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如何变为官僚机构的|官僚机构

　　“要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要大胆突破,勇于创新,鼓励试验”。两会中,人大代表纷纷表达观点。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种种举措振奋人心。
　　刚刚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范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要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大学去行政化”一时成为两会热词,众专家和大学教授进行了热论。
　　要探讨大学如何“去行政化”,必先了解大学是如何行政化的,不客气地说,就是如何沦为官僚机构的。
　　
　　资源如何被浪费
　　
　　大学既有党的基层组织,也有学校的行政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校一级的组织――学院一级的组织――系一级的组织――教研室一级的组织。大学日常运作的程序是这样的:学校开会之后,传达到学院;学院的负责人开会后,传达到系负责人,系负责人开会后,传达给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再传达给教师。在现代互联网络条件下,一个小小的通知,却往往要经过层层传递;普通教师想与校领导交流,也必须通过层层关口。学校的绝大多数资源,都耗费在这些组织机构里面。
　　大学是按照行政级别分配资源的。学校的负责人除了有专车、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之外,还有特别的出差费用和电话费用;学院的负责人除了不配备专车之外,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以及出差费用、电话费用样样齐全;在许多大学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有专门的电话通信补贴。假如学校有数十个院级单位,上百个教研室,那么,仅仅办公费用和电话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在这样的官僚组织中,系主任是中层官员。去年一位知名高校的知名教授主动提出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引起众人关注,他的辞职意味着跳出官僚体制。据笔者所知,凡是那些辞去领导职务的教师,往往都不太适应普通教师的生活。一些年轻的领导私下透露,如果被逼无奈辞去职务,那么,宁愿选择其他的院校,也不愿意在本校继续工作,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从管理者变成被管理者。这种极大的心理落差,往往使人难以承受。大学领导辞去官职之后大多会跳槽,到其他院校担任教师职务。套用一句学校领导的话来说:“丢不起这个人。”
　　现在许多年轻教师不安心学术研究,一心向上爬。究其原因就在于,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中,只有获取一官半职,才有可能得到资源,包括教学和科研资源。而普通教师要想完成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中国教育界的普遍现象,也是许多青年教师希望在大学担任领导职务的根本原因。
　　
　　资源如何被滥用
　　
　　大学的资源掌握在各级官员的手中,级别越高,获取的资源就越多。不同的大学实行不同的财务管理制度,但是,资源的层层分配体制却大体相同。据笔者了解,大学的经费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生的学费、政府的拨款、学校的经营性收入。这些资源被称作基本资源。在分配的过程中,完全由校一级领导说了算。学校领导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向不同学院分配不同的资源,其理由往往冠冕堂皇,譬如,支持学科建设、申报博士点、申报硕士点、增加重点专业等等。不用问,这些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领导倾斜,普通教师只有在极力迎合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用这些资源。更有甚者,一些学校的领导认为这种寻找理由制定红头文件的做法,过于复杂,于是设置各种校级或者院一级的课题,直接以课题费的方式,将这些款项拨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学生,然后由自己使用。
　　可以这样说,在大学资源的配置方面,学校完全可以自定规则、自行操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大学的领导出手阔绰。甚至有少数学校领导干部,把自己的黑手伸向学校的基本建设,贪污受贿获取巨额资金。事实上,近些年来大学负责人锒铛入狱,绝大多数是在学校基础建设方面贪污受贿而被人揭发的。不过现在许多大学领导已经意识到,制定各种教学科研奖励制度,可以公开获得巨额的资金,根本不值得冒法律的风险。所以现在大学领导中绝大多数都是重大课题的负责人,拥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科研资金。
　　到了学院这一级,很少有经营性收入。但是,学院可以开办培训班,收取合作单位的学费谋取“外快”。现在,大学学院的领导,如果没有公费出国访问,简直就是另类动物,绝大多数学院领导都把出国访问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
　　到了系主任这一级,可支配的资源相对较少,但并非没有油水可捞。且不说在申报各种课题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即使在教学安排环节,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许多费用相对较高的课程,放在自己的名下。根据笔者所知,仅办公费用、学科建设费用、研究生培养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全由系主任决定。系主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费用报销处理,只要给出一个理由,这些资金是有办法化为己有的。
　　教研室在学校是最基本的官僚单位,教研室主任享受电话津贴,并且可以安排课程。教研室主任不一定是学科带头人,但肯定是惟命是从的人。表面上看教研室主任忙忙碌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最基层的单位负责人,他们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而学校的普通教师,则成为学校的最弱势群体。
　　
　　大学如何被异化
　　
　　中国大学的后勤集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国家划拨的土地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包括开办商店、书店、餐馆食堂等,而且可以从日常教学活动中收取费用,可以这样说,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后勤集团获取利润的来源。不仅如此,学校的各个部门也从事经营性活动,譬如,研究生部本来是负责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可是,研究生部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收取各种费用。各个学院也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或者社会合作办学等形式赚取外快。这些收入既不纳入教育管理预算,也不需要向教师公开,只要各单位的领导作出分配决定,这就有可能滋生贪污腐败。
　　分析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病,让人感到愤恨和心痛。这样的土壤,能培养出未来的栋梁吗?中国大学弊病的根源就在于,大学的校长和书记由上级任命,把学校当作了官僚体制经营,学校丧失了自主性,异化为商业性,失去了根本性。
　　中国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官僚组织,就是因为教育管理者,希望大学成为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从而便于“强化管理”,致使现在的大学早已不是学术的自由殿堂。
　　当年,在西南联大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但由于崇尚自由的思想,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社会精英。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各种学术泡沫不断泛起,毕业生的就业率越来越低。面对此情此景,教育主管部门难道还不应该深刻反思,尽快改弦更张吗?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时候,中国的大学才能臻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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