权利处处受人操控，几无选择自由时，普通的李刚毅然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并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从死神手里逃回来之后，李刚说他像做了一场梦，他觉得自己像孙志刚，只不过孙志刚是无房户，而他是有房户。几年前，当媒体大量报道这个死于收容所的青年时，他并没有过多关注，因为他觉得那与自己无关，而现在，他不那样认为了。城市有房有产者基于私有产权的维权活动，尽管面对着的是强大的公权力和与公权力结盟的资本势力，却正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民众参与。
　　(田　磊)
　　
　　
　　张保庆：退而不休，心忧学子
　　杨　军
　　
　　2005年，还是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多次公开点名批评执行助学贷款不力的省份，因为直言教育乱收费等问题掀起教育风暴，这位率性官员被人称为“官场敢于仗义执言第一人”。2005年11月，因为年龄已到，张保庆正常退休，无数人感慨他“功未成，身先退”。
　　但是，不在庙堂，他依然心系莘莘学子。2006年；张保庆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的身份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3月30日，直接面向贫困学生。
　　“我们不敢说做最大的基金会，但一定要千方百计做最好的基金会之一。”为教育问题冲冠一怒的张保庆，却常常会为学子因贫困上不起学心酸落泪，他努力使基金会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应。坚持多用兼职，少用专职人员，压低人员开支。他非常看重基金会的信誉，坚持基金的透明运作。基金会在组织募捐时，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向社会公布受资助人员名单，每年向捐资人通报基金的花费情况，捐助学生的名单也会一一报上。
　　截至2006年11月底，基金会已募到捐赠款2．64亿元，资助贫困学生超过1．3万人，收到的申请材料总数已经达到20万份。
　　张保庆的近期目标是：筹款10亿，让中国贫困孩子都有学上。“下一步，我们准备瞄准国内排名前50位的企业，一家―家谈，争取他们的支持。对于港澳台及海外地区的筹款，基金会也在逐步展开。”他承诺自己将至少再干10年。
　　(杨　军)
　　
　　
　　王光美：母亲的事业
　　石　破
　　
　　作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经历了丈夫被迫害至死，自己身陷牢狱12年之后，选择了以宽容、淡然的心态看待前尘往事，而以一项泽惠百万民众的公益活动，为自己晚年的最后事业。她以行动告诉人们：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对于一个晚年仍能发光发热的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74岁那年，王光美担任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组委会主任。当时，中国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而贫困母亲至少有1500万。她们不仅缺乏收入来源，而且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不同的妇科病。王光美说：“我以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份向社会各界善良的人们发出呼吁：希望大家为了贫困母亲的幸福，为了她们摆脱愚昧和疾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
　　王光美将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救助贫苦母亲的慈善工作，并在基金会资金短缺时，拍卖子母亲留下的古董。11年来，“幸福工程”行动在全国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惠及人口69．570. 　　2006年10月，王光美病危，无法言语时，仍然牵挂着“幸福工程”。当子女走到她的面前，向她承诺“请妈妈放心，‘幸福工程’的事，我们―定会帮你做下去”时，她抱起瘦弱的双拳向子女作揖，以表感谢。
　　王光美去世后，她的子女以母亲名义，再次向“幸福工程”捐款15万元，表达了将母亲事业继承下去的意愿。
　　(石　破)
　　
　　
　　杨名舟：只能如此的“杨八条”
　　阳　敏
　　
　　杨名舟，湖南人，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官员，资深电力改革专家，2006年一年之内两度上书国家领导人，质疑我国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成败，反对建设全国性特高压交流电网，引起国内外舆论对于我国电力行业深陷垄断的频频关注。
　　早在1985年，杨名舟撰写万余字论文呼吁制订《电力法》，该论文在行业内受到关注，并在全国获奖。那时候，杨名舟刚从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毕业不久，是某县电力局的一名普通职员。缘于该文受到赏识，杨名舟于1990年上调当时的华中电管局任职。
　　重回武汉的杨名舟，有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其间，他提出了在武汉建立全国第四大发电动力设备制造基地的建议，并被写成新华社内参清样――当时，我国的电力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电力十分有限，在杨名舟看来，这个构想关系华中乃至全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当然也关系中部崛起的战略。
　　杨名舟第一次上书国家领导人也是在华中电管局任职期间。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有关部门筹划将葛洲坝股票海外上市，以筹集修建三峡资金，其时香港《大公报》等国内外媒体将此事报道得沸沸扬扬。杨名舟却反其道行之，以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关涉海运、防洪、国家安全乃至全国老百姓利益为由反对相关股票海外上市，上书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李鹏，得到李鹏亲自批示，葛洲坝股票海外上市一事即被搁置。
　　十余年来，杨名舟先后给国家领导人上书六次。其中两次上书前国务院总理朱?基，为国家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提出自己的构想和建议，受到极大的关注――正因为曾经在上书中提出了八项建议和主张，杨名舟有了“杨八条”的外号。
　　每每杨名舟以传统士大夫“谏言”的方式引起国家领导人对于问题的重视，又用惊人的论调引起媒体和舆论的关注。被本刊记者问及何以如此方式干涉国事，他回答说“只能如此”，否则如何“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杨名舟的“上书”路线，本刊不置可否。但如他所说，位卑言微，无论如何，他已在可能的情形下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限度，而他行为的立足点又是“为苍生计”，远甚于“为稻粱谋”之辈。
　　(阳　敏)
　　
　　“世纪中国”网站：记录并塑造变革时代
　　贺卫方
　　
　　“世纪中国”存续的时间只有6年多。从―开始，这个网站就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定位。在主页上，可以看到许多一流的学术文章。在时事评论类网站多如春笋的时候，“世纪中国”另辟蹊径，以严肃和富于建设性的学术研讨将网络时代的言论提高了一个档次。
　　网络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信息的迅捷。当然，与之相对应的便是，采得快也往往去得快；每一条信息似乎都只是过跟烟云，轰轰烈烈发生的，一转眼也就悄然无声地消失了。这样的情形让那句“世事无常”的老话变得毫无夸张意义。
　　不过，在无常之中，还是有一些网络上的人和事给人长久的记忆。例如，“世纪中国”这个网站，尽管在2006年7月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自己是其中的一个注册网民(网名“守门老鹤”，一个差不多等同实名的ID)，而且积极地参与过对一些话题的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家网站的怀念的情感却越来越经常地涌上心头。“世纪中国”存续的时间只有6年多。从一开始，这个网站就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定位。在主页上，可以看到许多一流的学术文章。在时事评论类网站如春笋的时候，“世纪中国”另辟蹊径，以严肃和富于建设性的学术研讨将网络时代的言论提高了一个档次。可以想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困难不仅来自这样的定位缺乏商业前景，而且也采自学界自身，迄今为止，国内学术单位在学术成果的评价上大抵上还是重纸质而轻网络的，发表在网上的文章，再有深度和影响，通常也不会计人研究成果统计的。不宁唯是，还有所谓“核心期刊”等等标准推波助澜，引得学界一味地唯核心马首是瞻。但是，“世纪中国”的主持人却能够约请重要学者发表网文，不仅让这些成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而且也强化了学术成果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良情互动。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2004年初，网站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版，设置一些固定的栏目，包括“第一时间”、“世纪周刊”、“公共平台”、“星期文粹”与“学人文库”五大板块，学科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网络巨大的空间给读者查阅相关文献提供了便利，这种平面与纵深交相辉映的学术成果呈现模式也只有在网络上才能实现吧。想想以往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一个学术爱好者要搜集一些新近文献作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了“世纪中国”，尽管达不到应有尽有，不过资料匮乏的程度肯定是大为缓解了。这样的网站所发挥的传播知识与思想的功效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
　　除了范围广泛的主页文章，“世纪中国”更大的贡献是若干自由参与式论坛的建立，尤其是那个著名的栏目“世纪学堂”，引来的注册网民何止千万!也许没有人能够对于数以十万计的网友的身份作出仔细划分，但很明显他们来自五洲四海，来自各行各业。由于绝大多数网友都是用网名发言，也由于人们背景以及视角的差异，学堂中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观点坦率，交锋激烈，话语风格丰富多彩。
　　非常可贵的是，也许受到网站整体风格的影响，这里的言论大多是说理的，即便是极为对立的讨论者，也倾向于摆出事实和资料，以求说服更多的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理性的气氛成为学堂的显著特色。已经记不清有多少重大问题在这里得到富于深度的讨论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讨论话题包括“北大人事体制改革”、“孙志刚事件”、“刘涌案”、“郎咸平炮轰事件”、“卢雪松停课事件”以及一些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等等。我个人在暂停招收硕士生以及后来对于一起剽窃事件的评论也在这里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一个话题动辄引起数百千跟帖，其中可谓新论迭出，智慧闪烁，它们记录了同时也塑造着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
　　当然，要维护这样一个带有开放论坛的网站是十分困难的。一些激愤之词或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某些人士由于身份的缘故而导致所发言论受到特殊关注。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是，在我们的法律中，有关言论的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尺度经常是难于把握的。网络言论常有的匿名特色也会令网站间或代人受过，不得不强化事先审查。不像其他类型媒体，网络要全天候开放，为了能够及时审查“放行”，网络就必须设立全天候的值班编辑制度，这无疑 又会加大运营成本。我观察“世纪中国”，几年来也是风风雨雨，经受了很多挫折。不过，不少网友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节制，学会了妥协。看到一些“愤青”从剑拔弩张逐渐变得温和说理，我们应当为“世纪中国”这种独特的学堂气氛而自豪，她难道不正是培育公民精神和共和美德的一所大学堂么?
　　“世纪中国”生存了6年，对于这种类型的网站而言，不算是短寿，但她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理性、兼容的精神无疑有着永恒的意义。
　　(贺卫方，本刊2005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获得者)
　　
　　
　　李嘉诚基金会：善举改变他人命运
　　李北方
　　
　　李嘉诚基金会由香港富商李嘉诚在1980年创立，重点关注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迄今，李嘉诚基金会已经为各项社会事业捐出及承诺捐款约77亿港元，其中64％用在内地。
　　医疗卫生是李嘉诚基金会的第一关注，该基金会在内地距今最近的一次善举，是于2006年10月通过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捐款8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陕西省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另外，李嘉诚基金会累计捐款1．1亿元人民币，在内地推广针对晚期癌症患者的“宁养服务计划”，目前已有4万余病人受益。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也得到该基金会的大量资助，累计捐款达2．08亿港元，具体成果包括让107万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为4万名低视力者配用助视器、为6万名失聪儿童安排语言训练、开展智障和小儿麻痹症状的预防治疗与康复服务，惠泽上千万残疾人。
　　李嘉诚基金会的口号即“知识改变命运”。在教育捐赠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05年向香港大学捐款10亿港元，作为该校的教研经费，创下香港历年之最。此外李嘉诚基金会还曾向香港中文大学捐款1亿港元；20余年累计出资23亿，在基金会创办人李嘉诚的家乡建立汕头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修建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等。
　　此外，李嘉诚基金会还捐款修缮了若干古迹，支持文化团体的发展，在国内遭受的多次自然灾害中，也有来自李嘉诚基金会的慷慨解囊。
　　2006年8月，李嘉诚宣布，他的目标是有朝一日基金会将拥有他的不少于1／3的财产，也就是约500亿港元。我们钦佩李嘉诚先生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就，但在“为了公共利益”的评选中，我们看重的是他奉献公益的一面。所以，我们将这个奖颁给以其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而不是李嘉诚先生本人。
　　(李北方)
　　
　　
　　中山大学公民社会网络(ICS)：NGO的“黄埔军校”
　　赵灵敏
　　
　　ICS的全称是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公民社会网络，其前身是2003年8月由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成立的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名称虽然变了，但ICS的宗旨―直清晰如斯：通过研究、培训与创新，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推动公民社会与政府和企业的沟通与合作，建设和谐公正的社会。
　　这些宗旨，透露出ICS和一般NGO的最大不同：它是一个NGO的支持网络，用ICS主任朱健刚博士的话来讲，就是希望成为中国NGO的“黄埔军校”。
　　在朱看来，做NGO不仅要有热情，更要有能力。目前中国的NGO在快速成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能力不足、资源不足、合法性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困难和危机，ICS希望在帮助NGO健康发展方面有所贡献。要做到这一点，ICS首先要对中国NGO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有正确的认识，因此，研究并产生新思想是ICS的重要工作，在2006年，他们出具了―系列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另外，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培训，教授公益人士和志愿者如何做项目的工作法，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咨询和支持工作。
　　考虑到许多NGO没有启动的经费，一些NGO在获得不同项目的资助之间会有一段时间的空挡，ICS在2006年发起成立了社会和谐基金，目的是成为NGO的种子基金和过桥基金，给予有需要的NGO以关键性的支持。
　　(赵灵敏)
　　
　　四川保水运动：维护地方权益
　　尹鸿伟
　　
　　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和“中线”已经在2002年开工，民间并没有发出引人注目的声音，但在围绕南水北调工程的“西线”却产生了一场争论。
　　尽管之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做了许多关于“西线”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但作为“水源地”的四川省，普通民众和有关学者，甚至政府部门基本上都不清楚他们做了些什么。
　　三峡工程上马是听取了全国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经过多次反复论证和模拟实验，特别是通过全国政协讨论，全国人大无记名投票，多数代表表决通过后才开工的，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关于西线工程总体规划的批复》并不意味着西线决策程序已经完成。
　　学者们认为，中国的一些高级技术工作者并没有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在说话办事，而常常习惯用政治思维进行科学技术工作，甚至用接受政治任务的方式开展科研工作，这样就容易造成社会问题，不仅仅会给国家、计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还破坏了社会的科学言行习惯。
　　尽管各级政府机构都没有对“保水运动”作出任何回应，但对于影响整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大型工程而言，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必不可少，而政府掌控下的不全面的信息披露不利于提升老百姓的认知水平。
　　(尹鸿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做农民的传声筒
　　李北方
　　
　　“新农村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尚不足一年，但关于何谓新农村与如何建设新农村的讨论已经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了，甚至经出现打着学习“新农村建设”经验的旗号出国考察、旅游的风潮。在种种声音中，喊得最响亮的是来自官员和学者的――从国家领导人到村官
　　
　　2006年初，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领衔成立了“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课题组，分别在甘肃、湖南、江苏、河北四省各选取了一个县下的两个村进行调研。从2月到9月，课题组实地对480名普通农民进行了访谈，倾听了农民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理解和要求，课题组也对村干部及县乡分管新农村建设的干部进行了调查。在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课题组得出了可以说最贴近农民心声的结论：新农村建设在大部分地区缺少切实举措，导致农民失望，干部彷徨；农民缺少生产型贷款等生产发展方面的田难，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消费型需求；村庄亮化等工程并非最急需开展的，农民更关心垃圾处理；农村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缺乏公众参与；试点村做法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等等。
　　理论上，没有人怀疑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事实上，官员和那些远离农村的 学者们却成了农民建设家乡的代言人。农民缺乏表达其真实诉求的能力和渠道，所以作为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面临失语的危险。这个调研将话语权还给了农民，让全社会能够听到农民的声音。在所有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说法中，这是唯一一个站在农民立场、担当农民传声筒的成果。因其稀缺，更显珍贵。
　　这个团队多年来深入农村，坚持从农民的视角看待和研究问题，先后做了“粮食价格上涨对农民生计的影响”、“关注留守儿童”等有质量的研究，并形成了系统的成果。另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贫困问题上的调查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李北方)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民间之力救民间之苦
　　田享华
　　
　　中心诞生于公元1998年10月，是司法部备案的民间环境保护团体，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先生任中心主任。其成员以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教学的老师为主，联合北大、清华近1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热心环境保护事业的法律和技术专家、学者、律师和研究生兼职组成，先后加入的志愿者已逾300。
　　中心之宗旨是通过组织专家学者对中国环境资源立法及其实施问题开展专题研究、进行国际交流；对环境执法和司法人员及公众进行环境法知识的培训，普及环境资源法知识；提高公众的环境法律意识和中国的环境资源立法、执法水平；通过对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方式，维护污染受害者的环境权益，促进中国环境资源法的实施。其资金皆来源于国内外民间资助，不需国家不拿学校一分一厘。
　　2006年，王灿发很欣慰中心在这―年里又免费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打了90多个官司，比去年多了十来个；累计接受的电话咨询数已是过万。中心还组织了西部环境维权流动咨询活动，前往陕西、山西、甘肃、宁夏、内蒙西北五省区宣传普及环境法知识，并且就地提供法律服务，需调查则调查，需诉讼则诉讼，需调解则调解。明年更要转战西南诸省，此后常作不息。
　　不仅如此，中心还协助国家环保总局起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办法》，目前进展顺利。该法案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所涉内容的丰富和具体，还在于它突破了现有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具体规定多是地方立法和只适用个别方面的状况，是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整体性、综合性规定，并将弥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原则及权利等内容规定的缺失，最终引导全民依法依理行环境保护之事，成救人救己之功。
　　这般算来，诉一案救一家一户一村庄，已是福报漫天；而铸一法治一局一国一天下，则更是功德无量。
　　(田享华)
　　
　　
　　惠民中国医疗法行动：医改的民间推动力量
　　程必忠
　　
　　2006年3月1日，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刘群联合国内1000余家药品生产企业，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推出了“惠民中国医疗行动”联盟体，通过会员制的就医模式，有效控制大检查、大处方，并对看病会员进行13．6％的现金补贴，目前已在三峡库区4家医院进行了试点。覆盖人口500多万，服务民众接近10万人次，民众看病的医疗费用大幅度下降，其幅度可达20％～80％，目前直接为民众减少医疗费用支出达2000多万元。
　　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认为：惠民行动推出的现金直补是一个新的医疗服务和药品流通模式，有利于医药企业之间、医疗机构之间、医疗保障机构之间建立良性的竞争秩序；它有利于调整药品生产、流通、医疗服务、患者之间构建和谐互动的关系，实现多方共赢，并被专家称为“医改的小岗村试验”，重庆市有关领导对此给予了肯定。
　　但这些似乎并没有为“惠民中国医疗行动”进入重庆主城带来帮助，相反该模式在推进上却遇到了阻力和麻烦。因该模式对药品原有流通环节的利益分配格局具有颠覆性的破坏，以致于该模式刚一推行就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医改是政府做的事情，企业去做了，政府做什么”?而该模式，同样引起了一些药品流通商的极力反对，并向重庆市工商局举报刘群所领导的公司涉嫌商业贿赂。
　　“既然已经开始了，并且这么多老百姓都能接受，不管多难我都得做下去!”刘群乐观地相信，有一天，他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一定能让更多的人和机构接纳。
　　(程必忠)
　　
　　
　　广州20个业主委员会：最根本的维权是参与立法
　　赵灵敏
　　
　　据了解，广州市目前的民事纠纷中有七成与业主维权或房地产有关。看房买房时被开发商供奉的“上帝”们，维权时才感到自己在强大财势集团面前显得十分羸弱。于是，―种共识开始产生业主维权不能停留在街头维权的低层次，而要去影响立法过程。
　　今年4月份，广东省建设厅将《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挂上官方网站，公开征求市民意见。12家业委会参与了这次行动，业主们的意见通过电话、网络涌向各业委会。律师周玉忠承担将意见编写成修订草案的任务。在编写的过程中，借鉴了全国其他省市和香港特区的相似立法，周玉忠认为“业主自治”比“物业管理”这个概念更能体现草案的内容，于是草案的名称变成了《广东省业主自治条例》。
　　初稿出炉后，业委会的主任们又请来子―些专家反复对这个自治条例的条款逐一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又有8个业委会参与进来。10月，20个业委会主任在一张写着“支持上交《广东省业主自治条例》”的白纸上盖了章、签了名，将历时6个多月整理编写的意见稿寄给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这份意见稿增加了业委会具有法人资格，维权业主的经济补偿、新旧物业交接等操作性很强的内容。
　　除了为《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提建议外，业主们的一个更远大的想法是争取制定《广东省业主自治条例》，进而向全国人大提出《业主自治法》的草案。
　　(赵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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