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从外交起家的“名流”总理]彭对中国的外交

　　庚子事变起家 　　 　　孙宝琦(1867－1931年)，字慕韩，晚署孟晋老人，浙江余杭人。他活跃于晚清和民国外交的政治舞台，曾先后两次出任外交总长、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在外交界与唐绍仪、伍廷芳享有同等的地位和声望。
　　孙宝琦出生于官宦人家，父亲孙诒经曾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历任清朝内阁学士，工、刑、户等部侍郎。孙宝琦虽自幼“好经世之学”，但率性任为，曾在育才馆学习英文、法语，不喜作八股文章，因此两次科考落第。好在他有个身为同治、光绪两朝名臣的父亲，便以二品荫生被授刑部主事，后出钱改授直隶候补道，从此踏入官场。在直隶任上，他曾主持开办铜元局、北洋育才馆、开平武备学堂，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他在政治上真正起家还是在庚子事变之后。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携光绪帝及亲贵重臣仓皇出逃西安。此时正在军机处任职的孙宝琦，护驾随同前往。由于他通晓英、法文，又谙熟电码，被委任办理军机处电报房事务。当时，李鸿章回京与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谈判，两地通电频密，孙宝琦译电快速准确，深得慈禧和庆亲王奕勖赏识。1901年，议和大局奠定，孙宝琦的结拜兄弟袁世凯便以孙奋发有为、办事精当、熟悉洋务、是“济世之才”，保荐他以候补五品京堂擢授三品卿衔，奉命出使法国，担任驻法公使。此举是孙宝琦人生的转折点，他由此转入外交界，为日后的升迁奠定基础。
　　
　　多次出任晚清驻外公使
　　
　　1902年12月至1905年11月，孙宝琦出任清朝驻法公使，后又兼任驻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公使。在任职期间，孙宝琦潜心考察欧洲政情。参观兵工厂及各种机器厂，思想渐趋维新。当时有一留学德国的湖北人王发科，秘密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兴中会。此事为另一位满族留学生获知，便威胁说：“我要把这事告诉政府，撤掉你的公费。”王十分害怕，便前往巴黎与同乡汤芗铭商量。正在法国学习海军的汤芗铭刚参加兴中会，闻讯大惊失色，害怕清廷追查问罪，就合谋窃取了正在巴黎宣传革命的孙中山的文件包，获取了秘密文件和兴中会会员名单，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告密邀功。不料，孙宝琦非但没有附和汤、王的卑劣行径，反责令其将所窃之物送还，并派人送密函给孙中山，通知其“危险速逃”。孙宝琦对此事的处理说明他思想比较开通，明白事理，能看清大势。实际上，早在1904年春，孙宝琦就曾上书清政府政务处，倡议仿照英、德、日之制，采行立宪政体，为清朝大臣中第一个明言立宪者，轰动一时，被舆论誉为中国“易亡为存之一大纪念”。
　　1905年底，孙宝琦卸任归国，次年署理顺天府尹。1907年4月，又被奉派使德，担任驻德公使。当时德国正想与中、美结成三国同盟以对抗英、日，为此孙宝琦曾奏请清政府借机收回青岛主权。1908年底。孙宝琦见收回青岛主权交涉无望，便辞职回国。因山东对外交涉问题日渐增多，1909年10月，清朝权臣庆亲王(也是孙宝琦儿女亲家)奕勖，便以山东为对德外交要冲，孙曾使德，便于应付，奏请清政府委任孙宝琦出任山东巡抚。就这样，孙宝琦以驻外使臣身份，获得了封疆大吏的权柄，站在了权力舞台的中心。他上任后，“关于立宪及新政之文电，发表甚多”，并顺应民意，迅速从德国公司手中收回了胶济、津浦、胶沂铁路沿线两旁30里内各处矿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两任民国外交总长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地处要冲的山东，其政治动向引人注目。11月13日，孙宝琦在军民压力下“顺应潮流”，宣告山东独立，被推为山东都督。但同时他又向朝廷解释自己是“奏请独立”，以绥靖地方、伺机恢复。并劝谏清廷“速定共和政体”、“承认各省都督”、“公举全国总统”。11天后，时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复迫使孙宣布取消独立。不久，即以病免职。经此一大变故，孙宝琦须发皆白，告别了晚清政坛。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孙宝琦被聘为外交顾问，重返政坛。1912年冬，他被袁世凯委任为考察日本实业专使，奉命出使日本，协调中日邦交。1913年9月，民国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因中俄外蒙问题交涉失败，坚辞外交总长职务。袁世凯遂起用孙宝琦出任外交总长。孙宝琦又一次回到了外交舞台的中央。1914年徐世昌出任内阁总理，孙宝琦续任外交总长一职。
　　孙宝琦上任后。重新开始谈判外蒙古问题。俄国人态度强硬，而袁世凯政府因正全力应付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不敢作强有力的抗衡。所谓谈判只是孙宝琦被动接受俄国人开出的条件。1913年11月5日，孙宝琦与俄方代表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声明文件》及其附件，虽将“外蒙为中国领土”列为附件第一条，但规定中国既不得干涉外蒙古内政与工商业，又无外交上监督的专权。承认俄人在外蒙一切特权，实际争回的不过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几乎丧失了对外蒙古的一切权利，种下了外蒙古脱离中国的祸根。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机提出了损害中国权益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孙宝琦态度软弱，主张接受日本要求，化解矛盾。袁世凯认为不合时宜，遂于1915年1月免去孙宝琦外交总长职务。自1916年起，孙宝琦先后担任过财政总长、税务督办、经济调查局总裁等职。作为政界“名流”，始终周旋于北京官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宝琦曾联合各界人士，组织外交后援会，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要求。
　　
　　登上国务总理的权力顶峰
　　
　　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外交总长是内阁各部总长中地位最高的。当发生内阁总理空缺时。往往由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行使职权。1914年2月，名声不佳的“名流内阁”总理熊希龄辞职获准，总统袁世凯颁令由时任外交总长的孙宝琦兼代国务总理。同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新约法”，废止1912年“临时约法”，并改官制，将国务总理改名为“国务卿”。同日，袁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完成使命的孙宝琦遂辞去代理总理职位。
　　但孙宝琦不甘寂寞，试图在北洋军阀各派系间纵横捭阖，操弄北京的权柄。1923年10月5日，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贿选成功，当上了中华民国总统。为安抚民心，曹锟选中了孙宝琦。1924年1月，众议院通过对孙宝琦的总理任命。孙宝琦终于当上了名正言顺的内阁总理，并自称他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第一届正式内阁。同年7月，因反对金佛郎案，与财政总长王克敏发生冲突，又得不到曹锟支持，不得不辞职下台。
　　孙宝琦被迫辞去总理职位后，并没有脱离北京政治舞台。1925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苏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成为民国外交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终因使馆经费等问题，迟迟未能到任。而北京政府与苏联关系日渐紧张，1927年3月孙宝琦正式辞去大使职位。并彻底离开了北京官场。
　　
　　清贫中走完人生
　　
　　1927年初中国政局大变，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已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奉系军阀张作霖主导下的北京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3月，离开北京官场的孙宝琦前往天津静养。在此前后，他曾先后出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全国赈务督办、华洋义赈会长、中法大学董事长等职，从事慈善文教活动。1928年孙宝琦南下上海定居。
　　移驻上海期间，孙宝琦仍不甘寂寞。时存复起的念头，加上他责负政界名流的声望，沪港等地不少赈济事业都推他领衔，博得清廉好施的清名。晚年，他主要依靠汉冶萍公司车马费过活，但对于慈善事业。或亲戚朋友有困难，仍毫不吝啬，又因举债投资失败，大亏血本，生活过得颇为拮据。1931年2月3日，孙宝琦因胃病发作，病逝于上海。终年65岁。

相关热词搜索：起家 名流 外交 孙宝琦：从外交起家的“名流”总理 从外交起家的 孙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