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并记忆着 童年记忆普通话三分钟

　　甲子轮回，弹指60年，时光如梦似箭。在今天看来并不遥远的年代里，当时令人心仪的很多事物如云如烟飘散而去。而昨日的很多物件，今天却成了 　　“古董”，久违的况味也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了记忆，定格为永恒。
　　
　　◎露天电影的魔力
　　
　　早年，济南的一些大工厂、大的机关单位、部队和郊区人民公社都在操场，篮球场或打麦场上不定期地放映电影。露天电影放映的大都是战争或革命题材的故事片，由于免费观看，这种形式深得人们的喜爱。
　　每到放电影的前夕，人们像过年一般高兴，奔走相告，晚饭快吃两口，早早去“占地方”。银幕一般拴在专门树立的笔直高耸的杉搞上，也有绑在篮球架上或大树上的。场子里人山人海，热热闹闹。来早了自然抢到银幕正前方的最佳位置。银幕背面看电影也十分有趣，画面左右调了个，电影中的人物都用“左”手吃饭，汽车都靠、“左”行驶。场子上没有坐位，都自带马扎、杌子，要么就地取材，搬块石头或一些砖头当坐位。站在后面的小孩为不被视线所遮挡，不是站在大人的自行车座上，就是爬到树杈上，看得依然津津有味，聚精会神。放露天电影不像电影院里由两台放映机、两位放映员交替操作。不间断放映，而一般都是一台放映机、一个人操作。因一部电影放映过程中通常要更换四五次片子(成盘的电影胶片)，换片子时全场要间断片刻，人们只好在在黑暗中等待。尤其到了故事的关键情节换片，孩子们很是着急，一片叹息声。而那时的电影放映员很是神气，令人尊重，放映机周围的大人们频频向其致敬，以表谢意。的确，是他一个人的辛苦带给如此众多的人以欢乐。
　　
　　◎拉大锯扯大锯
　　
　　70年代，济南的市场刚开始复苏，专业家具商店几乎没有，一些商店兼做家具生意，但可供选择的家具样式也很少，而且价格还挺贵。所以，多数家庭无论筹办婚礼，还是家具更新换代，都选择自打家具，即自购原材料，将木匠请回家，现场制作。而木材及纤维板(也有叫锯末板的)大多到位于堤口路的木材厂去批发，借三轮车拉回家。谁要认识木材厂的人，如能买个出厂价，你一定会被别人另眼相看。而铁钉、木胶、螺丝、折页、把手、油漆、稀料等，“路子广”的则到工厂里托人“淘换”，沾点公家便宜，“没本事”的就只能到普利门、经二纬一路一带的五金交化商店去买。
　　由于自家打家具的人多，尤其是结婚多的季节，家具生意红火，木匠很是吃香。除支付加工费外，还要承担木匠的一日三餐，午晚餐要保证有肉吃、有酒喝，每天还要供应一包烟。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对于木匠这一行来说，无疑是一个从业的黄金时期。不过，当时的木工机械落后，解大木料，解木板子全凭手拉大锯，创、凿，磨，油漆等也均是手工活，辛苦显而易见。一般说，两个木匠完成一个家庭的大立橱。写字台，床头橱，酒柜，沙发等整套家具得用个把月的时间。当时家具款式十分单一，人们做家具时，事先到亲戚朋友，同事家中看好家具款式，然后请木匠“比着葫芦画瓢”去做，因此很多人家的家具雷同。除了“粗、老、笨、壮”外，造型工艺也无法与现在同日而语。
　　
　　◎黑白光影的彩色畅想
　　
　　记得70年代初，我住的国棉一厂，厂部里有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每晚有百十人围在一起观看。平时电视放在木匣子里锁着，每晚管钥匙的叔叔很神气地打开匣子后接上电源。播放的内容记得是抗美援越的新闻片，“什么9号公路被B52轰炸，胡志明小道运送援越物资等。播放信号很差，经常一闪闪的，画面恍惚，我们去晚了的，坐在后面什么也看不清，只有听喇叭里传出来已经失真的“吱吱啦啦”的解说声。直到1978年秋，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举办了“日本电影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影院里上映《追捕》，《望乡》和《狐狸的故事》。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晚间同期播放《望乡》，因此还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那时我听到肖息后跑到离厂子不远的刘家桥村，村支部在打麦场上用12寸的黑白电视收看了这部片子。场子上人山人海，画面也看不清，只有丽原小卷的配音者刘广宁的声音给我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部彩色影片。
　　1979年，我家如获至宝，买了台12寸的日立牌黑白电视机。1985年购买了14寸上海牌彩电，加上洗衣机和电冰箱，我们家也步入了“三大件”时代。
　　
　　◎别样的票证世界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商品短缺，为保证人人能买到基本生活用品，对紧俏物资采用发票证的办法。买东西时，人民币加票证，缺一不可。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达30多年的“票证时代”。
　　布票1953年开始实行，是中国最早使用的票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部门印发。跨地购买时，要到指定地点兑换异地通行票证。除普通布票外，还有军用布票、特种布票，化纤布票，辅助布票、临时布票、鞋面布票、奖售布票，棉絮票等。
　　布票发行两年后的1955年，粮票问世。中国粮票种类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国家及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粮票。仅山东省在1955年9月1日至1992年9月1日期间就发行过9套粮票，计有36枚，分别有1两至10斤的粮票。那时出公差，要按规定到单位财务部门领用全国粮票。
　　1961年底，国家又发行了工业券。工业券是对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发放的，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凭工业券购买商品的范围较广，有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会唱歌的自行车
　　
　　自行车，这种200多年前诞生于欧洲的交通、运动工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形成了城市道路上的滚滚洪流，也成为中国的形象代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职工工资一月才几十“大毛”(元的别称)，百姓生活的至高追求是“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而100多元一辆的自行车无疑是最为外在的财富象征。当时自行车有三大名牌：“凤凰”、“永久”和“飞鸽”，除需积攒若干个月的工资和若干张工业券外，还需托关系才能买上。最高档的要数凤凰牌18型锰钢“大链盒”自行车，车身高大重量轻，比一般车贵几十元，成为少量家庭条件好、有路子的人的首选。青岛还生产一种脚蹬子带倒闸的“大金鹿”，载重能力强，是运载货物的首选，尤其受农民的欢迎。后来烟台则出产一款双蝶牌小轮坤车，车身小巧，售价仅为85元，深受女士们的喜爱。“文革”后期，济南破天荒地出了款白鹤牌大链盒自行车，因价格比同类车便宜二三十元，在济南很有销路。
　　当时的自行车都有车铃，一种是老式的单摇铃的，按一下只发出“丁当”的响声，另一种则是七十年代后才有的转铃，一按铃钮，铃铛旋转并发出连续的“叮铃铃”的清脆的声音。不知起于何时，偷铃铛皮的歪风横行。由于转铃刚刚流行，声音好听，更成为涉猎对象。无奈人们在车铃上加了一道钢箍做防盗装置，结果小偷干脆把整只铃铛都偷走。人们无奈随身携带螺丝刀，到了目的地第一件事情是先卸下铃铛收好，回家时再装上铃铛，享受一路“叮铃铃”悦耳的美妙。
　　今天的很多家庭已不见自行车的身影，即使行驶在道路上的自行车，也再没有那会唱歌的车铃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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