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镜人:最早将“十月革命”消息传递国内|十月革命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走向。而将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递到中国的第一人就是刘镜人。
　　
　　联名电促清帝退位
　　
　　刘镜人,1866年出生,字士熙,江苏宝山(今上海市)人。刘镜人的父母算得上是最先感知西方影响的中国人之一,早年就送孩子进入上海广方言馆就学。1890年,聪慧好学的刘镜人,与刘式训、陆征祥等七名同学,被保送京师同文馆深造。随后,又被选送到法国留学深造,先后在驻法、英使馆充任翻译。回国后,先是在总理衙门充任翻译,1906年又调任驻俄公使馆翻译,在升任二等参赞后回国,任哈尔滨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1908年,任哈尔滨代理道台。1909年,改任京汉铁路会办。1910年,为改订中俄通商条约,清政府派刘镜人前往圣彼得堡任职。1911年9月出任驻荷兰公使,开始作为外交使节独挡一面。
　　辛亥革命爆发,点燃了清王朝覆亡的导火索。刘镜人紧密注视国内政局,陆征祥曾密电征询他对国内形势的意见。时袁世凯被清王朝重请出山,担任内阁总理,镇压辛亥革命,并密谋取清王朝而代之。陆征祥接获袁世凯心腹密电,决定公开发电,促清帝退位。刘镜人在国外日久,共和思想在脑海已生根发芽,遂与陆氏联名于12月31日通电国内:“不以一人位置,涂炭海内生灵”,要求清帝退位。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驻外使节纷纷表态,成为推动清帝退位不容忽视的力量。刘镜人也由清政府的外交官转向革命阵营。
　　
　　成功交涉“泗水血案”
　　
　　民国成立后,刘镜人由驻荷公使改任民国外交代表。2月19日,清帝退位、民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荷属爪哇岛泗水市(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当地华侨欢喜异常,升起五色旗并燃放鞭炮庆祝,结果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无理疯狂镇压,造成震惊一时的“泗水血案”。刘镜人奉命与荷兰政府交涉,提出释放被捕者、赔偿财产损失和对被害者进行赔偿等要求,但荷兰政府外交部答复刘镜人,指责中国“不应将改建国体事通告华侨”,为爪哇殖民当局的行径诡辩。此后,刘镜人据理力争,与各方积极配合,经再三交涉,使此事获得合理解决,刘镜人也在民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初创胜利的一页。
　　
　　参与中俄“外蒙古交涉”
　　
　　1912年9月16日,刘镜人调任驻俄全权公使,第二次到圣彼得堡任职。11月4日,刘镜人风尘仆仆赶到圣彼得堡,正值沙俄一手策划的外蒙古独立问题浮出水面。
　　11月3日,沙俄和外蒙当局在库伦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沙俄势力全面进入外蒙古。沙俄攫取了在蒙古各地自由居住移动、经营工商业、免税贸易、租买土地、开设银行、设立邮政、开采矿藏、享有领事裁判权等权益。外蒙古已赤裸裸变成俄国的殖民地。11月6日,俄国驻华公使把《俄蒙协约》一事通知中国政府。这一爆炸性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激起民众极大愤怒。刘镜人根据政府电令,向俄国政府正式声明:外蒙为中国领土,不能与他国订立条约,无论俄蒙间达成何种协定,中国政府概不承认。8日,刘镜人拜会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建议是否可抛开《俄蒙协约》,重新谈判一项协议。沙查诺夫则坚持无论怎样谈判,都必须以此协约为基础,不肯轻易吐出到嘴的肥肉。
　　袁世凯政府无力用武力收复乱局,遂决定起用陆征祥接任外交总长,与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通过谈判解决外蒙古问题。刘镜人虽不在交涉的第一战场,但及时将俄国政府的动态电告政府,为对俄交涉发挥了积极作用。此轮交涉中方最终以屈辱收场,种下了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恶果。刘镜人身为外交官,对此无能为力。
　　
　　救助旅俄中国劳工
　　
　　1917年3月初,俄国爆发“二月革命”,15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19日,刘镜人电告政府俄国发生“政变”,是第一位将“二月革命”消息转告国内的人。27日,他电告政府,建议立即承认俄国临时政府。30日,刘镜人奉命约见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宣布承认该政府。刘镜人成为推动中国与俄国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见证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各国对劳动力需求空前增加,开始大规模招募华工。据俄国“中华旅俄联合会”的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到1917年共有八万华工去俄国。但是,俄国人不履行合同,残酷虐待华工。1916年4月,刘镜人电告政府,要求政府通知各地方官,阻止中国人应募,以防流弊。5月6日,他亲自草拟了规范和保护赴俄华工权益的《华工赴俄工作章程》寄给政府。他还与俄国政府积极交涉,要求解决虐待华工问题。1917年5月23日,鉴于使馆人少事繁,刘镜人电请政府同意,由刘泽华担任会长的“旅俄学商工联合会”负责筹款,协助办理救援华工事务,为救援赴俄华工付出了心血。
　　
　　“十月革命”消息的首位传递者
　　
　　1917年11月7日(俄历十月)晚,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率先向当时的俄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开炮。炮声划破夜空,“十月革命”爆发了。实际上,刘镜人已提前预知这场革命的发生,当天起义还未开始时,他即致电政府:“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指布尔什维克)势力益张,……恐变在旦夕。”8日,即“十月革命”次日,刘镜人向北京政府详细电告革命消息:“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尽管这些电文因电讯中断,迟至20天后才到达北洋政府外交部,但刘镜人的确是在第一时间将“十月革命”消息传递国内。
　　北洋政府追随协约国集团,拒绝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2月26日,刘镜人奉命撤离彼得格勒,结束了驻俄公使的生涯。
　　
　　主持中俄交涉
　　
　　刘镜人归国后,任中国驻西伯利亚高等委员,负责与干涉苏俄革命的协约国沟通事宜。1919年2月,出任协约国共管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委员会中国代表。他和另一位代表詹天佑多次提出,中东铁路应由中国经管,不容他国干涉,但日、美代表不予理睬。同年9月,北洋政府又委任其担任驻日本公使,但五四运动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下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遂拒不赴任,北洋政府于次年9月将其免职。在此期间,刘镜人以监管路政委员会中国代表身份,于1919年10月向俄方抗议谢苗诺夫白匪军由满洲里侵入哈尔滨。1920年8月,苏俄远东共和国派出优林代表团来华。北洋政府外交部将以往设立的“俄约研究会”改为“俄事委员会”,由刘镜人担任会长,负责与优林交涉,充当对俄交涉的主角。11月30日,刘镜人与优林举行恢复商务的非正式会谈,提出商谈商务的四项前提条件,即:不得在中国境内进行任何与中国社会不相容的政治“鼓吹”;保护华侨生命财产;赔偿华侨所受损失;经商自由等,获得优林的赞同。趁此机会,他还和优林就中国收复江东六十四屯案进行了讨论。1922年8月,刘镜人以俄事委员会会长身份,在北京会见了苏俄新任全权代表越飞。1923年,出任外交委员会副会长。1924年,又转任中苏会议办事处秘书长,协助谈判解决中苏悬案和建交问题。在北洋政府晚期对苏事务处理的外交舞台上,刘镜人是最活跃的人物,他一方面不光彩地做了协约国干涉苏俄革命的帮凶,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为维护国家权益做出了贡献。
　　1926年9月,苏联代表加拉罕回国,中苏会议完全停顿,最后流产。1927年刘镜人转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编纂处编纂,1928年任考试委员会委员,北京政府倒台后去职。此后,完全脱离官场,直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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