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掠夺:哪国经济被掠夺最严重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资源丰富，又扼海运交通要道，早就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凯觎，１８９５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攫取了台湾。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非常残酷的经济掠夺，以此来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为其进一步的侵略扩张服务。
　　
　　“农业台湾，工业日本”
　　
　　起初，掠夺土地是日本最赤裸裸的一项经济政策。日本殖民者刚刚确立在台湾的统治，便利用台湾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地券、契约作为根据的情况，对广大台湾同胞赖以生存的耕地进行了持续的掠夺和强占。１８９８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设置了以中村是公为局长的“临时土地局”。不久日本殖民者就下令展开森林、土地的调查工作，实行所谓“丈地归官”及“土地所有权申报”。凡是无主土地及手续证明不完备的全部收归官有，并对私人土地课以重税。这样，一些收成不好的土地由于入不敷出，所有者也就不敢申请所有权，土地“名正言顺”地落入日本人手中。通过一系列巧取豪夺，日本政府及日本财阀攫取的台湾土地短短数年就达２６４．３万甲（一甲约合０．９７公顷），占全岛土地总面积的６８．５％。最终，台湾９７％的林地变成了日本殖民者的私有财产。
　　日本侵占台湾后，为了能够大量掠夺台湾的稻米，实现其“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经济模式，从创办“农业试验所”着手，全面改造台湾地区传统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条件，如引进优良品种，增施肥料，扩大灌溉面积，甚至依靠地方政府官吏、警察和保甲制度，强迫台湾农民增种水稻、种植防风林。到１９０５年，台湾地区的水稻产量增至６２．２万吨。不过日本殖民统治者采取多种手段提高水稻产量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适应日本本土的需要，即选择台湾作为日本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使日本腾出劳动力进行工业化。此外，台湾生产的凤梨、香蕉、樟脑、蔗糖等农林产品也被日本殖民统治者大量地掠往日本，或销往欧美各国。台湾每年都要向日本出口大量的农产品，而从日本进口的东西却很少，这样就形成了给人以假象的巨额名义出超。１９３５年台湾对日出超９６００万日元，１９３９年一跃上升为１．８４亿日元，几乎是１９３５年的一倍。
　　
　　实行专卖，榨取巨额财富
　　
　　实行专卖榨取巨额财富，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进行经济掠夺的另一手法。日本殖民者不仅对食盐、烟、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而且还把在日本国内禁止吸食的鸦片在台湾实行专卖，毒害台湾人民。日本殖民当局于１８９７年３月最先设立了台湾制药所，对鸦片实行专卖。接着又于１８９９年５月和８月先后设立了台湾盐务所和台湾樟脑局，对食盐和樟脑实行专卖。最终于１９０１年６月在台湾总督府内正式设立了专卖局，统一负责掌管整个台湾地区的全部商品的专卖事宜。台湾专卖局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下设八个分局、１１个办事处、六个专卖商品制造工厂，三个试验工厂和一处度量衡所，共有各类管理和生产人员２．７万余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成立以后又陆续对烟酒、火柴、煤油等日用工业品实行了专卖管理，并逐步“完善”了一整套专卖管理制度。据统计，从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４４年的４７年间，台湾总督府通过专卖制度获得的收入在年度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平均每年高达４３．４２％。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实行专卖制度从台湾人民身上榨取了巨额财富。
　　
　　控制经济命脉
　　
　　与上述直接经济掠夺相比，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垄断企业进行经济掠夺比较隐蔽。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独占的日本官僚垄断资本和日本各大财阀集团控制的垄断资本控制着台湾的工业生产。台湾总督府主要控制铁路、矿山、港口、电力、食盐、樟脑、烟酒等工业企业。财阀则主要由三井、住友、野村、三菱、古河、大仓、安田、大川等财团独自或合股经营制糖、化学、建材、米谷加工等工业企业。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殖民垄断资本控制了台湾地区银行存款总额的６０％，电力工业的９６％，制糖工业的９４％，完全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这些企业每年从台湾赚取的利润数目多得无法统计。
　　
　　“巨额出超”掩盖殖民贸易实质
　　
　　台湾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更是一边倒，对于数额巨大的台湾对日本的“贸易出超”的收入，日本政府将其全部截留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中，并不返还给台湾。所以台湾的这笔贸易收入，只是反映日本掠夺台湾的一个数据而已，丝毫不关台湾的经济建设。除此之外，在台湾与日本的商品贸易往来中，双方所交换的物资，完全是根据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来决定的。长期以来，由台湾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的物资，主要是稻米、食盐、蔗糖、樟脑、矿石、木材和煤炭等资源类的初级产品。而由日本运来台湾的则主要是棉纺织品、化肥、干(咸)鱼、清酒、酱油、火柴、药品、五金和陶瓷等日用工业品。由双方在贸易往来中所交换的物资可以看出，凡是由台湾运往日本的物资全部是日本国内经济发展所必需而又奇缺的资源。这种贸易完全遵循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贸易的规律，殖民地无非是原料来源和倾销市场。
　　
　　“两个比例”惊人一致
　　
　　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出于追逐利润的天性，当然也会对台湾的经济近代化起到一定作用。比如在台湾进行人口调查、水利建设、改进农作物、推行使用化肥、交通建设等。但是这些所谓的“成就”是资本主义扩展的结果，近代化水平越高，日本殖民者得到的越多。实际上，由于日本垄断资本的肆意扩展，台湾本土的民族资本毫无出路，全台同胞几近沦为日本廉价劳动力，这对于台湾的近代化而言完全是个压制。另外，这些现代化企业不但生产了财富，实际上也代替了警察的监视任务。大规模的工厂集中了新型的产业工人，也集中了权力的实施对象。１９４４年全部工业部门雇用了２３８８５６个台湾人和１９５３６个日本人，日本人多数为管理者，台湾同胞则几乎全都为产业工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８％左右。据战后１９４６年统计，台湾的官吏和警察总数为５００６０４人，台湾总人口为５７６８７１１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比例也是８％。暴力机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比例和经济生产企业管理者与产业工人的比例惊人的一致，反映了殖民地权力的同构性，以及掠夺实质。
　　
　　从刘铭传“新政”看近代化到底起于谁
　　
　　最近“台独”分子经常宣传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这种言论除了暴露亲日的“皇民”意识外，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贬低中国近代化历程，以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实际上，台湾的近代化起始于清代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主政台湾时期。他在任内（１８８５年～１８９１年）大力推行加强海防、建立自立之省的“新政”，成绩卓著。在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１４００余里，并在澎湖、彰化等地增设报局；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台北设邮政总局，在全岛分设下站、腰站、旁站４３处；发行邮票，邮路远达厦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是全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还早八年；修建台北至基隆、新竹和基隆至新竹的铁路，这是全国最早的自行集资、自行主办、自行掌控的自建铁路；鼓励民间富商集资兴建台北街市，走马车，安电灯，引自来水，修造铁桥，使台北成为当时中国比较繁荣的城市。刘铭传还主持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丈量土地活动，兴办西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任教，为台湾培养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才。当时，台湾的近代化与中国沿海省份的近代化起步同时，是近代中国转变的一个缩影。
　　“台独”分子为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无视这些史实，一味亲日、媚日，到了不惜歪曲基本历史史实的地步。
　　
　　刘铭传及其“新政”
　　刘铭传（１８３６―１８９５年）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淮军著名将领，清末抗战、保卫台湾和开发台湾的爱国官吏。
　　１８８４年中法战争爆发，奉命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率台湾军民奋勇抵抗，先退敌于苍隆，又血战沪尾（淡水）。在台湾被法军围困、与大陆隔绝的情况下，刘铭传誓与海岛共存亡。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军民感奋，浴血抗敌。苦战八个月，终于打败法国侵略军，保住台湾。１８８５年台湾建省，出任首任巡抚。在任六年励精图治，加强军备、筹划防备、整编军队。特别是推行建立自立之省的“新政”，对开发治理台湾贡献尤巨。在刘铭传治理下，台湾面貌大变，同时起步岛内的近代化与中国治海近代化，实为开启台湾近代化建设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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