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相撞下的中国 商道的中国化是利和义

　　今天的中国，是“义”与“利”相撞最为惨烈的时代――当道德、理想、亲情碰上了金钱，立刻败得溃不成军。 　　 　　讲求“无私奉献”，以道德和理想来约束自己，是为“义”；争取“利润最大化”，把经济利益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为“利”。
　　今天的中国，是“义”与“利”相撞最为惨烈的时代――当道德、理想、亲情碰上了金钱，立刻败得溃不成军。当“义”遇到“利”，前者不但向后者缴械投降，甚至有时还鸣锣开道。
　　一方面，人们对“义”已经毫无敬畏，遂以“利”来量度一切事物：只要能赚大钱，什么都可以去做，而且做得理直气壮。于是，黑砖窑里奴役孩子、把工厂废水大量倾倒到湖里河里、桶装水里装自来水、用废纸充作包子馅儿、在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用“瘦肉精”把猪肉变成牛肉……就统统都成了必然。
　　另一方面，社会的约束机制显露出它的某些缺陷，尤其是对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公权力来说。教育与惩罚，同时置身于一个大体制架构之下，免不了有漏洞。更有甚者，当教育公众和惩罚犯罪的部门也同时被牵涉入不法勾当的时候，上面提到的种种恶行，遂又成了社会上的自然现象了。
　　真的，从“义之失去”到“利之当道”，不用太久，30年就够了。可惜的是，许多人把“义之失去”的这个罪名，算在了市场经济的账上。按他们的说法，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家，上述的种种都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但这其中的不少国家的“义”并未失去。这足以让我们质疑：中国目前的那些令人发指的可恶行径，真的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恶果吗？
　　其实，一个光用“义”的道德来呼吁人们做出“无私奉献”的社会，与一个人们普遍只有“利”之考量的社会，都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一个成熟的社会也许应该是这样的：官员也好、公众也罢，都应上有对精神信仰的敬畏，下有对制度约束的顾忌。至于市场经济，它的位置应摆在“精神敬畏”和“制度约束”的中间，同时还应被“置于鸟笼之中”。
　　换言之，实行市场经济，并非意味着一切都得向市场让路，道德、亲情不应让路，基础教育不应让路，公众医疗不应让路，政府的一些基本社会管理功能和职能，更不应让路。
　　是的，中国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答案，但人们似乎已经看到某些关键环节上的迷失：一在于社会公众普遍缺乏精神层面的道德底线，以致无法分清是非黑白；二在于制度上存在着某些缺陷，导致了“监守自盗”的可怕后果；三在于本不属于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社会服务领域，今天却孤立无助地被放置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
　　人们如果如果对上述关键环节上的迷失，一如既往地置若罔闻，那么在今天中国的“义”与“利”之间的角力中，恐怕就永远只有后者占上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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