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李中美的简历_王道与霸道：大同理想下的中美对决

　　作为严肃的学者,我们不应该嗤笑某个小国提出关于世界未来设想的正当性｡但是,纵观世界历史,只有当该国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时,它所提出的世界未来秩序和价值观才有可能被严肃对待｡换言之,提出世界性的秩序和价值观有个资格问题｡
　　中美两国具备这样的资格｡有趣的是,二者的理由是不同的:中国因为有安排世界秩序的历史(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又有为世界理想斗争的历史(世界革命),因此,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理想秩序和价值观具有内在的合理性｡美国则是基于力量的巨大,在一个非洲部落酋长生死都攸关美国利益的时代,它提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也就合乎情理了｡
　　只有伟大的国家,才有如此的胸怀｡但是,把中美的主张放到一起对比,则可以发现二者的内在逻辑迥然不同｡一个是基于王道的传统思维,一个是基于霸道的现实逻辑｡
　　中国的和谐世界主张自2005年9月正式提出以来,已经成为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外交新主张｡能够把这个主张和2500年前的历史结合起来论述的视角和本事,也只有中国人有｡
　　《礼记•礼运》篇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如果把“外户而不闭”放到今日的国际关系中,则可以大约等同于实现互免签证､人员和资本自由往来吧｡
　　此后数千年直至近代,王韬､洪秀全､谭嗣同､康有为､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均有缔造和谐的大同世界的内在冲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描绘的大同世界走得是最远的,他消除了九种界限,其中包括国界和夫妻名份｡而孙中山的大同世界主张则是最混沌的,他所主张的“大同主义”,在英语名之曰Cosmop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甚至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是大同主义”｡
　　当下中国和谐世界的主张是一种谨慎的大同主义｡从主张上看,更多的是强调行为方式,至于终极目的,则没有详细说明｡这些行为方式是王道的方式,它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
　　可见,中国的和谐世界主张是基于集体安全概念之上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有限推进｡至于国际关系如何通过和谐的机制进行“治理”,中国尚没有明确的主张｡此外,和谐世界的主张巧妙地规避了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即美国人可能至今也搞不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美国人可能认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只要不打仗,一切都是好的｡
　　美国智囊团在2006年9月抛出的21世纪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倡导了未来世界的核心价值观｡
　　报告对于美国一贯坚持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不持任何怀疑,充满着自信,并创造了新的一个PAR标准的提法,即各国建立popular(受拥戴的或人民欢迎的)､accountable(负责任的或可以问责的)､Rights-regarding(尊重人权的)政府｡
　　令人感兴趣的是报告的措辞:“为帮助各国政府达到PAR标准,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将那些(未达PAR)标准的政府及其公民与那些已经达到此一标准的政府和社会联系起来,激励并支持前者效法后者｡”达标不达标,应该是有明确量化标准的国内政策含义用词,由此可见报告把美国的地位立于一般国家之上,是以政策发布者的姿态说话｡这就是霸道｡
　　在这两个主张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大国关于未来世界主张的话语权的对决｡中国的智慧在于其模糊性和调和性,美国的智慧在于其明确性和决心｡中国谨慎地认为未来世界的价值目标不便于直接倡导,诚如道家在批评儒家的时候所说的“上德无德,所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所以无德”｡美国人看到这句话,估计又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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