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半年五发新政助推老楼装电梯【三会换帅助推金融新政】

　　中国新一轮金融人事布局拉开了大幕。 　　 　　随着三大金融监管部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简称“三会”）主席同时更替，一场期待中的金融新政正在酝酿。
　　
　　10月29日，中组部宣布，证监会原主席、党委书记尚福林任银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建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树清任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农行原董事长、执行董事项俊波任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
　　
　　郭树清、项俊波履新后，建行、农行董事长职位空缺。这意味着，国有大行管理层新一轮人事调整也即将展开。接近两行的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日前将会宣布相关人选。
　　
　　在三会换帅之际，63岁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去留引人关注，“汇改”、“利率市场化”仍是央行未来亟待解决的难题。知情人士分析，接替周小川的，很可能是工行行长姜建清，“姜赴任央行还存在不确定性，在‘十八大’前应该会有结果”。
　　
　　在业内人士看来，三大金融监管官员的人事变动，并不预示即刻的政策变化，但未来在金融新政方面必有作为。
　　
　　裁判员的回归之路
　　
　　“面对复杂的金融形势，监管者要始终保持着满腔的热情和冷静的头脑，Warmheart，coolhead。”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告别致辞时的这句话颇具深意。
　　
　　8月28日，刘明康迎来65岁生日，两个月后即卸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掌舵银监会的8年，总是与风险赛跑，他离任的身后，是一个走上历史顶点的中国银行业：近100万亿元的资产总额、1%左右的不良资产率、12%以上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近万亿元的税后利润。而他受命时的2003年，中国银行业濒临“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边缘。
　　
　　“刘明康的监管是严厉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苛刻的资本充足率迫使银行一次又一次融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评价说，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业素来最为强大。
　　
　　刘明康的继任者，是今年60岁的前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他亦是银监会历史上第二任主席。与其他金融高管相比，尚福林既没“海归”的背景，也无国内名牌大学的学历，但他从银行体系到资本市场，从基层员工到国有银行行长的掌舵者，俨然是一波“慢牛行情”。
　　
　　与刘颇为国际化的专业形象不同，沉稳、低调的尚福林被视为颇具“中国特色和政治智慧的监管者”。作为证监会第五任主席，尚福林在这个位置上一坐9年。“聪明，稳健，谦和。”圈内人这样评价尚福林，由于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股权分置改革，尚福林一举成为话题人物。后又推出中小板、创业板，被喻为改革尖兵。“尚福林低调务实，适合更需要风险防范的银行业。”
　　
　　接任证监会主席一职的郭树清，前建行董事长，现年55岁，“为人豪爽，不拘一格，正直、感言，是典型的技术型官员。”早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参与过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实施。2007年，在张恩照落马、建行IPO遭遇空前质疑的时候，郭空降至建行，带领建行完成上市。
　　
　　保监会原主席吴定富，也同样因年龄原因退休，接任者是与吴定富一样出身审计系统的项俊波。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项俊波，现年54岁，北大法学博士，作风强硬果敢。2004年调任央行副行长之前，曾任审计署副署长。
　　
　　与郭树清类似，项俊波也曾从央行副行长职位上空降至国有银行出任第一负责人。当时农行正处于困难时期，2007年空降农行后，农行于2010年7月A+H股上市，募集资金创下全球纪录。
　　
　　监管者是如何炼成的
　　
　　三会齐换掌门人，令市场对金融领域的变革前景充满新的期望。
　　
　　仔细研究三会新掌门人的履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在国有大行担任过第一负责人，同时都有央行工作经历。其中，尚福林在2000年2月-2002年12月任农行行长；郭树清在2005年3月-2011年10月任建行董事长；项俊波从2007年6月-2011年10月任农行董事长。
　　
　　综观尚福林、郭树清、项俊波履历，三人均曾担任过央行副行长并曾“执掌”过一家国有大行。“这使得他们既具有宏观视野和大局观，又有金融实务的操作经验，有利于实现‘十二五’各项金融改革目标，如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一位政策研究人士认为。
　　
　　从任职期限上看，郭树清在四大行的任职时间最长，超过六年；项俊波超过四年；尚福林也接近三年时间。“在四大行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四大行本身就承担着宏观调控的职能，一直和中央银行等监管机构相互配合。
　　
　　2005年3月，郭树清临危受命，担任建行党委书记，处理因张恩照辞职引发的“地震”，此前，他担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建行似乎成了中国金融高官的摇篮，出过一个副国级、2个正部级。”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央行行长周小川都曾出任过建行行长。
　　
　　与王岐山、周小川、楼继伟等官员的经历类似，郭树清也被定义为“学者型官员”。并且，他们都曾在原国家体改委工作过，曾对中国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郭本人曾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去年11月，其与吴敬琏、周小川等多人合著的《整体改革理论》，获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郭曾先后在南开大学和社科院学习，专业是哲学和马列，而不是他后来所擅长的宏观经济。在就任建行董事长前，郭树清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和担任政府官员。1998年，42岁的郭树清调贵州省任副省长，分管外资和金融。2001年起，郭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恰逢中国外汇储备的巨额增长期。
　　
　　日前，在美国权威财经杂志《彭博市场》首次推出的年度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王岐山、周小川、楼继伟均榜上有名，此外，还有工行行长姜建清，他亦是接替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的热门人选。
　　
　　对于这种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身份转变，业内人士表示，这种从金融机构直接到监管机构任职的情况在国外也十分普遍。“两者都是相通的。”美国财政部原部长保尔森出任公职前就是高盛CEO；而保尔森的前任鲁宾也曾是华尔街从业人员。
　　
　　公开资料显示，除保监会第二任主席吴定富以外，三会的历任主席均有担任国有四大行行长或副行长的经历。“目前中国的金融业结构银行业占比最重，自然要求主要监管者有深厚的银行业背景。”郭田勇说，金融监管是高技术性的岗位，对专业性的要求更好，要有扎实的理论储备，更需要实践经验支持。
　　
　　金融改革使命
　　
　　三会新掌舵者同时面临着推进金融改革的重大使命。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十分复杂，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重塑全球经济新格局之时，三位新主席面临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以及人民币升值、地方债务危机、新股发行改革等诸多挑战。
　　
　　随着新资本协议在中国落地，从2012年开始，银监会的新四大工具开始执行。如何使这套先进的监管指标体系在银行业推广，将是尚福林上任之后的首个任务。
　　
　　“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业开放，无疑是重中之重。”中央财经大学投资系副教授李国平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中长期角度看，要谋划中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改变单纯追求规模、速度和市场份额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利率市场化，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银行，如果银监会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利率市场化，根本无法推进。”
　　
　　郭树清赴任的证监会，则是期待和争议齐飞。尚福林任内启动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创业板、国际板等重要议题。中国证券市场容量和结构有所改善，但同时造假上市、业绩变脸等问题层出不穷。
　　
　　在证监会的官方网站上，“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很是醒目。然而，近些年市场低迷，加上频繁的再融资与扩容，使得A股“圈钱”之声再起。加快IPO发审节奏，过度融资导致市场严重缺血，这也是尚福林时代最受市场诟病的一环。
　　
　　55岁的郭树清素有“外秀内刚，豪爽博学”的美誉，其工作作风虽然强硬，但也善于随机应变。“郭树清在金融领域素来有能力有魄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郭树清应在证券市场制度安排上带来的结构性缺陷以及制度完善上将有新的举措；在前任主席的基础之上，新股发行制度、交易制度、有效监管、市场信息披露上应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此外，A股市场参与主体逐渐增多，投资工具不断丰富，容量不断扩大，监管A股市场这一工作也变得比过去更为复杂。“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的金融市场和产品的急速发展也将带来挑战，中国还必须栽培出自己的国际投行和金融机构。”业内人士认为，郭树清以往的金融市场经验是“最宝贵的资产”。
　　
　　与尚福林和郭树清不同，对于此前毫无保险从业经历的项俊波而言，他就任后所要走的路无疑更为复杂。而保险业一直以来发展相对缓慢，期待跨越式发展。目前保险公司规模刚刚突破5万亿元，远不能和银行业相提并论。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项俊波可能会在保险业掀起一场审计风暴，保险业长期以来在数据真实性等方面的老问题或将得以根本改观。此外，项俊波的农行经历，将有助于推进银保深层次合作和发展。
　　
　　“随着项俊波的走马上任，保险行业未来在业务模式上的转变将加快，将可能率先实现在银保渠道的转型。”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时代辞典]育孝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下滑，孝道难见。中国伦理学会正力推孝子工程，以期重拾孝道。
　　
　　培养孝心，确有必要。但五年量产百万，就有些荒诞。
　　
　　而今社会弥漫戾气、平和之风早被污染；生不起病、买不起房……压力山大，仁爱之心难以唤起。
　　
　　现实问题盘根错节，岂是孝子工程能解决问题？孝发于心、见于行，成人孝父母，孩童便无师自通。如此育孝，只恐荼毒未来。
　　
　　[时代观察]以管理创新应对群体事件
　　
　　沈阳
　　
　　据10月30日《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将为《省信访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制定相应实施细则，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失误引发群体性事件将被追责；此外，广东信访局将对“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进行试点，届时可能制定重大项目事前信访风险评估机制。
　　
　　多年来，围绕着信访、司法与维稳等相应的话题，相关研究机构和决策者对此议论纷纷。由于中国特色的司法结构存在，这个争论并没有达成一个令更多人满意的共识。为此，有关方面的对策是以搁置争论的方式继续“完善信访制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不科学不民主，被某些既得利益所绑架，很少考虑到社会的接受程度和民众的忍受程度，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最近发生在浙江湖州的、围绕着“童装税”分歧展开的、并转向所谓浙江与安徽的地域之争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事实上，倘若地方政府能够在决策前认真走访，深入了解民意，并通过制度性的方式吸纳民意，制度化当地的民主和民众自治，很多令人尴尬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并不会发生。
　　
　　就此意义而言，有关建立重大项目事前信访风险评估机制的做法，可谓是在“完善信访制度”与“废除信访制度建议司法制衡制度”这种争议之中所寻找到的一个既考虑到体制现状、又力所能及地开展地方制度创新的明智之举。这个重大方向就是，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工作要求之下，就“社会矛盾化解”这一宗旨，从被动式执法走向了主动式立法，从对民众的“维稳”走向了强制政府“创维”，从传统的“官本位”思路转向了现代社会的“民本位”体制。实实在在地说，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好方法。由此，我们也能期待，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能做到“公正廉洁执法”。
　　
　　当然，这个决策作为现行体制下的“亡羊补牢”之举，仍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厘清的。例如，“重大项目事前信访风险评估机制”中，“信访”被认为是风险，将“信访”与“风险”两字放在一起，是否合适？也许决策者已经有了这样的考虑，并乐意力所能及地保障民众权利。然而，作为制度安排，不得不承认，这个说法本身，多少还有一种“维稳”思路之嫌疑。此外，“信访”作为公民特殊的表达方式，如果纠纷处理方式不明确、系统，或者说，正义的落实方式不是“一元”的，裁决就必然执行多重标准，以至于走向“人治”。
　　
　　在此意义上，广东省需要沿着善治的思路进一步探索。正如我们知道的，由于各种原因，即使是在最为民主最为法治的社会里，即使在这个社会里决策是最为科学和最为民主的，民众仍然有不满，仍然会以宪法赋予的“表达自由”这一宪法权利来表达对政府决策的不满。由此，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在制度安排中，公民的信访权利究竟应该纳入什么样的程序之中？对此，持司法制衡观的学者，事实上主张一种“正义一元论”的思路。其思路是，让司法基于程序正义的方式来保障民众的权利；无论司法实行几审终审制，司法过程一定要终结至少永远搁置一切矛盾与纠纷，进而在制度性的司法公正之中培育起民众的司法认同。信访过程中，如果的确有重大的社会矛盾需要化解，通过一般性立法（不能溯及既往）的方式来“创稳”，个案性的、相对简单的纠纷则直接交给法院裁决。执政党则坚决承诺，保障司法的最后裁决功能，让司法逐步强大起来，成为社会矛盾的裁决者、社会稳定的创造者。这些内容，则是广东省地方政府没有做的，或者说是限于其创新空间而暂时没有做的。
　　
　　宪法所强调的“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政治文明”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底线。广东既然走出了可喜的一步，接下来的步伐不会也不应该终结。
　　
　　作者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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