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阳光时代”]阳光女孩给人什么感觉

　　1976年,我国唐山发生大地震,我们拒绝任何国际援助,更不许国际媒体深入灾区自由采访报道｡而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四川省人民政府这三级新闻发布体系,以及中央和四川的主要媒体,都连续发布灾情和救灾工作进展的最新信息｡透明的信息发布,不仅杜绝了各种流言,也大大凝聚了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共同意志｡
　　
　　5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与以往不同的是,一张新面孔――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格外引人注目｡他与参加救灾的军官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抗震救灾的情况｡国防部新闻发布制度渐趋明朗｡
　　在时隔32年的两次巨大地震灾害中,相同的是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展开抗震救灾行动,不同的是,两次灾难中我国政府的对外新闻发布形态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人们从新闻中只知道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但地震究竟造成多少人员伤亡,灾区受破坏情况,以及政府的救灾措施等,都未向社会公布｡当时,我们拒绝任何国际援助,更不许国际媒体深入灾区自由采访报道｡
　　而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强度超过唐山大地震,但面对灾难,政府的应急反应和新闻发布工作都高效､及时地运作｡我们注意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四川省人民政府这三级新闻发布体系,以及中央和四川的主要媒体,都连续发布灾情和救灾工作进展的最新信息｡透明的信息发布,不仅杜绝了各种流言,也大大凝聚了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共同意志｡
　　上述观念和做法的差异,并非偶然｡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抗震救灾中我国新闻发布体系的成熟表现是长期摸索和完善的结果｡
　　
　　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缘起
　　
　　政府新闻发言人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的美国,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起步晚了大约一百年｡据学者考证,1912年5月18日下午,当时的国务总理唐绍仪邀集20余名在京新闻记者开了一次谈话会,决定设立“新闻记者招待所”｡这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新闻发布,但当时还没有设立固定的新闻发言人｡1949年以前,国内政局动荡,国共两党的有关部门都曾举办过各类记者招待会,但多为不定期的临时新闻发布,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有几次影响很大的新闻发布事件,但新闻发布工作在我国仍是“冷门”｡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从海外回归祖国,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成为国际媒体焦点｡当年9月26日下午,李宗仁在北京举行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中外记者达300多名,其中包括李宗仁专门邀请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60多名来自港澳地区的中外记者｡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招待会上,李宗仁发表了长篇讲话,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当晚,李宗仁还举行冷餐会,招待中外记者和各方面人士｡为准备这次记者招待会,应李宗仁先生的要求,周恩来总理推荐了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和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当顾问｡
　　就在这场空前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后的第三天,9月29日下午,国庆16周年前夕,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近300名中外记者出席｡在记者招待会上,陈毅侃侃而谈,就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国际社会反响强烈｡
　　“文革”十年,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停滞,偶有记者招待会,也是来华的个别外国首脑或政要举行的｡这种局面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有了根本改变｡在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先行者｡1978年10月25日下午,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出席了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为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就中日关系等问题回答了现场400多名日本和各国记者的提问,盛况空前｡邓小平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记者招待会结束时,全体记者起立,现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也多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创立之初,主要是满足外事和外宣工作的需要｡1982年3月24日,在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取得新进展之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传递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邓小平把握了这一契机,指示外交部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回应｡当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制度,更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举办了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七八十名受邀出席的中外记者站在钱其琛周围,听他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既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这三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后来各种新闻发布会上常常听到的“听其言,观其行”｡在这次发布会上为钱其琛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在成为外长之前,他曾经担任将近六年的外交部发言人｡
　　当时,中央正在准备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1982年初,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起草了《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后,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于1983年2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关系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
　　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走马上任成为外交部第一位正式的发言人,并于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标志着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后,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逐渐频繁,在上世纪80年代,每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成了“两会”期间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在挫折中学习和完善
　　
　　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建立以来,经受着许多考验和洗礼,最主要的考验来自各种类型的突发事件,它们也成为完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有力推手｡
　　1994年发生“千岛湖事件”｡台湾游客及浙江千岛湖风景区导游船工共32人在湖区游览时遭遇抢劫并遇害,台湾舆论哗然｡事件发生后,本应及时公布相关事实及案件进展,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却一度封锁新闻,未能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台湾媒体出现大量不符事实的猜测和报道,当时主政台湾的李登辉当局借机炒作,给新加坡“汪辜会谈”之后逐渐回暖的两岸氛围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千岛湖事件”之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对涉台新闻的发布速度大大加快,在两岸关系的重大事件或涉及台湾同胞利益的许多具体事件方面,都能够及时向各界通报事实进展情况｡2000年9月5日,国台办首次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铭清宣布国台办新闻发布制度正式建立｡
　　2001年4月1日发生“中美撞机事件”,当时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仍存在滞后情况｡最早的相关报道是路透社在当天下午两点多发出的｡中国政府则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晚10点的晚间新闻和新华社发布的撞机消息｡当天白天外交部在接到媒体询问时,都没有作回应,后来才通知记者看中央电视台晚10点的晚间新闻和新华社消息｡在事件发生的头几天,中国媒体报道数量有限,从4月1日~3日,新华社总共就“撞机事件”播发了三条中文消息,六条英文消息;《人民日报》总共发表了三则新闻,而且来源都是外交部｡英文《中国日报》的相关消息也非常少,只多了一篇署名的个人评论｡而相比之下,美国方面的报道加上路透社的报道到3日为止共有51篇｡世界各国的媒体基本上都依据美方提供的讯息和背景资料｡国内媒体的报道不及时,海外媒体又缺乏可靠的消息来源,大家只好随意猜测｡而错误的报道给国外受众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了我国对国际舆论的先机把握｡
　　2003年是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关键转折点｡
　　突如其来的严重“非典”疫情,直接推动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完善｡在疫情爆发之初,政府的处理并不成功｡从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个“非典”病例,到2003年4月20日,政府有关部门仍采取传统的管控方式处理疫情信息,从而造成民间小道消息泛滥,加剧了社会恐慌｡从2003年4月20日起,中央政府果断地改变了处理方式,强化了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信息的措施,卫生部和北京市都举行了多场新闻发布会,增加了权威信息的影响力,小道消息得到有效遏制,政府面对的舆论压力反而大大减轻｡
　　2003年6月3日,上海市政府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随后,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市纷纷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发布｡
　　“非典”期间的成功经验,逐渐内化为中央和各级政府对信息公开的正面认识｡危机解除后,2003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课,66个部委的100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学习｡同时,国务院提出了建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到2004年底,我国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建立｡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便于人民群众知情和监督,要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此后,我国政府针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制度逐渐完善起来｡2006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规定了突发事件的预警､发生过程以及善后工作等环节的信息发布规则｡
　　
　　与国际接轨是长期过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级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获取我国政府权威信息的重要渠道,加上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中国网､新华网､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和网站的直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在快速提升,受到海内外媒体的高度重视｡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华记者叶鹏飞认为:大家一开始是抱着疑惑和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整个新闻发布过程的,因此,“这个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艰巨的｡而一旦做成,意义重大”｡
　　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国外媒体对我国新闻发言人体制的接受程度已经越来越高｡德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曾经对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中国各个部长轮流出席发布会,并且直播,这很有特色,也很不容易,许多国家做不了这么好｡美联社驻京记者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信息中,有很大一部分他们是以当天的“头条”新闻播发的｡
　　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温家宝总理签署,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个条例的实施为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标志着我国的“阳光政府”建设又迈上一个新台阶｡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截至2008年2月28日,我国有七个中共中央机关､74个国务院部门､全国31个省区市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共设160余名发言人｡
　　2008年1月8日,我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基廷将访华｡这是国防部新闻事务局成立后首次正式对外发布消息,它标志着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新的突破｡在年初的抗击雪灾中,国防部新闻事务局曾经公布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投入救灾活动的情况｡5.12汶川大地震后的18日下午16时,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首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会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部门领导,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抗震救灾情况｡
　　如果把眼光放在由上而下的“三级发言人体制”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基层组织正在建立自己的新闻发布制度｡2004年6月,北京市朝阳区率先推出街乡新闻发言人,引起舆论热切关注｡
　　也许,这些基层的“新闻发言人”还不那么训练有素,但是他们是我国政务公开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增加的村务透明度与提高军事透明度,正在共同打造着我国政府的“阳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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