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前一天的前兆 从阪神观照汶川

　　作家钱钢在其1986年发表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揭示了一个令人战栗的诡秘现象――北京所处的北纬40度一带,是世界上的大地震多发带｡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汇总的古今大地震丧生人数排行榜,逾10万的11次依次为∶(一)1556年中国山西､陕西地震,83万;(二)2004年印尼苏门答腊岛海域地震,28.3万;(三)1976年中国唐山地震,25.5万(中方统计数字为24.4万――编者注);(四)~(七)并列,1927年中国青海､1920年中国甘肃､856年伊朗达姆甘､1138年叙利亚阿勒颇地震,均为20万;(八)893年伊朗阿尔达比勒地震,15万;(九)1923年日本关东地震,14万;(十)1948年苏联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地震,11万;(十一)1290年中国渤海地震,10万｡其次是1908年意大利墨西拿地震,7万~10万;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8.36万｡这些地震多发生于北纬35度~40度之间｡而北纬30度上下一带,也由这次汶川地震显示出具有颇大风险｡
　　
　　日本对中国的援助,
　　也源于自身的苦涩教训
　　
　　对汶川地震劫难最有切肤痛感的国家,莫过于日本｡日本正好位于上述高危横带与环太平洋火山带重叠之处的地震高危弧带上｡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7.3级,震源近北纬35度,6434人丧生)至今仍令日本人谈虎色变｡当人们惊悉汶川地震的破坏力和断层露出总长(250公里)为阪神大地震的约30倍和25倍､死者超过阪神震亡的10多倍､受灾人数(4500余万)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1/3时,悲悯之心不禁油然而生｡而震后中国朝野显示的巨大力量也足以使东瀛叹为观止｡
　　阪神大地震发生在1995年1月17日凌晨5点46分｡其后两个多小时里首相官邸空无一人,10点开始的内阁例行会议上,还以为死者仅几人,因而仍在谈笑风生｡村山首相直到中午听说已死200人以上(其实在震后不到15分钟就达数千人)才开始警觉,而召集紧急对策会议已是下午3点｡翌日早8点村山首相按预定与经济界人士聚餐时,对方还不安地问此时举行会餐是否合适,而他抵达神户灾区慰问已迟至两天后的下午｡皇太子夫妇20日按预定计划出访中东,亦遭到舆论针砭｡
　　
　　温总理在震后第一时间即乘专机奔赴现场｡胡主席在余震频发的灾区与温总理汇合也叫邻人惊异,因为所担风险不言而喻｡有的日本大企业规定一､二把手不得乘同一辆交通工具,就是出于戒备一举多损的不测事态｡
　　解放军迅速大举出动,在视界不良的情况下用空降等方式全力抢险感动了国人,用客机运送救兵更使日本舆论感叹中国国家动员力超乎想像｡而在阪神大地震时,饥寒交迫的灾民翘首期盼空运食品､药品､毛毯,却因自卫队与地方政府协商直升机停机坪场地问题而居然耗费了两天时间｡农林水产省食粮厅也死抱住当地政府不求援就不动作的教条,直到一天半后才决定调拨就近储存的3000吨粮食｡
　　日本此次向中国派遣救援队的热心,除了人道主义精神及回报中国当年的资金､物资援助外,也不无出自接受外援不力的苦涩教训的因素｡阪神地震后不过数小时就陆续有外国提出派团队增援,不料从未接受过人员帮助的日本先是回绝,后来终于表示接受,以致瑞士救援队于震后55小时才赶到现场,第二批来自法国的救灾队则被安排到22日才投入救援｡迟缓的症结主要在于外务省和消防厅等救灾部门之间判断分歧､协调不力,而宝贵时间的浪费,被海外媒体抨击为自尊心过剩所致的锁国｡
　　当然也要看到日本民众在危难中显露出的优良品质,特别是高度的互助､礼让精神∶第一时间被救出人员的存活率达86%,其中77%得救于邻人;海外媒体赞叹灾民自觉地排队购物,连平时作恶的暴力团都上街赈济｡
　　
　　13年前日本的经验教训
　　堪作史鉴
　　
　　阪神劫难的主要特点,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未得到开发的旧街区老朽木制住宅密集,导致靠海或填海而成的地盘松软地区受灾严重,旧街区丧生者中近九成是被老房子倒塌压死,其余多为倒塌后的火灾所致;死者集中于老弱病残贫的弱势群体,接受生活保护(最低保障)的1.5万户中房屋全毁或半毁的比例为平均数的两倍,死亡人数比例为平均数的五倍｡
　　其次是水电煤气､运输､通信等生活网线均遭破坏,使产业发达､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神户难以恢复正常生活;因火灾或工厂倒塌,洗衣店的洗涤剂､重金属､有毒物质､粪便等严重地污染了土质､空气;多达2000万吨的震灾废弃物相当于平常年份垃圾的八倍,其烧､埋处理又引起了再次污染｡
　　阪神震灾的死亡者中有一成多过世于第二周起的三个月内,此后死亡､伤病水准即趋近平时｡汶川地震后温总理提出三个月恢复正常生活的目标,正是从时间上抓住了关键｡
　　抢救工作告一段落后面临的难题,是32万灾民的避难生活及住房保障｡灾民在大型避难所内长期群居,导致了肺炎流行和人际摩擦;政府赶建的临时简易住宅供不应求;优先老弱的做法使得互不相识的高龄者集中到远离老家的“空巢”,在室温夏到40度以上､冬至0度以下的环境中,六年内发生近400起衰弱无援而致的“孤独死”｡在2004年日本新?地震后,当地就安排各村人合住,并设立了阪神简易住宅区所没有的理发店､医务所,这就基本上防止了发生“孤独死”的现象｡
　　政府动用公费拆除倒塌房屋重建街区,尚未还清贷款､无力再筹资盖新居的人们,只得住简易住宅或复兴公营住宅,结果剧震区约六成人回不了旧址,以致海外NGO(非政府组织)指责日本政府侵害了国际人权公约中规定的受灾者的居住权利,联合国社会公约委员会2001年劝告日本充实对受灾老人的照顾､加强有关重建住宅贷款及债务问题的对策｡
　　灾民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利结”对立便突出起来｡如按户出售的公寓再盖时要征得各户同意,而利害的不一致构成了人为障碍;神户南部淡路岛的居民对“阪神大地震”的名称表示不满,而改为“阪神､淡路大地震”后,神户以西地区又有意见,反映出对受援厚薄的待遇相当敏感;送到各避难所的盒饭在路上必然要凉掉,偶有自卫队送热饭处就遭指责为不公平,最后市里决定停送热饭而都吃凉的,可见不幸的经历会让人难以承受哪怕是微小的不平｡
　　日本政府坚持国家不能给个人赔偿天灾损失,于是只能通过实际上由政府出资的复兴基金及社会义援金来迂回支援｡分三次发放的义援金因审查优先重点而拖了两年多才结束,有识之士总结事倍功半的教训时认为,今后不妨参照首批发放的标准(住宅全毁或半毁者每家10万日元),采取一律､迅速的原则｡而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当即宣布对灾民每人每天补助10元钱及一斤粮,可谓广济万众的及时雨､定心丸,相形之下效果甚佳｡
　　2000年10月6日日本鸟取县西部发生地震(7.3级,无死者)后,地方政府为防止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该地区社会崩溃,不顾财务省指责其违宪,给房屋全毁的新建之家补贴300万日元｡这一做法逐渐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它对处在边远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汶川震灾的善后工作似有一定启迪｡在阪神震灾的教训中还须留意“援助差别”,即分配失当诱发强弱更趋分化｡舆论指出:阪神地震后的复兴工程多由全国规模的大建筑公司承担,本地中小企业则未得多少实惠;10年后灾区人口已略超出震前,但弱势群体集中､受灾最重的长田区的人口却只停留在震前的八成｡
　　对亲人丧生､家财破损的失落感和无力感,以及避难生活的疲惫所导致的创伤后压力心理紊乱症(有抑郁､失眠､头痛､月经失调等表现),也是恢复正常生活的一大障碍｡阪神震灾后显现出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还包括援救人员对尽力而未果所抱的内疚,甚至还有志愿者受个别灾民挑剔抱怨的委屈｡也是鉴于阪神救灾中对缓解灾民和救援人员精神负担这一环节不尽如意,而在新?地震后对这一问题就较为重视｡此次新?政府官员赴四川运送救援物资
　　时温馨提示注意心理治疗,就是基于这些经验和教训｡
　　
　　
　　设立防灾救援纪念日
　　
　　震灾后遗症如同房塌后的起火或污染,不及时､稳妥地处理,就会严重､持续地影响社会和谐｡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造成的人祸就令群情激愤｡阪神大地震后也发现当局对建筑质量监督不力,建筑商私下承认,要偷工减料太容易了｡新干线高架桥及部分铁路､公路坍塌就有偷工减料的因素,建设省､高速公路公团为推卸责任而从震后翌日起匆忙平整坍塌现场､销毁资料,这类掩盖使得大量问题未被深入追查｡2005年揭露出东京某一级建筑师受建筑公司之托,为降低成本而在设计多座公寓时做手脚减少钢筋的数量和强度,肇事者们受到国会传讯追究,其过程在电视直播,该建筑师被判五年徒刑｡
　　20世纪全球地震的死者一半以上在中国,而日本也被称为“扔一块石头落下来都会砸到断层”｡在城市人口超过半数､经济发展迅速而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中日这两个“地震大国”的经验教训对双方及世界都有教益｡阪神地震暴露出高层建筑摇晃大而不适合居住,对20层以上的高楼多达约4000栋(为东京的4.6倍)的上海就是警钟｡
　　日本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火灾多,其后建筑就注重了不燃化;阪神大地震的直下型则引导建筑防震注重补强｡惨痛的体验迫使全社会提高警觉,因而现在日本哪怕只是发生一级地震,电视都会迅速以字幕形式播报｡1960年,日本决定将每年的9月1日作为提示风险的防灾日｡选择此日,是取关东大地震发生日及台风时节,这天电视一般在头条播放救灾训练镜头,首相也往往视察演习甚至坐镇总指挥｡阪神大地震当年,又决定以每年的1月17日为防灾及志愿者日｡笔者建议我国借鉴这一做法,基于汶川地震发生及国丧开始都为星期一,定5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一为防灾及志愿援助活动日,以唤起居安思危､奉献社会的觉悟｡
　　(本文作者为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立命馆孔子学院副院长)

相关热词搜索：汶川 观照 阪神 从阪神观照汶川 从阪神观照汶川 频道 从阪神观照汶川 深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