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首宴请末代皇帝等】电影《末代皇帝》高清

　　开国元首宴请末代皇帝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这个客人非同一般，是你们的顶头上司。”
　　这时，一位50多岁的男人步入客厅。毛泽东说：“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几位老者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站起来鞠躬致意。
　　餐桌上，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他给溥仪夹了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问他：“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溥仪忙说：“不错，不错。”毛泽东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说：“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
　　毛泽东听说溥仪已离婚，关切地说：“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溥仪点头：“主席言之有理。”
　　饭后，毛泽东与客人合影留念。毛主席见溥仪站在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因照常理右为上。毛泽东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又重新让摄影师再拍了一张照片。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摘自《开国元首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柯云/文）
　　
　　遇罗锦的离婚案
　　
　　“文革”中写作《出身论》而受极刑的遇罗克之妹遇罗锦的离婚案因为恰逢涉及离婚规定的新婚姻法的出台，在当时备受瞩目。
　　1966年，北京女青年遇罗锦“因言获罪”，被判劳教三年。之后遇罗锦到河北省临西县插队落户，并结了婚。四年后她离了婚，不久与有北京户口的蔡钟培结婚，从而回到了北京。
　　不久后，认为没有爱情的遇罗锦再次提出了离婚。蔡钟培不同意，说遇罗锦利用他做跳板，忘恩负义，“没有爱情”只是借口。案件广为报道后，各地都有人谴责遇罗锦，也有很多人被遇罗锦“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说法触动，特别是看过她在1980年3月号《当代》杂志上发表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之后。遇罗锦在文章中描述了“文革”期间她的第一段婚姻的不幸和对爱情的热切盼望，把她的不幸归结到“文革”及极左思潮，引来了无数同情。
　　对遇罗锦离婚案的讨论不断升温，负责判决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党春源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引用恩格斯的话为她辩护――“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1980年9月，党春源作出了让两人离婚的一审判决。
　　同时，报纸上的评论也愈加炽热，观点针锋相对，这既是针对遇罗锦案，也是针对婚姻法如何实施的讨论。
　　蔡钟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1981年，更换了审判长的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拟了一份新的协议：“……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摘自《民主与法制》，王丽英/文）
　　
　　民国时期怎样打击空置房
　　
　　1947年，广州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在工薪阶层眼里，租房成本比抗战前还要高。一个市立中学的高级教师，月薪两万法币，津贴五千，拿着这两万五的“高工资”，只能买几百根油条。如果家里没有房子，在市区租一个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的小单间，每月要花去一万左右，租房的开支占到了月收入的四成以上。民国广州出现了真正的房荒。
　　但房荒永远是相对的。作家张恨水在解放前就说过这么一句很精辟的话：“所谓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数人，却有极少数人反有房多照顾不过来的痛苦。”作家柯灵也说过：“其实何尝有房荒，平民虽立锥无地，而达官贵客巨宅连云。”解放前的广州，就跟张恨水、柯灵等人描述的一模一样：一方面是多数人租不起房更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少数有钱或有权者坐拥大批豪宅，住不完就让它空着。
　　广州市政府为了缓解房荒，曾经下狠手打击过空置房：空置房必须出租，超过合理使用面积的房屋也必须出租，而且出租期间不能抬租，不能加租，不能变相加租，不能借口翻建赶走房客，否则必须支付房客搬家费。如果自恃有钱，拒绝将空置房出租，则政府可以推平其房屋，拍卖其土地。
　　当时广州所采取的强硬手段，现在仍然被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私人财产很受重视的一些西方国家使用着，而且效果非凡。（摘自《中国经营报》，李开周/文）
　　
　　沈从文的师生恋
　　
　　在中国文坛上，沈从文和张兆和是有名的师生恋之一。
　　沈从文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老师。第一堂课,他用十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后，不知所措，在黑板上写着：“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目睹沈从文出洋相的女生中，就有张兆和。张兆和出身名门，容貌漂亮，有大批追求者。沈从文的追求方式是写情书。张兆和没有回信，以沉默拒绝。然而沈从文的来信越来越多，她不胜其烦，决定找校长胡适。岂料，此前沈从文因为追求不到张兆和曾找胡适哭诉，胡适说会出面帮他一把。
　　于是他们有了这样一番对话：“沈老师给我写这些可不好！”“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不要讲！”“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我顽固地不爱他！”
　　在沈从文的爱情攻势下，张兆和还是动摇了。1933年暑假，张兆和毕业后回到苏州，沈从文追随而来。沈从文到张家做客很受欢迎。寒假时，他第二次到张家做客，回青岛后写信托张允和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悄悄到邮局拍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这位“乡下人”终于喝上了爱情的甜酒。（摘自《新华日报》，王稼句/文）
　　
　　黑帮大佬杜月笙做慈善
　　
　　杜月笙是解放前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但同时一直积极投身慈善。
　　杜月笙的慈善生涯始于1922年浙江的特大水灾。在募捐游艺大会上，杜月笙捐了300元大洋。1927年前后他进入工商界后，开始积极参与赈灾工作，组织发起了各种形式的游艺演剧助赈。
　　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蔡廷锴血战淞沪，杜月笙和史量才等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杜月笙是副会长。他在学生界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并亲自在战火中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物资。蔡廷锴曾说：“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争期间共募集了93万元捐款，为前线军队提供了大量物资，还开办了65个收容所，收容了3万多难民。据《申报》报道，“该会救济组所开办的7处临时医药所中，其中有4所为杜月笙出资兴建；为救济崇明难民，杜月笙又捐资1000元，占总捐款额的四分之一。”
　　杜月笙还领导上海浦东同乡会积极为东北义军及难民募集捐款。仅1932年7月至1933年5月间，同乡会就开展数十次募集捐款活动，获得捐款17万多元。
　　1934年11月，杜月笙被推选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他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多支救护队，创立24所临时救护医院，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
　　杜月笙还直接创办慈善公益机构。1931年，杜月笙和金廷荪各捐资10000余元在浙江创办了宁波市时疫医院、仁济医院。1933年5月，他又与虞洽卿等人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摘自《翻阅日历》，易敏/文）
　　
　　刘伯承曾拒绝入党
　　
　　1923年秋冬，刘伯承对军阀混战心生厌倦。在最苦闷的时候，他的两个共产党的好朋友及时给他指明了方向，一个是吴玉章，一个是杨?公。
　　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杨?公是大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吴、杨对刘伯承的人品、学识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十分敬佩，有意发展他为中共党员。一次，刘伯承的朋友陈紫舆劝说刘伯承加入共产党，杨?公也对此寄予希望。刘伯承坦率而又严肃地回答说：“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1925年2月，刘伯承与吴玉章到达北京，访问了吴玉章的学生、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等人。赵世炎介绍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他们返回上海，拜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此时，正值“五卅”运动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许多商人罢市。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正巧赶上了省港大罢工。这半年多来，刘伯承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通过实际考察，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地救国救民。1926年5月13日，经杨?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摘自《党史文苑》，和璐/文）

相关热词搜索：末代 元首 开国 开国元首宴请末代皇帝等 北魏开国末代皇帝 明朝开国末代皇帝年号