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外交 [既是葬礼，也是外交]

　　利用非外交场合开展各种外交活动在中外关系史上不胜枚举，借参加政要的葬礼进行外交斡旋在外交史上也不乏可圈可点的例证。中国前驻日本国大使杨振亚曾亲自参加了裕仁天皇的"大葬之礼"，并目睹了中日关系中的一次"葬礼外交"。
　　
　　裕仁辞世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病逝，享年87岁。1988年9月下旬，裕仁因患十二指肠癌等多种病症导致吐血，此后宫内厅不断公布其病情。对裕仁之死，日本国民虽已有思想准备，但这一消息仍带来一定冲击，日本全国气氛沉重，还有四个崇拜者自杀，追随天皇而去。
　　裕仁的逝世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关注和复杂反应。裕仁在位62年零14天，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这在世界上保留皇室体制的各国中也属罕见。裕仁的一生反映了日本现代历史的根本性变化。战前他在位的近20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和扩大侵略的战争时期；战后40多年，日本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天皇在战前的日本被奉为神的化身，拥有"神圣不可侵犯"(战前帝国宪法第三条)的绝对权力；1946年裕仁发表《人间宣言》，表示自己已回到人间。根据日新宪法规定，天皇无权过问政治，只参加有关国事的礼宾和仪式活动，是"日本国象征，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
　　对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国内一直有争议。裕仁逝世后，日媒体大量报道其生平事迹，几乎都竭力渲染裕仁与国民同甘共苦、关心国家和平繁荣的崇高品德，但日国内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如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1月18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讲演时就说，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裕仁逝世后，明仁皇太子即位，成为日本第125代天皇，改年号"昭和"为"平成"。
　　
　　政要云集的"大葬之礼"
　　
　　日本内阁决定2月24日为裕仁逝世举行盛大国葬，称为"大葬之礼"，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参加。各国反应积极，163个国家、27个国际机构派代表参加，其中元首、总理级55人。美国、法国、西德、印尼、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国等国总统，比利时国王，英国女王王夫菲利普亲王，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和韩国的总理等都参加了葬礼。
　　中国参加葬礼的人选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多方权衡，既考虑到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着眼于争取日本人民，也考虑到裕仁天皇对侵华战争的责任和广大群众包括海外侨胞的感情，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赴日，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葬礼。
　　裕仁逝世后，日本国内曾出现否定日本侵华战争、侵略性质和为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开脱的言论。2月14日，竹下登首相在国会答辩时说，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历史学家做评价。同日，日内阁法制局长官在国会答辩时还说，不论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看，裕仁天皇"都没有战争责任"。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日本理应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历史事实，谁也不可能改变。2月16日，日驻华大使奉命约见我副外长，就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事向中方说明：竹下首相对过去那场侵略战争曾做过明确表态，至今没有任何变化。
　　2月24日上午，裕仁天皇葬礼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当天清晨，天空灰暗，下起蒙蒙细雨，颇有寒意。会场搭起黑白双色帐篷，参加者依次并肩就座。葬礼程序严谨，灵柩车先从皇宫出发，经国会议事堂、赤坂御所等驶向新宿御苑，沿途日本群众自发列队送行，重要路口均配有乐队奏哀乐。在新宿御苑先举行皇族仪式，再行国家仪式，明仁天皇、竹下首相、原众议长、参议长等先后致悼词，参加者在哀伤的古乐声中默哀，然后数十名礼宾人员抬着装有灵柩的"葱华辇"，缓步走至新宿御苑门口，将灵柩装进灵车，直驶皇族武藏陵墓地。晚上，竹下首相在赤坂迎宾馆举行盛大招待会，款待各国贵宾。
　　
　　中国的"葬礼外交"
　　
　　当天下午，竹下首相在紧张的接待日程中，破例抽时间会见了钱其琛外长。所谓破例，是因为按计划竹下只单独会见元首级以上贵宾。竹下此举意在表明他重视日中关系。竹下向钱外长表示，他对发展中日友好有一贯的信念，强调愿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钱外长表示，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发展中日友好。宇野宗佑外务大臣在会见钱其琛外长时，再次为竹下在国会的答辩做辩解，称当时竹下首相的答辩未能充分表达其真意，并对此表示遗憾；他强调日本对战争性质问题的认识已写进日中联合声明，迄今并无变化。钱外长则表示，希望日方能正确、慎重对待历史。有的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两则会见消息时说，在裕仁天皇大葬之礼当天，日方就向中方解释历史认识问题，这提醒日政府不能草率对待历史问题。在各方压力下，竹下首相在2月27日的国会答辩上对其上次发言做出了修正，明确表示上次战争给邻国造成重大损害，其侵略的事实不可否认。
　　各国领导人利用参加裕仁天皇葬礼之机，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接触。钱外长在短短两天内，也分别会见了英国、西德、印度、南斯拉夫等国外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钱外长同尚未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印尼国务部长穆迪约诺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认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时机已渐趋成熟，同意通过双方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印尼总统苏哈托在会见钱外长时还表示，印尼一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可通过联合国接触，必要时两国外长也可会晤。之后，钱外长和穆迪约诺共同会见记者，发表了这一消息。日各大报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时事社报道称，中国、印尼就启动复交进程达成协议，是这次葬礼外交的最大成果。翌年8月8日，中国、印尼两国外长在雅加达签署了《中国印尼复交谅解备忘录》，这两个亚洲大国终于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
　　
　　中日关系中的另一次"葬礼外交 "
　　1971年8月，88岁高龄的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松村谦三先生与世长辞。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直接在当日的《参考消息》大字版上批示，要即刻发唁电和派身份较高的人前往日本吊唁，接着具体指派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前驻波兰大使)偕随行人员专程去东京参加葬礼和悼念活动。这一举动体现了我国领导人和人民对松村为改善日中关系献身精神的赞赏，继"乒乓外交"之后，在日本又刮起了另一股强劲的"王旋风"。
　　追悼会上宣读了周总理发来的唁电，赞扬了这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晚年献身日中友好事业的精神与魄力。王会长单独向松村先生遗像鞠躬志哀，并按日本习惯进香。
　　王国权会长还利用这一难得机会，开展"葬礼外交"，会前会后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老朋友自不待言，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特别是对一些试图转变想法、在日中关系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王会长因势利导做了不少争取工作，收到很好效果。包括执政的自民党实力派人物三木武夫、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保利茂等人，王会长都和他们有过直接、间接的交往和接触。
　　--摘自《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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