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崔安俨鸳鸯志研究]唐鸳鸯莲瓣纹金碗

　　[摘要]唐崔安俨夫妻墓志是一对形制特殊的鸳鸯志，崔安俨夫人李氏的墓志篆刻于其夫君墓志盖的底部。以崔安俨鸳鸯志的志文疏证为基础，探讨这对鸳鸯志特殊形制的成因，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墓志尤其是鸳鸯志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唐代　崔安俨　鸳鸯志
　　[分类号]K877.45
　　
　　鸳鸯志是我国古代墓志中夫妻墓志的美称，其名源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鸳鸯七志斋”，特点是夫妻双方各有志铭，单独成文。唐崔安俨夫妻鸳鸯志1996年出土于洛阳北邙山，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2002年4月征集到是志石，当时仅对崔安俨墓志进行了捶拓。2007年该馆对馆藏墓志进行普拓，拓工在对崔安俨墓志盖制作拓影时，发现崔安俨墓志盖的底部也刻有文字，详加审视竞为崔安俨夫人李氏的墓志铭。至此，该馆征集的崔安俨墓志被确认为鸳鸯志，而且是一对形制较为罕见的鸳鸯志。赵振华先生《跋唐崔安俨墓志》一文对崔安俨墓志进行了考释，为崔安俨鸳鸯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崔安俨郡望、宦历及其他
　　
　　崔安俨墓志志石长69.5厘米，宽70厘米，厚13厘米。志文33行，满行33字。楷书。有界格。志石从中间竖断为两截，有8字缺失。四侧上为二神兽及花卉纹，其余为缠枝花卉纹。首题：唐故朝散大夫汉州长史上柱国博陵崔公墓志铭。撰文者为前汴州陈留县尉韦子金。志盖呈?顶形，长70厘米，宽70厘米。盖文3行，满行3字。篆书。有界格。志盖周边内为鱼鳞纹，外为缠枝花卉纹。四杀上下为牡丹纹，左右为一神兽及花卉纹。盖题：大唐故崔府君墓志铭。
　　志云：“公讳安俨，字安俨，博陵安平人也。典朕三礼，伯夷执之；实征九伯，尚父履之。”关于崔姓的源起，《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2下与《元和姓纂》卷3均云崔氏源自姜姓。志文所称伯夷为五帝时代的人物，相传为共工之从孙，姜姓。《史记?五帝本纪》：“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日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维敬，直哉维静絮。’”《正义》孔安国云：“职典礼，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夷掌管礼仪，“典三礼”、“定五刑”，其繁衍出齐、吕、申、许四支后裔。“尚父”就是伯夷后裔太公望吕尚，或日姜尚。《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国伐楚时，管仲对楚使有“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之语。据出土文献记载，太公望孙之子穆伯让国于叔乙，退居于崔，因授氏焉。崔姓有“清河”与“博陵”两大郡望，崔安俨系博陵安平房支系。
　　志云：“亭伯未识，将军有好龙之惭；季?既知，丞相得史鱼之重。”“亭伯”即东汉崔驷。崔驷自幼聪明过人，博学多才，尽通训诂百家之言，与班固、傅毅齐名。曾在车骑将军窦宪府内任主簿，屡次讽谏劝阻窦宪，因之出任长岑长，驷自以远去，不得意，弃归家园。“季畦”指曹魏时期的崔琰，“太祖为丞相，琰复为东西曹掾属征事。初授东曹时，教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魏国初建，拜尚书。”通篇志文充溢着撰文者韦子金对志主安俨的赞美之词，援引“亭伯”、“季?”倒也客观说明了崔氏自秦汉至隋唐时期世为望族，名贤问出。
　　崔安俨两《唐书》无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仅载其官“主客员外郎”，甚为简略。志叙其宦历较详：“弱冠明经擢第，解褐滑州参军，历绛州闻喜、华州华阴二县尉”，后“擢迁监察御史，历殿中侍御史、朝散大夫、上柱国、尚书主客员外郎”，又“出为襄州、灵府二司马，迁大理正、汉州长史”。崔安俨20岁明经擢第，解褐滑州参军，累官至朝散大夫、上柱国、尚书主客员外郎，并被授予在尚书省郎官石柱上题名的殊荣。志称“三黜遂因于直道，群恶所疾于刚肠，是以方乖人圆，位未充量”，盖指崔安俨秉性忠鲠，为朝中执政者所不容，斥京官而屡遣地方，出为襄州司马、灵府司马、汉州长史，以致“罢官归老，物疏道亲，天下之人，嗟其不遇”。
　　志文在述及崔安俨的才学德行时，有“阳元有宅相之材，康伯是出群之器，亦曷以逾”、“前后所得俸禄，皆并散之亲故，私门屡空，晏如也”之语。诸语句涉及典故颇多，现略作考释如下：
　　其一，“阳元有宅相之材”。魏晋时期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今山东兖州西南)人也。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魏舒曾任相国参军，封剧阳子，历左右仆射、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司徒。魏舒有威重德望，禄赐散之九族，家无余财。
　　其二，“康伯是出群之器”。东晋玄学家韩伯字康伯，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也。及长，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舅殷浩称之曰：“康伯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之器”。
　　其三，“晏如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晏如即安然也，是一种从容，淡定，安宁，恬然自得的心态。此语常被后世文人学士使用，如《五柳先生传》：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前后所得俸禄，皆并散之亲故，私门屡空，晏如也”说明崔安俨为官任上矜古悯穷，常以用俸禄救济亲故为己任。
　　志云：“公舅右司郎中赵郡李懋道，雅识之士也。知公于总角，竞锡以嘉姻。”崔安俨虽出身世家大族，但幼年家贫，三岁丧父，随母养于其舅右司郎中赵郡李氏懋道家中。李懋道在崔安俨年少时就已对其极其赏识，韦子金之用典“阳元有宅相之材，康伯是出群之器”，准确而生动地体现了崔安俨少孤养于外家李氏，少有才学而深受其舅李懋道器重；又影射了下文崔安俨“前后所得俸禄，皆并散之亲故，私门屡空”的崇德重望。
　　
　　2　崔安俨夫人李氏墓志疏证
　　
　　崔安俨夫人李氏墓志志文17行，满行17字。楷书。首题：“大唐故朝散大夫汉州长史崔府君夫人高邑县君李氏墓志铭并序”。撰文者为吴兴沈甫。是志三百余字，仅对李氏的家世、卒葬及迁葬事宜作了记载，后赋以简单的铭文。
　　志称崔安俨夫人为“赵郡李氏”，“曾祖政藻，工部员外郎。祖叔奋，陕州刺史。父懋道，右司郎中。夫人即郎中之嫡女也，爰以婉淑，作配君子”。对于李氏的郡望，墓志与《宰相世系表》所载均为赵郡李氏，志文首题称李氏为“高邑县君”，则更为详细地说明李氏为赵州(唐武德元年改赵郡为赵州)高邑县人。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政藻，宜州长史。叔奋，刑部侍郎。懋道，左司郎中。志文所记李氏曾祖政藻、祖叔?和父懋道官秩与《宰相世系表》皆异。如《表》记李懋道官左司郎中，而崔安俨及夫人李氏墓志皆称其官右司郎中。无妨备其一说。
　　《新唐书》：“李素立，赵州高邑人，曾祖义深，仕北齐为梁州刺史。父政藻，为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盗。”《旧唐书》亦如是说。而崔安俨夫人李氏志文则称政藻，工部员外郎；子叔奋，陕州刺史。与两《唐 书》之《李素立传》相异。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义深子陶赊，陶?有三子，长子政藻有一子名叔奋；次子政起有二子名行冲、行敦；次子政期，官水部郎中，有一子名素立。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可证两唐书《李素立传》记素立父“政藻”误，应为“政期”。
　　崔安俨夫人李氏卒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二月廿四，时年六h崔安俨卒于开元廿六年(公元738年)正月十八日，时年八十二。可知李氏去世时崔安俨年六十八岁，崔安俨比其夫人李氏年长八岁。崔安俨之舅李懋道“知公于总角，竞锡以嘉姻”，将处于龆龀之岁的长女许配给已是总角之龄的外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李懋道对其外甥崔安俨极为赏识而又寄于厚望。
　　
　　3　形制特殊的鸳鸯志
　　
　　习见之鸳鸯志，夫妻双方墓志各为志石。惟崔安俨夫妇鸳鸯志与众不同，崔夫人李氏的志铭刻于其夫君志盖的底部，殊为形制特殊的鸳鸯志，这是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值得推敲。
　　崔安俨夫人李氏先夫而亡，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终于京(长安)大宁里，权殡于通化门外。崔安俨以开元廿六年(公元738年)正月十八口遇疾终于东都(洛阳)归仁里之私第。即以其年三月五日迁奉于洛阳城北梓泽之原，袱于先茔。崔安俨志云“夫人先公而逝，权殡咸京。此迁有期，彼迎不及。至孝等烦冤痛恨，号擗崩心”。而李氏志云“府君弃世，已拊先茔，合葬之义，礼经攸属，兆墨今顺，灵辆是迁。即以廿七年九月十二日，自京启引，十月八日至都。其月十四日归合于府君之玄室”。对比夫妇二人的志文，可知崔安俨卒葬时，其妻李氏已故世卜四载。但由于李氏葬于京都长安，安俨嗣子藏用等无法在葬父时就连同其母一并安群，所以“此迁有期，彼迎不及”，至孝等只有“俯思近年，以副同穴”，以来日“自京启引，归合于府君之玄室”。这说明李氏的志文虽附于崔安俨之墓志盖，但与崔安俨的志文并不是镌刻于同一时间。
　　唐崔安俨夫妻鸳鸯志出土于北邙。北邙又称邙山、邙岭，属秦岭余脉，横亘于洛阳城北，东西绵延百余公里，北望黄河，南临洛水，土厚水低，宜于殡葬。自东周以迄明清，皆为人气超高的墓葬风水宝地，历代君王将相，名人商贾都争相将自己的寿宫安置于此。“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留下了“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千古遗风，以致北邙成了一般墓地的代称。唐代葬仪墓志之风盛行，甚而造成了洛阳在周边诸山凿刻一方青石也非易事。唐代诗人王建《北邙行》有句云：“涧底盘陀石渐稀，尽向坟前作羊虎。谁家石碑文字灭，后人重取书年月。”据崔安俨夫人李氏墓志可知，崔安俨子嗣以开元廿七年(公元739年)九月十二日，自京都长安启引，同年十月八日至东都，十月十四日将其母李氏归附于安俨之玄室。李氏灵枢运抵洛阳至归附夫君兆域，仅一周时间，李氏可谓是匆匆安葬。李氏志文如是刻，抑或是短时期内一方青石难觅，为了简便起见，只得刻于其夫墓志盖的底部。此属不得已而为之。
　　虽表兄妹婚为当时所习见，然崔安俨三岁而孤，随母养于其舅右司郎中赵郡李懋道家中，李懋道对其极其青睐，才以年少安俨八岁的长女赐以嘉姻。崔安俨与其妻李氏定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成婚以后的几十年内琴瑟和谐，伉俪情深。夫妻志石如是刻，抑或是崔安俨有此遗愿；抑或为其子减用等为了表达失却亲人的哀念，褒扬双亲而刻意为之。
　　特殊的形制必有特定的成因，个中缘由实难考究。从古代墓志文化角度而言，唐崔安俨夫妇鸳鸯志的特殊形制无疑丰富了我国古代墓志的形制，为古代墓志尤其鸳鸯志研究增添了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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