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婚姻进行到底【将反腐进行到底:共产党90年反腐败斗争风云录】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90年历史，反腐大旗一直在高高飘扬。 　　 　　真金炼自革命熔炉 　　 　　时间：1921年7月～1949年10月 　　经典场景：井冈山茨坪西南面的荆竹山有一块长3米、宽2米的花岗岩，因为曾遭雷击，故名“雷打石”。这里是“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发源地，1927年10月，毛泽东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典型案例：谢步升案、黄克功案、肖玉璧案
　　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是去芜存菁的革命熔炉。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分析说：“此时的腐败问题总体较少，战争成为了反腐败的最好载体。革命战争本身就教育了我们的党员干部，只有反腐败才能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革命 才能成功。”
　　客观上说，在革命战争那种艰苦严峻的环境中，腐败的前置条件并不充分。但是，少腐败并不等于没有腐败。从以瑞 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到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一直对腐败保持高度警惕，在探索中不断加强监督，为今后反腐倡廉积累了必要经验。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就亲自处理了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瑞金贪污腐败窝案、黄克功案和肖玉璧案等五大腐败案。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这些反腐案例具有重大意义，尤其通过黄克功和肖玉璧的两个案例，更是向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宣告了党坚定的反腐败决心。纵是劳苦功高，只要触犯党纪和相关制度照样会受到惩处；纵是标的额少，但执法者一样要 秉公办案，不留情面。
　　抗战时期，各边区民主政权都将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193 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 刘益飞认为，这些条例惩办措施严厉得甚至有些 “不近人情”，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以死刑或 无期徒刑；晋冀鲁豫地区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党史专家总结指出，此时的反腐败，充分依靠了党内民主，大部分事情都可以纳入民主讨论会。一为正本清源，坚固营垒；二为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让民众信服。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清廉同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阶段特征：战时反腐，民主反腐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反腐有两大特征，一是革命党思维下的铁腕反腐，执行铁的纪律；二是民主反腐，用好了民主这一遏制权力腐败的法宝，体现在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强群众舆论监督上。
　　同时，反腐败的战时特点明显，最终的执行是通过中央领导集体的“批示”来决定的，而不是通过党纪和法律的规定直接执行。
　　
　　在曲折中探索前行
　　
　　时间：自建国到改革开放前
　　经典场景：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五，也是个周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刘青山胸前挂着一块长2尺宽1尺、上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字样的布牌，特别引人注目。刘青山刚上来时依旧是一副“江湖好汉”的样子，但随着在场的2万多人用愤怒的目光扫向他时，刘青山无力地垂下了头……
　　典型案例：刘青山、张子善案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经受执政的考验，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开展了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进京“赶考”前，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
　　言犹在耳，建国初期就有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考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措施，在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 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判处死刑的有42人。紧接着在1952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贪污罪的惩治作出明确规定。
　　但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反腐败主要不是依靠法制和专门的反腐机关，而是依靠党和政府自上而下领导和发动的群众运动，如先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四清运动等。李永忠认为，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两声枪响”管了20年，更根本的原因是频繁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极大地震慑和遏制了当权者。
　　由于当时物质资源匮乏、实行计划经济的空间伸缩较小，腐败多表现为“小打小闹”。 “有人贪污几十块钱团费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理。那个时代是‘万字号的都枪毙’，就是贪污上万元就枪毙。”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在群众的眼里，共产党的干部是很廉洁的。”
　　但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这一时期虽然经济领域腐败的发生相对较少，但“政治腐败”却呈高发态势，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非正常的政治运动，如“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腐败作风造成了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的迫害。
　　阶段特征：高压严惩，运动反腐
　　这一时期，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作为反腐的载体，同时保持政治高压，单就反腐败的效果而言是很好的。但过于频繁的政治运动造成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陷入瘫痪状态，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代价惨重。虽然运动式反腐不能长久、也不可取，不过那种有腐必反、惩腐必严的理念，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败的宝贵经验。
　　
　　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
　　
　　时间：改革开放至今
　　经典场景：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仅20天后，就冒雪来到河北省西柏坡进行调研。胡锦涛重温了诞生在西柏坡的著名的“两个务必”经典论述的涵义：党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典型案例：胡长清案、成克杰案、郑筱萸案
　　“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在1982年4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发出了警告。他说，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新时期的腐败具有明显的转型期特征，就是钻改革的空子，找新旧体制交接的缝子。如上世纪80年代的腐败重灾区，一是由于国门刚打开时大量走私导致的海关腐败，二是实行“价格双轨制”导致的一批“官倒”腐败。而90年代之后，土地审批、证券交易等资源要素领域成为反腐重点。新世纪以来，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被列为反腐的“重点对象”，也被外界描述为“中国新一轮反腐的具体方向”。
　　而反腐败斗争也与改革开放同步，经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深水区的制度建设的过程。30多年来，党对腐败的认识从简单作为一种思想、作风问题，发展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思考；反腐的路径从单一的查办案件，发展到惩防并举、建立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反腐的思维也从防范堵漏，发展到通过改革来解决深层次治理问题。
　　根据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统计来看，近几年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但是，“目前取得的反腐成果固然丰硕，但还没有完全达到人民群众的要求。腐败多发易发的态势未得到有效遏制，腐败向两头蔓延的趋势仍然堪忧。”魏敏生教授说。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反腐倡廉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十七大上，反腐倡廉建设成为党的五大建设之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反腐的力度广度深度，亦前所未有。李永忠认为，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中国反腐迈向了一个新台阶；而李成言教授说，“‘让官员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90年来取得的最宝贵反腐经验。”
　　阶段特点：体系反腐，依法反腐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伟大转变，也经历着从革命党反腐思维向执政党反腐思维的转变。一方面全面推进反腐败工作，建立健全教育、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另一方面明确把惩治腐败纳入法制轨道， 努力实现国法与党纪的无缝对接。
　　
　　90年反腐的铿锵语录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其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
　　“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
　　――何叔衡，瑞金时期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被称为“何青天”。
　　“共产党人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胡耀邦，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刚正不阿、厉行反腐闻名。1981年，因为其胞兄安排其子在县里工作，被胡 耀邦同志严斥，并要开除其党籍，胡耀邦同志的正气遂被胞兄骂为“忘恩负义”。
　　“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我们要 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反腐败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一直着力于进行理论创建和实践，反腐理论也成为邓小平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要我们党自己不腐败，自己不蜕变，谁也演变不了我们！”
　　――在共产党处于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时，江泽民将反腐工作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拒腐防变也是“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群众观”融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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