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头骨之谜己解开了【解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之谜】

发布时间:2020-03-14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周总理说,人家是小国,人家对,就要勇于承认人家对,不要像有的大国那样文过饰非;我们的外交风格应该是光明磊落的。   预定于1965年6月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临近开幕却忽然流产。已经到达阿尔及尔的中国代表团,临时改变坚决支持会议召开的主张,怅然回国。笔者作为当年报道该会的记者之一,虽亲历其事,却长期不明所以然。这成了笔者记者生涯中遇到的最大的国际谜团。不过,随着一些外交界人士和研究人员陆续发表文章,加上一些国家外交档案解密,这个谜逐渐被解开了。亲历政变
  1965年,新华社国际部组成了以主任彭迪为首的记者团,有八九个人,负责报道这次会议。我们在6月15日前后到达阿尔及尔。下飞机后,我们乘坐法国产的“蛤蟆头”小汽车向城里进发。下车时,―群小孩围了上来,喊着:“新华!新华!”我正纳闷,刚到这里,怎么连小朋友都知道我们是新华社的?懂法文的同行解释道,他们说的是法文的“中国人”,发音与“新华”接近。
  我们参观了亚非会议的会场――松树俱乐部。那是中国援建的。距会议开幕没几天了,可那里还是一片繁忙杂乱,工人们正在赶工,安装地板,联接电线。只见那盏盏阿拉伯风格的宫灯,耀限夺目。本来尚未对外开放,但对中国记者破格优待。
  6月19日清晨,阿尔及利亚突然发生了政变,国防部长布迈丁以总统本?贝拉政府大搞独裁等为由推翻了它,并把总统投入监狱。作为记者,我们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街上没有枪声,没有骚乱,只是在--一些要害部门门口有少量士兵和坦克把守。行人很少,偶尔有几个年轻人走到我们车旁,呼喊支持被推翻的本?贝拉的口号,军警并未予干涉。我觉得这场政变,真是和平、安静和不流血的。回到新华社分社,看到电视中布迈丁在发表演说,他身穿军装,胡子拉碴,神情困乏。听说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首脑和人民,特别是在抗法斗争中得到过中国援助的军队,对中国都是很友好的,不论本?贝拉还是布迈丁都是一样。况且,已经到达阿尔及尔的中国代表团也一直没有表示会议改期召开。因此,我们对政变不怎么担心,不认为它会对亚非会议产生多么不利的影响。
  可是,实际上幕后阴云密布,局势不断恶化。6月24日,松树俱乐部突然发生爆炸,那是代表们将要使用的一间休息室,室旁巨大的玻璃墙被炸出一个大洞。我们记者团里懂法文的吴葆璋,在协助安装记者团使用的设备后走过休息、室旁,被炸个正着,只见他脸上流着鲜血,面色苍白。
  那时,周总理还留在开罗观察局势。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于6月22日到达阿尔及尔。代表团的发言人是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他让记者团团长彭迪和夫人钱行起草一个代表团声明。强烈表示中国支持会议如期召开,并且定在6月25日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这个声明。
  外国记者非常关注中国代表团的态度。他们蜂拥前往,把酒店的玻璃门都挤破了,而且不等朱穆之念完,就争先恐后地索要声明的文字稿,然后纷纷离开赶去发稿,场面一片混乱。我们当然也在第一时间把声明发回新华总社,但事后才听说,总社接到指示,扣发了这个声明。
  
  美苏幕后干预
  
  一觉醒来,情况大变,我们接到通知,会议被取消了。我们马上赶到会场去看个究竟。会场已全部建好,粉刷一新。进门后,穿着类似空姐服装的女服务员夹道欢迎。到场的人很少,主要是一些记者和工作人员,他们当中不少人还被蒙在鼓里。会议主持人上台宣布,第二次亚非会议因故延期举行。场内一片哗然。
  会议为什么不开了?仅仅是因为政变吗?会场休息室到底发生了什么爆炸?谁制造了这次爆炸?中国代表团的态度为什么一夜之间180度大转弯?……
  在印度尼西亚、中国等一些国家的努力下,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获得了巨大成功,是一次亚非团结反帝的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重大外交胜利。这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亚非国家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东道国印尼在会后一再提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
  根据最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当时美国政府担心第二次亚非会议又开成一次国际反美反帝的大会,便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它的方针是:谨慎地阻止会议的召开;如果不成,就至少把中国排除在外;再不成,就暗中帮助对美国比较友好的国家取得会议的主导权。
  上世纪50年代未60年代初,苏联逐渐同中国交恶。苏联不是亚非国家,并没有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但是为了遏制中国和增强自己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也要插手第二次会议。苏联一方面通过印度等国家坚持邀请自己与会,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一些亚非国家。例如有消息说,在雅加达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前,苏联特意送给印尼一批军舰。
  美苏的幕后干预使一些亚非国家对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积极性大减。同时,国际形势逐渐恶化。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两国在国际关系上尖锐对立;此后,中苏之间发生公开论战。这些因素使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受到负面影响。
  1964年4月,筹备会议终于在雅加达召开。这次会议开得十分艰难。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临时被派去参加,他施展纯熟的外交技巧,争取到许多中间立场或不明真相的代表,打掉了印度坚持到最后的邀请苏联参加的主张,扫除了最大的障碍。筹备会终于达成协议――第二次亚非会议于1965年6月在非洲国家举行。后来,非洲统一组织确定由阿尔及利亚担任东道国。
  除了国际政治关系风云险恶、矛盾重重外,在国际经济方面,亚非国家意见也很分歧。1965年6月18日,中国代表团中的国际问题专家在新华社驻阿尔及尔分社给我们作报告时说,当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亲帝还是反帝,是三外路线(依赖外债、外资、外贸)还是自力更生,是保持殖民地经济还是打破它……”中国和印尼等国主张后者,但不少亚非国家主张前者。很明显,中国当时还处于闭关自守的时期,对外经济政策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与大多数遭遇经济困难的亚非国家的政策也有很大的不同。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中国的设想将第二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类似万隆会议那样的团结反帝的大会,已经缺乏必要的条件。
  
  中国的应对
  
  时任中国驻英国代办熊向晖,在1996年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一书上发表《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一文,详细地说明了那次政变之后的种种幕后活动。
  政变发生时,正好英联邦首脑会议在伦敦举行。熊向晖接到国内指示,阿政变是阿内政,中国不干涉;亚非会议应当如期举行。熊大使受命紧急约见五个同中国友好的亚非国家的首脑或外长,请他们自己并且推动其他亚非国家首脑或外长如期去阿开会。但是,参加英联邦会议的13个亚非国家已一致决议会议延期。与会领导人几乎一致对阿政变表示反感,非军人出身的执政者尤其憎恶军事政变。6月23日,熊向晖按国内指示,再一次向五个亚非国家首脑或外长做工作,但也以失败告终。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接见熊大使时说,中国政府认为阿政变是阿内政,不应干涉,他尊重中国的这一立场,但不同意以此作为如期在阿开会的理由;本?贝拉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布迈丁逮捕他,指责他是叛徒和民族败类,是绝不能接受的;如果现在去阿开会,客观上支持了布迈丁、反对了本?贝拉,是对阿内政的干涉。尼雷尔认为,延期举行会议得到亚非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同意,如果仍然如期开会,一些国家不参加,就会造成亚非国家的分裂。他说,中国坚持如期在阿开会,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这有损中国和周总理的崇高声誉。尼雷尔相信周总理会认识到,延期举行会议是目前维护亚非团结、避免分裂的惟一可行的办法。
  1965年秋,熊向晖回国休假时得知,周总理在去开罗途中接到阿政变的消息时,就认为在阿开会的可能性不大。周总理在6月23日请示中央,建议会议延期,中央同意,但希望查清阿新政权的态度。在看到熊向晖发出的跟尼雷尔谈话内容的电报后,总理再建议中央决心延期开会,中央复电同意。周总理事后还亲自对熊向晖说,尼雷尔的视野硬是比我们大,见解硬是比我们强。周总理说,人家是小国,人家对,就要勇于承认人家对,不要像有的大国那样文过饰非;我们的外交风格应该是光明磊落的。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阿尔及尔打前站期间,一直是执行中央关于如期举行会议的方针的。可是到了最后,中央根据各方面的反应,考虑并终于同意周总理关于会议延期的建议过程中,他没有及时请示,仍然继续对外发表会议必须如期召开、必须如期开好的意见(这样,我们亲历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为什么那样举行,就可以理解了),给国际舆论造成了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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