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策划“东方第一谋杀案”]樱花谋杀案
发布时间:2020-03-06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随着“砰!砰!砰!”几声枪响,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躺在腥红的血泊中。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各报连日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名叫白鑫,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3日,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请假未到会。
然而,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包围了会场,他们冲进屋内,按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人,和彭湃一起都被戴上手拷,押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正是白鑫!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每天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帮助国民党抓到周恩来、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陈赓通过在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知道了彭湃等人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人,执行的时间在8月28日清晨。周恩来等人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敌我力量悬殊很大,陈赓等人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周恩来悲愤万分,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
“乌龟”露头,柯医生“长线钓鱼”
白鑫明白自己的处境,就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方面为了在他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因此,地下党组织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原来,白鑫自告密之后,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吓出了头疼的毛病。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原来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可等他回来时,已成惊弓之鸟的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白鑫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身份。过了几天,白鑫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柯的医院来了,而是要柯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马上将这一重要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柯达文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又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饭店,范争波也在。柯给他看过病后,白留他喝咖啡,实际上是对柯达文还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会,让范争波观察一番。一番试探和盘问后,白鑫和范争波放心了。
又过了几天,白鑫自感吃了柯达文开的药后病情减轻许多,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几天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秘密特工“义结”叛徒
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后,陈赓决定安排另一个同志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
陈赓和周恩来商议后,将这一重要任务再次交给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杨登瀛在最紧急的关头,救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许多同志。
杨登瀛很快向周恩来回复说:“和全坊四弄四十三号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陈赓将周恩来的有关锄奸部署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杨登瀛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范争波和杨登瀛正在客厅里闲谈时,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问他是谁,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他。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保护”,仍寝食难安,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但头疼的毛病总不见痊愈。
在白鑫的一再请求下,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亡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相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接获这一重要情报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随后船票定好。
在杨登瀛的建议下,接白鑫的小汽车拟停在离四十三号门口50米外的弄堂口,这样一来便于让红色队员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
1929年11月11日深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在四弄四十三号的后门布置得十分周密。11时许,四十三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后,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枪声响起……
战斗很快结束。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下令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但他们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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